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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前的一百年，除了英国打的布尔战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欧洲处于前所未有的和平之中，和平除了红利，也会累计不平等，当不平等累计到一定程度，必须有一种解决方案。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就会出现根本矛盾，税收负担与国家秩序受益人不一致，当税收负担不断下沉，足以影响“活下去”的可能性的时候，秩序保不住，1%群体与99%的群体一起承受秩序破坏的损失。
1%群体没有为维持他们资本收益的国家负担足够的税收，谁要是敢对他们动刀子，也一定没有好结果，因为欧洲此时也不民主。理论上，改善不平等最平和的路径是累进税，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税无论何时，都非常痛苦，和平年代用税进行调整，即使是张居正一样被清算。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人命损伤无数，财产的物理损失是惊人的，但战争增进了平等。首先，1%群体的资本及收益大受损失，欧洲国家的国债主要通过通货膨胀赖掉了，金融资产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形式，在战争、革命时最脆弱。战争使得1%群体负担更多的税收，战争使得资本回报受到极大的影响，并带来巨大的财产破坏。
今天所谓的普选、女权都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战争需要更大范围的动员，也就需要给予更多的权利。因为男性劳动力去战场厮杀，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参与劳动，获得独立的经济收入，也因此获得独立的地位。如果没有战争，选举权、女性的改革要来的慢的多。虽然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人涌上街头，法国黄马甲瘫痪了法国，美国CIA＋NGO也喜欢组织街头运动，并说这是言论自由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其实，历史表明，真正的变革代价要大的多，如果不是战争这种暴烈的冲击力量，其他那些花里胡哨小玩意根本没用。
有人说二战后，欧洲的福利社会是跟苏联争夺人心，其实，我倒是认为，欧洲二战普遍性的进入福利社会的原因是殖民地的丧失。通过南美北美的殖民地，欧洲输出了过剩的人口，社会能够容忍更大的不平等，穷人通过剥夺原住民的财产，实现了“财务自由”。当二战之后民族独立浪潮来临的时候，通过外部资源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性已尽没有，内部解决问题，无非是更高的税率、更多的福利，延长不平等累计的时间，仅此而已。
因为中国和印度不同的建国之路，印度是精英接管，建国时资产未遭到破坏，中国是经过血腥的内战，人命、财产损失惨重。《告别革命》的论调是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如此一来，中国人为革命所付出的牺牲价值就大打折扣。就中国面临两种问题，一种是内部的极度不平等，二种是外部强加给中国的国家间的不平等。中国革命后来就是先土地革命解决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用朝鲜战争让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国应该被平等地对待。
革命的逻辑就是对产权进行激烈的调整，给国家财政一个良好的初始税基，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就是用革命的成果，分得土地的农民的农业剩余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中国通过革命获得的第一桶金。随后，又通过工业化的成果去反哺农业，工业的剩余去对农村地区进行新农村建设。
对于那些否定革命意义的人，我只问一句，旧中国不平等怎么办？不消除这种极端的不平等，根本不可能重建税基，也不可能动员更多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印度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旧中国面临的问题，国家没有一个平等的起点，也是南美洲国家面临的问题，土地改革只是消除不平等的一种形式，没有这一步，问题只是积累。印度用宗教平抑底层的不满，南美的底层用暴力和毒品回应不平等。
之前，我曾经写过文章，平等在经济学上是合算的，要养住中国的工业产能，必须要维护老百姓的购买力，扶贫就是这样的行动。同样的，革命是重建平等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什么需要反思的，也不要自作聪明可以省下来。前三十年，我们享受了革命带来的平等红利，经过四十年，我们累计了不平等，要延缓这种趋势，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成为了关键因素。
平等从来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群体生存的策略。“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得不到中国历史的佐证，881年攻入西安的时候，唐朝的上层也没法跟黄巢讲这个道理，从东汉绵延至唐朝的高门大族作为一个整体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