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作者：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
尽管存在不少问题，无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的各个历史阶段，外来移民都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大批人口是从青壮年开始的，美国实际上省去了大笔培养费，也就是说白捡现成的人才和劳力。在这点上美国的确是非常幸运。在“供应方”客观上存在着由于种种原因自愿离开本土流入美国的人群；在“需求方”有挑选的权力。结果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谓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以前的不说，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流入美国的科学家已超过16万人。这一趋势一直有增无减，新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越来越高，80年代流入美国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达150万。美国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工业的职工是国际化的（具体数字略）。人们预言，下一代的美国科技人员将主要由（新）移民组成。
2010年，在肯尼迪宇航中心举行的一个美国入籍仪式。
除去看得见的高科技、高学历外，移民还给美国带来许多看不见的好处：他们不论是办大企业还是做小生意，都给美国增加大量税收，创造就业机会，给走下坡路的城市带来活力，纽约是明显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和早期的欧洲移民一样，既然到美国来谋生，绝大多数必然是最能吃苦耐劳，具备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也就是给整体的美国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仅举两个最突出的族群以见一斑：犹太人和亚洲人。
1）犹太人：早的不说，自19世纪80年代起直到二战之后，大批东欧和德国犹太人移居美国，他们先后逃避沙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排犹，以二战中规模最大。这批犹太人对美国是一大丰收，越到后来，文化层次越高。由于犹太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根据70年代的统计，犹太裔占美国人口总数2.5%，但是占受大学教育的人口8%。特别是从苏联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文化程度最高，以至于移民问题成为美苏之间的一项争端。1990年代美国国会一年一度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其所依据的《杰克逊-瓦尼克法》原来就是针对苏联限制人才外流的，其中主要涉及的是犹太人。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为苏联限制人才外流辩护，其中提到美国一位高级人士承认，美国50%的数学问题是苏联移民解决的。
20世纪来美的犹太人多属中上层，有财产、有文化、有政治活动能力，因受迫害而团结，能量极大。到二战结束时已成为能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的重要力量。杜鲁门在关键时刻不顾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的意见，决定支持以色列建国而得罪大批阿拉伯国家，究其原因，出于选票的考虑是明的一面，因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已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暗的一面还有希望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不再那样大量地流向美国。但是后一个目的收效不大，由于中东局势动荡不安，更由于在美国成功的机会显著优越，多数犹太移民的首选还是美国。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并未阻止犹太人不断流向美国，相反，美国公民中犹太族群的压力却对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犹太人已汇入社会精英的主流，对科技、学术、教育、企业和政治都起着远超过其绝对人数的作用。应该说，在过去曾经受歧视的族裔中，犹太人基本上已融入主流，甚至于已取得“先来者”的地位。
2）亚裔族群。20世纪下半叶的亚裔移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包括华人、韩国、日本和越南，在美国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还不能与犹太人相比，但是近年来正在急剧上升，而且也是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门，充实了人才之不足。特别是1965年移民法之后，亚裔移民猛增。该移民法重点照顾两种人：家庭团聚和有美国所需要的技能。而大量进入美国的亚洲人多是第二种人。在1971-1980的移民中亚洲人占34%，高于欧洲人而低于美洲移民（41%），而1980-1984年间亚洲移民达48%，高于西半球（37%）。尽管多数亚洲国家本身教育落后，平均文化水平不高，但移居美国的人口却高于美国平均文化水平。例如80年代，美国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占人口总数71%，大学和研究生为44%，而这一时期的亚洲移民的平均学历分别为87%和70%。而且，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赴美前多少对西方文化和美国的制度有所了解，并懂英语，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美国社会适应力强，过程短，比较能迅速上升到中上层，在奋斗上升的过程中也对美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2010年，美国各州人口中亚裔族群所占比例图示。
3）单就华人而言，19世纪的华工移民对开发美国西部，特别是建造铁路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以后又备受歧视、排斥和压迫。这种歧视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一方面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赢得美国公众的同情和尊敬；一方面，美国逐渐倾向于反法西斯阵线，华人在美的处境因而得到逐步改善。珍珠港事变后，中美正式结盟，美国罗斯福政府在带头废除治外法权的同时也于1943年正式废除排华法，从此至少在法律上华人移民享受与其他族裔同样的权利。直到2010和2011年，参众两院才正式通过决议为排华道歉。
华人成分开始改变并对美国知识经济作出贡献主要在二战以后。华人精英流向美国大体上有几次浪潮：
一、二战结束后，大学生（毕业或肄业）到美国留学成风，美国几乎取代了欧洲和战前的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点。不久，中国内战爆发，这批人就此滞留美国；随后，由于政治的或家庭等原因，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家庭去国，不论第一站落脚在哪里，其中大部分人最后辗转都到了美国，形成小小的高潮。美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则因“冷战”和战后建设的需要，放松且鼓励华人长期居留和入籍。
二、1965年约翰逊政府颁布新移民法之后，又出现华人移民高潮，绝大多数来自台湾和香港，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学和研究生以上学历。这批人与第一、二批共同形成华人的中坚，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在美华人的形象。据美国官方统计数字，自战后到1980年大约有10万华裔高级知识分子定居美国。
