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人物志】
慈禧的知识
光绪和隆裕的故事：身体与政治，命运与国运
李鸿章的衣钵
君子误国，甚于小人
愚人误国
善耆：所谓开明
程家柽：与虎谋皮
宝廷：政治与风月
《清史稿·宝廷传》最末一句谈到其后裔：“子寿富，庶吉士。庚子，拳匪乱，殉难，自有传。”
能在清史稿立传，自然非同凡响。由此来说寿富。
光绪八年（1882），宝廷于出差途中，纳江山船妓，向朝廷禀报的理由倒也正大：他有五个过世的兄弟，身后皆无子嗣，可惜自家只有两个儿子，自用有余，救济不足，所以他要娶一房妾，再生几个孩子，以便过继到兄弟名下，帮他们传承香火。不过自娶妾至去世，前后八年，似无生产消息。宝廷膝下，依然两子，长子即寿富，字伯茀。
寿富是大孝子。《清史稿》云：“宝廷罢官早，家贫甚，性癖泉石，寿富事父能委曲以適其意旨。”宝廷死后，“寿富寝处苫块，并盐酪不入口，今二年矣”（《翁同龢日记》），“寝处苫块”“盐酪不入口”等，都是古人居丧之礼，等到动荡的晚清，已经不大讲究了，所以有人笑寿富矫情，唯有翁同龢这样的老夫子表示“敬之爱之”。
对比父亲，寿富身上，有肖的一面，如才华、气节、家国情怀。两百年前的夏天，孙雄在友人组织的饭局之上遇到寿富，发现“其为人勇于自任，虑一事发一言，千人非笑不顾也”。后来他撰《诗史阁诗话》，引用张謇写寿富的诗：“坐阅飞腾吾已倦，禁当非笑子能雄。商量旧学成新语，慷慨君恩有父风。”认为这可作为寿富的写照。当然也有不肖的一面——我以为这一面比重更大——譬如宝廷一身名士气，跌宕风流，旷达不羁，不爱江山爱美人，寿富虽然与父亲一样孤傲，却未继承飘逸的情致与洒落的襟怀，而显得老成持重，忧形于色，这间接导致了他的自戕。
宝廷、寿富父子之差异，可以一个细节为证：宝廷名垂青史，或者说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事迹，不在政治，而在风月，如其诗云：“微臣好色由天胜，只爱风流不爱官”“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纪红裙”；寿富则不然，我之所以要写他，要旨有二，一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他在《时务报》发表《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二是庚子国变期间他的自杀，这两点，皆属政治范畴。
在宝廷、寿富的时代，考量一个满族官员的见识，有一条直截了当的标尺，通称“满汉之见”。所谓满汉之见，即在满人与汉人之间，筑成一道权力防火墙，在满人眼里，江山是老子打来，天下由本族坐定，岂容尔等汉人染指，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案，此语通常被冠于慈禧太后名下，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应为刚毅所言：“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我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说到底，满汉之见的本质，不仅是种族意识，更是权力意识。不难想见，如果执政者怀有满汉之见，在其治下，国家必将走向封闭与专制，要命的是，专制制度最讲究国家能力，晚清之满人，却已经虚弱、颟顸到无能，对他们而言，满汉之见可比猛药或催化剂，只可能加速政权衰亡；反之，如果能够打破满汉之见，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对待汉人，正如对待洋人，哪怕执政者才具平常，单凭这份格局，足以有所作为，至少可减缓政权衰亡。前者之代表，如刚毅、载漪，后者之代表，除了我们常讲的肃顺、荣禄，还有文庆等人，文庆与肃顺同时代，一直主张重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都曾得到他的保举，其名言云：“……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於大计者乎？”
寿富（1865-1900）
寿富亦属后者。他不但以身作则，还呼吁同胞，不要被满汉之见所束缚。林琴南是宝廷的学生，与寿富兄弟论交，寿富死后，他为之作行状，称其“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八旗子弟励学”（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那篇《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谈不上体大思精，才高识远，唯独一腔热血，一派深情，一口一个“愿我兄弟”，向同族喊话：“愿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谋富强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尽其才，厚培本根，力开盘错。”“愿我兄弟思祖宗立功之勤，闵君父当局之苦，哀身家之莫保，念子孙之流离，雪涕奋兴，起谋王室，气运不难强挽，安危可望转圜。”“愿我兄弟勿恃广土，侈然以自大也。”“愿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也。”……其痛也深，其言也哀，纵使不是八旗子弟，读之依然动容。
此文撰于戊戌变法前一年，后来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寿富则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并列，被视为“戊戌变法人物”。结合这一历史背景，可知《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为什么会引来满人哗然，以至深恶痛绝，“八旗人士詈伯福者盈耳，指为妖妄者十人而九也。”这已经不只是满汉之争，还是新旧之争。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以寿富的立场与言行，本该受罚，这回他却沾了皇族的光，免于诛戮，朝廷勒令其岳父联元严加约束。此后刚毅执政，用满排汉，一反寿富的思想，故而他愤然曰：“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满人闻后大骂道：“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赵炳麟《寿太史传》）
《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有言：“民权起，大族之祸烈，戎祸兴，大族之祸更烈。”“大族”即八旗。据此言，孙雄称赞寿富具有先见之明，逆料了庚子之变与辛亥革命，这大抵属于过誉之词。庚子之变与民权无关，戎祸是结果而非原因，事后追责，只能归罪于执政者的愚蠢。愚蠢的一大表现，就是仇汉，朝中的汉人官员，倘若不愿逢迎大权在握的刚毅等人，则将丧失话语权，甚至乌纱帽与性命难保。就此说来，要称道寿富的先见之明，不如强调他对满汉之见的批判。
寿富死于庚子之变。他的自缢，首先与联元之死有关。联元是“庚子五忠”之一，所谓五忠，指因反对朝廷重用义和团而遭主政者诛杀的五位大臣。据《清史稿》，朝堂之上，联元与崇绮激烈争论，崇绮称义和团“民气可用”，联元则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言下之意，即斥义和团为匪。后来联元反对与列强开战，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激怒了载漪等人，以致被斩于西市。这与寿富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联元的学派，本是理学，并无这些新思想，戊戌年后，寿富常住联元家里，论说时局大势，加以启蒙教育，导致联元的头脑渐渐趋向开明，从而与朝廷的主流相冲突，终于引火烧身。寿富认为自己害死了岳父，悲痛欲绝。
寿富自杀的第二个原因，可见王照记载。王照的远房表弟华学涑，与寿富是好朋友，两家比邻而居。寿富死前，曾将身后事托付于华学涑、华学澜兄弟。华学涑劝阻道：“洋兵入城，与国祚无关，何必以身殉？”寿富答：“我亦确信洋人不灭我国，但我知太后拉皇上去，则将来议和之后，皇上终不能脱出太后之手。大清不久仍必灭亡，吾何必多活数年。”（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这可称之为“提前殉国”。
什么是先见，这才叫先见。不幸的是，在一个被愚蠢与暴力支配的乱世，拥有这样的先见，反而是一大负担，一种苦难。寿富的观念与德行，使他无法与时代同流合污，正如作为“宗室特出之英”，他无法与腐烂的皇族沆瀣一气，最终只能抛弃时代与民族，绝尘而去。
2017年5月16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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