1948年2月20日，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信里谈了很多，特别是言及关于这一年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院士选举的事，尤其发人兴味。董作宾殷切地表明，他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的院士的机会，反而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实，不要等董作宾的建议，在胡适的心目里，郭沫若早就具备院士桂冠的资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孙山”。试看胡适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可知，他于当天发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体现了他对于谁可以享有这分学术荣誉的认可程度：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至于在“人文地理”与“民族学”这两个领域里，胡适则“想不出人名”，无法肯定有哪位学人可以进入院士的行列。
依据第一届院士当选人后来更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选举过程，从1946年开始筹划，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人，至1947年由中研院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翌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当时的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研院的评议员，自然可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同时还可以在选举之际投票。董作宾的“请求”，自有其原因。
然而，究竟谁才得以享有院士的荣光，绝对不是胡适一个人说了就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样也可以“研究机构”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因此史语所所务会议上也通过了一份史语所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征、徐中舒、陈受颐。
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
和胡适的提名名单两相对比，出入之处颇堪玩味，像哲学大家冯友兰居然不在胡适的名单之列。本院翟志成教授便认为，这很可能象征着胡适对冯友兰的敌对态度。不过，胡适究竟未可一手包揽，冯友兰终究还是荣膺了此衔。更有意思的是，向来和胡适唱反调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选人，而且最后还可以戴上这顶学术桂冠，其象征意义，更是令众人侧目。
异军突起于五四时代的郭沫若，本来是诗人，政治兴趣亦浓厚之至。早在1927年他便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篇讨蒋檄文，把蒋视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场鲜明，可见一斑。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后，身为远航的游子，无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阵营里去了，于是又转而拿起笔来将之当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战场上开火。然而，作为诗人而崛起文坛的他，并没有继续深入向文艺领域进军，反倒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献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转折颇为费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兴趣。史界前辈余英时先生与逯耀东先生都曾论证指出，郭沫若之转治古史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他想要打倒胡适。观乎他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讽胡适，可谓确得其解。郭沫若的这部书，极力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符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可视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但是，这部书的史料基础却也颇称扎实，是他“颇用心于甲骨文字与古金文字之学”的结果。同样，亦治甲骨之学的董作宾便曾评价述说道：
……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对双方研治甲骨之学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当然，史语所同仁对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见。首任所长傅斯年便批判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旧史不足征，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旧史料之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顾不论其本不必合与无须抹杀也”；而以《甲骨学商史论丛》扬名的胡厚宣亦在致傅斯年报告己身打算撰述是书的信函里，同样批评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杀甲骨文中证据，此大不该也”，评价不高。
待郭沫若之名列入院士候选人的名单，在中研院评议会里讨论时，意见就更多了。当时傅斯年远在美国治病，所务由他向来欣赏的夏鼐代理，他很详尽地向傅斯年汇报了当时的场景。夏鼐在信里说，当时评议会里讨论各方推荐名单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时，各有所见。例如，胡适于哲学领域又多推荐了一位陈康，因为“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于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会中还“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至于不是评议员的王叔岷则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但是，刘文典最后还是居于院士候选人之列）。然而，最引起争议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来的推荐名单上有化学科之赵承嘏与萨本铁二人，惟“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等。不是评议员但是代理所务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会，见此局面，“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声言曰：“……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后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
显然，郭沫若之终可当选中研院院士，实有赖于夏鼐的一席话，否则，他可是连院士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呢。
夏鼐本人对于这次的院士选举还有一些想法，在给傅斯年的私信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都有长篇大论的说明，这里就不多谈了。
法国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对“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构成，有精彩的论述。在他那里，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知识场域，是由占据着不同知识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众多行动者（agents）所构成的。在这个“场域”里的每一个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种明确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他们亦各有其明确独特的“重量”或是权威性，所以，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场域”。这个“场域”里的行动者，彼此相互竞争。竞争什么呢？那些可以界定什么是知识／思想既成体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当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权利（right）。只是，在一个“场域”里，其实还可以看到许多的“次场域”（sub-field），它们在这个“大场域”里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内部也有和在“大场域”一样的情境。Bourdieu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的理念的位置或关系的属性：在一个“场域”里，正统／异端其实是相互界定的。这样看来，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本为学林盛事；然而，它绝对不会只是“学术”而已。学者之间，对于谁可以荣膺这顶知识场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选人的理由。“知识场域”里的权力关系，于此思过半矣。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于扬名立世（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罢？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作为当时的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的。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1941年秋天，怀抱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心愿的王叔岷，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这里是地图上绝对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军的炸弹，没有朝这儿丢下来的理由。漫天战火之际，飘泊万里，中研院（以史语所为主）的一群读书人，好不容易才寻觅到这方“桃花源”，终于可以暂时歇脚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报到的“新鲜人”。照当时的规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到板栗坳来完成学业。王叔岷的学术道路，就在这片“庭前多好鸟”、“户外多修竹”的天地里开展了。
王叔岷是四川大学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毕业生，却没机会留在系里当助教。前途茫茫之际，经过老师徐中舒的点拨，他才决意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川大校园里颇有才子之名的王叔岷，来到李庄，首先拜见了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并把自己的诗文呈请指导。傅斯年翻了一翻，便询问王叔岷的未来研究课题。王叔岷称想研究《庄子》。傅斯年笑了一笑，竟开始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这一章，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忽然，傅斯年严肃地告诫王叔岷道，研究《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他又翻了一翻王叔岷的诗文，定下了一条规矩：“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只好唯唯诺诺而退。在名义上，王叔岷的导师是远在昆明的汤用彤，师生之间只能靠书信联络。王叔岷在信里向导师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汤的复函则告诫道，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工夫”四个字而已。在傅、汤两位学术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确实“痛下工夫”，1943年毕业，留在史语所任职，此后著作等身，在文史学界挣得了难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