纽约是美国华裔人群最集中的城市，拥有超过50万的华裔人口。图为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唐人街。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又有大批大陆的留学生源源不断涌向美国。开始多以“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自许，但是结果回来的比例很小。198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寄予很大希望，鼓励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以便在各个领域内发挥作用，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改革与控制移民法》中列入了留学生必须返回原住地工作两年后方能再到美国申请居留的规定。但是这一规定还来不及认真实施，发生了1989年的事件，美国政府立即对中国留学生暂缓实行此项规定，并宣布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到达美国的中国人可以自动得到绿卡，不在此规定内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也因此更容易得到各种机会继续升学或工作，这样，又留下了一批。进入21世纪，这一潮流方兴未艾。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分裂、动荡和种种其他原因造成了一批一批的精英人才流失，同时也是美国的人才丰收。美国对华人入境时紧时松，一是视本身建设的需要，挑选人才，二是政治原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象是，凡是中国政府对出国人员限制较紧时，美国就放松，甚至以此做文章；反之，中方放松时，美国就加紧限制。另外还有政府政策不能左右的原因：例如美国高等学府愿意录取的学生、某些科研单位或企业愿意雇用的人才，政府很难阻挡。一般说来，受过高等教育而想争取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有一定的工作技能，生存能力、活动能力都比较强，总是有办法留下来。
华人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美国的智力资源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各级高科技人才的群体。华人的作用极为突出。总的说来，20世纪后半的华人学历日益提高，尽管他们在上层社会是后来者，对美国知识经济的贡献却正以加速度增长。他们多在科技、教育、学术界，从事研究和教学，其比例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如果说“科教兴国”，那么他们对美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兴”功不可没。
总之，移民国家的特点对美国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起了极大作用，不论有多少负面的问题，总平均利远大于弊，美国由此获得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望其项背的，谁都知道，近亲结婚会造成退化。美国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人口素质上不断优化。老龄化是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源源不断的移民可使美国部分地缓解这方面的问题。这是美国特有的先天加后天的优势，其他国家很难仿效。
“美国人”是由对共同的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维系在一起的
但是，福兮祸之所倚，当后来移民汹涌而来，有压倒原来的主流WASP之势，事情就起了变化。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美国化”的问题。“美国人”与大多数其他国人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对共同的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维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体现在宪法中的政治原则。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陆续不断接纳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各种族的人而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广义的），有认同感，有凝聚力。因此，对“美国化”提出质疑，必然表现在向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
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和极右派在民族问题上殊途同归
19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高涨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种族问题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融入主流，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主流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族群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前者认为不应该“化”，后者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美国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并坚持以个人而不是以族群为单位。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而认为进一步强调族群区别将适得其反。
1970年代这一分歧暂时沉寂，到80年代后期又抬头，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涉及的主要是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80年代后期，在一批大学中兴起的反抗浪潮被美国评论界称为“文化革命”，矛头集中指向本科生必修的西方文化课，指责西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白色男性有产者”（有时还加上“异性恋者”）建立的文化，从本质上是反对并压迫黑人和其他非西方种族的。这派人要求在文化史的课程中以第三世界的文学历史和女权主义的作品来代替柏拉图、荷马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等传统的经典著作。此事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开头，迫使校方修改了课程，紧接着哥伦比亚、芝加哥、密歇根、威斯康星、伯克利加州等一大批大学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在这一冲击下，许多大学另开设了非洲学或关于其他第三世界种族的文化课程，进而设立了非洲学系、专业或研究中心。这一浪潮的另外一项内容是改变教师队伍成分，要求立即增加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教师，当然吸收少数族裔学生更不在话下。这是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强烈的自我表现，也是对美国长期有形、无形的白人中心的逆反。这一思潮中最激进的是以黑人优越论和“非洲中心论”来代替白人优越论、西方中心论，以种种文明来源的“考证”为依据。
一批主张“非洲中心论”的英文学术著作。
当然，美国是一个非标新立异不足以引起注意的社会，所以反主流的言论总要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不过持此论者不仅是一般的激进青年，而是相当有地位的名牌大学教授，并有宏篇巨著。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反主流文化又与各种最时髦的新潮学说结合起来，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后建构主义”、“读者-反应论”等等。总的是否定一切西方文明的基础：民主政治、自由市场、规章制度、适当的程序，不承认有客观真理的存在，一切都在于每个人主观的“解读”。这一思潮又被称作“新学”，或“后现代”。
问题真正的焦点是在如何看待美国历史，就全国而言争论更主要是在史学界，从大学发展到中小学历史教学。20世纪末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是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用于中小学，以下称《标准》）的大辩论。1989年全国州长联席会议通过呼吁书，要求政府制定中小学教学统一的标准，经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主持，组织全国一流的专业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共同努力，并征求各对立学派的意见，到1994年国会两院正式通过《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文教学术界这样大规模的由官方组织的联合“攻关”，在美国尚属罕见。但是，尽管是妥协的产品，公布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都很尖锐，焦点还是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各占的地位问题。连国会也介入了争论。到1996年再出一个妥协的版本，才告一段落，但是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结束，也不会结束。加之国会干预学术，强迫历史学家制造“官方版本”的做法违反美国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引起广大知识分子愤慨。实际上《标准》只是示范，并不能强迫学校一定采用，而许多中小学教员更喜欢原版。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出现的这场空前的官民共同介入的事件反映出的是多元种族社会已经影响到文化认同问题。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那种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情景已是明日黄花。如何维持“一个”美国，成为了问题。再者，与以前不同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各自的祖国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使得这些族群伸张自己的文化，维护群体利益的意识上升，不再把“美国化”视为当然。
这一趋势引起主流精英的忧心忡忡。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于1991年就出版了以“美国的分化——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为标题的著作，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忧思。在我国名噪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版于两年之后，说的是国际，直接忧虑实际是国内，反映了对白人主流地位的丧失的深刻担心。2007年又有一本“穿越”科幻小说，题为《美利坚分裂国（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幻想美国当初在制宪会议上没有达成建立联邦的协议，始终是“邦联”，于是各邦（州）之间冲突和战争不断，最终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当前媒体又开始用美国“分化”一词，并不新鲜。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分化的担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划分的世界九大文明。
9.11以后，穆斯林成为歧视对象。矛盾的焦点还有墨西哥移民。在小布什任内，破天荒第一次，美国总统宣布英语为美国正式语言。这令许多人不解，英语是美国国语，还需要规定？这说明美国主流文化进一步感到威胁，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语裔。筑墙也非自今日始。小布什任内已经有派兵防守美墨边界，以制止墨西哥人的涌入之举，被反对者讥为另一种“柏林墙”。关于已经进入的非法移民如何处理的问题，小布什提出“综合移民改革法案”就已经引起争论：对于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既往不咎，开过渡到合法公民的方便之门，则更难制止后来的非法移民；如一律遣送出境，显然不切实际。当年的争论已引起过以拉美裔为主的新移民大游行。
凡是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种族矛盾就突显出来。现在又加上反恐因素，外加经济低迷，显然加剧了对移民的防范和排斥。
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在五角大楼签署了一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未来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所涉七国均为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
移民问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悖论，应对这个问题，主流美国白人中间，以及执政者中间长期存在分歧。特朗普只不过代表了某一派的主张。只是以最高执政者的身份，公然把信仰某种宗教的族群和几个国家的国民笼统定为排斥对象，并且以行政命令付诸行动而不计后果，无论对国内和国际，都越过了底线。即使紧接9.11之后，民众中开始有针对穆斯林的情绪时，小布什政府的官方表态中都强调大多数穆斯林是良民，绝非恐怖主义者，至少在理论上还维持了一定的原则。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人物斯蒂夫·班农在为特朗普的禁穆令辩护时，一再用“犹太基督（Judeo-Christian）”一词，把以此为标志的“西方”与全体伊斯兰对立起来，提出“犹太基督的西方”与“圣战-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之说。“犹太基督”是美国基督教中极端保守的一派。这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提法已经超越移民问题，等于是要导向宗教战争。当然，现在司法方面已经暂时制止了特朗普的禁穆令的实施。特朗普本人以及其政府高官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的狂言，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到政策中，尚待观察。
单就“筑墙”而言，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作用，有人比之柏林墙只是嘲弄而已——一个是阻挡外人进来，说明还有这么多人想进来；一个是禁止自己人外逃，而且格杀勿论，显然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更深层次的，美国核心价值观和宪法精神是否得以持续，现有的制衡机制是否失效，那就不仅是对待移民问题，还涉及一系列特朗普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社会分裂的问题，几股力量的斗争方兴未艾，可能不是短期内能见分晓的。这场大动荡的结局是产生再一次深刻的制度革新，为美国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还是使美国从此一蹶不振，果真是人们议论已久的美国衰落的开始，这是对全体美国人民的考验。不论结果如何，其影响不可能只限制在美国一国之内，这也是我等外人不得不关心的原因。
（本文作者：资中筠；编辑：陈菲；文中图片与小标皆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其它媒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研究员。退休后仍从事著述和学术活动。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早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七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在国际政治、美国研究及中西思想文化方面多有著述。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创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二十世纪的美国》（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一）、《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最新修订版更名《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资中筠自选集》（五卷），《美国十讲》、《老生常谈》、《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等。翻译有巴尔扎克（法国）、薇拉·凯瑟（美国）、阿兰·德波顿（英国）等人的著作。
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未经授权，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关注我们，可在微信里搜索ThinkerBig添加公众号，
或长按下方二维码识别添加订阅。
微信公众号已开放置顶功能，欢迎您在本号设置页面里打开置顶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