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春春】
3月17日，默克尔完成了对于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次拜访。这次会见的意义既可以从小处看，也可以往大处说。从小处看，这是美国新任总统与众多外国政要必要的会面之一，有利于双方建立私人联系和信任，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基础；往大处说，这是西方世界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力量——美国和欧盟——实际领袖第一次直接的相互试探，从而很有可能决定西方世界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氛，是倾向于合作还是倾向于龃龉，间接也无疑会产生全球效应。
外界之所以如此看重德美的接触，是因为此前多种迹象表明，未来的德美关系很可能不会像奥巴马时期一样一帆风顺，甚至有直接碰撞的危险。这对本已陷入一片混乱的世界来说，显然不是什么福音。德美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简单说来，是德国有一个“特朗普问题”。
去年11月9日，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消息传来，德国朝野上下震惊不已。这是德国社会主流舆论在一年之内继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第二次彻底误判，而且两次误判的思维逻辑如出一辙：欧盟是欧洲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所做出的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制度性设计，由经济的融合入手，逐步实现了此前甚至是世仇的国家和民族间的和解，从而保证了和平与发展的多赢局面，并且有望进一步走向政治的一体化。这种宝贵的历史经验，怎么可能被英国这个现代化的摇篮、世界贸易的发祥地、实用主义哲学的大本营所无视和抛弃呢？然而事实让德国人了解了自己认识的局限。
特朗普代表了德国人心中美国的反面
同样，世界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内享受了此前少有的繁荣与相对和平，而这一切的制度性保障，基本上属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是西方世界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定义者、价值观的引领者和当仁不让的领袖。这么看来，美国人无论如何缺乏常识也不可能选择特朗普主政，因为这个一来毫无政治经验、二来诚信颇为可疑的房地产商口无遮拦，不分敌我地指责盟国、攻击北约和欧盟，表扬普京，宣布一切原则让位于“美国优先”，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美国的利益优先”，煽动社会对立和对非我族类的仇视，指控作为民主体制监督力量的媒体“散布假新闻”，而且对于自身的信息则是躲躲闪闪——他甚至常年否认自己是德国移民的后裔，而编造自己的先辈来自瑞典。
总之，特朗普代表了德国人眼中正面、积极的美国的反面，正如眼下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所云：特朗普是“非美国的”，“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问题”；德国新任总统、刚刚卸任的前外长施泰因迈尔更是数次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特朗普的排斥，甚至在后者当选时没有致贺，只是以“我们接受了选举结果”传达了不满；当时的联邦政府副总理、社民党主席、如今的外长加布里尔则视特朗普为一种“新的威权和沙文主义国际联盟”的先锋，属于与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法国的勒庞和德国另选党一类的人物；默克尔总理在对特朗普胜选的表态中谈到民主、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而且无论“出身地、肤色、性别、宗教、性取向或政治立场”——这种语言更适合于一堂给小学生上的政治常识或伦理课，而在盟国首脑之间的交流中则是史无前例的。
也就是说，德国人的政治正确性、制度和价值观自信，使自己连续对于英美的发展形势做出了不符合事实的判断。而实际上，这种貌似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遮蔽了自身的某种悖论，即德国引以为傲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严重依赖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的国际秩序设计和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等所谓“国际公共产品”。德国对于美国的依赖，可能远远大于德国公众所愿意理解和承认的程度。
这种依赖关系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上，实则体现了欧盟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捉襟见肘的硬实力短板，而后者正是美国的优势。自从俄罗斯兵不血刃地拿下克里米亚、乌克兰事实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之后，作为乌克兰西化路线的支持者，欧盟实际承受了直接面对俄罗斯的最大地缘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所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普京高调介入叙利亚冲突，又为欧洲按照自己的政治正确性想象政治解决叙利亚内战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威胁欧洲和德国的难民问题和人道主义灾难提高了门槛。
简单说来，当美国在某些方向上收缩自己硬实力的时候，当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需要凭一己之力应对与俄罗斯等大国博弈的时候，或者独自面对文明冲突乱象的时候，欧洲才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活动余地是多么取决于美国的保护伞。德国人视而不见的事实真相是，欧盟和德国优雅而文明的软实力、巧实力，如果离开了美国不那么文明的硬实力，也就好比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按照这个逻辑，特朗普指责德国等众多北约盟国未兑现军费开支承诺倒也不无合理之处，而默克尔在华盛顿的回应显然远远未能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以至于特朗普在会见一天之后仍旧通过推特指责“德国欠北约很多钱”。遗憾的是，特朗普言行的合理性程度往往很有限。
如果说普京的俄罗斯是欧美所面对的共同挑战，那么默克尔该以何种口吻、何种关切同特朗普展开相关话题呢？在欧美国家现职的领导人中间，默克尔可能是与普京打交道经验最丰富的人之一，这其中不仅因为双方都能流利地说对方的语言，也有德俄两国长期以来互敬对方为平等对手，以及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等历史因素。然而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与俄罗斯的关系，始终处于重重疑云的笼罩之下，其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因不合法会见俄罗斯外交人员而被迫辞职一事似乎更加证实了公众的怀疑。在这种气氛中，即使是在两人进行一对一的私下会谈部分，我们也很难想象两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如何协调对俄问题，特朗普每每“大话连篇”的刚愎性格也不允许他躬身下问。
回到双方分歧巨大的难民问题，以及如何对待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问题，德国会受制于美国吗？特朗普称默克尔对待叙利亚等国难民的政策为“灾难”，声称德国犯罪率飙升、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正在准备逃离充斥着难民的德国，而默克尔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则称难民也应该有未来，两人的境界仿佛高下立判。
然而按照上述对于硬实力的分析，再结合特朗普宣布的所谓“美国优先”的去道德化政治行为原则，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从自我预设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理想主义立场出发，基于为纳粹暴行赎罪的历史心理和历史经验所采取的难民政策，具有非常强烈的德国色彩和德国视角，很少兼顾国际环境的现实，因而不宜抽象地在道德层面上无限拔高、无限放大。因为即使德国在建国时制定的《基本法》中规定“受政治迫害者”享有的庇护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通过1993年对《基本法》此条的修订——或者说限定，尤其是规定经由所谓的“安全第三国”抵达德国的人无权获得庇护，已经在实践中偷偷架空了政治庇护权。如果说德国另择党（AfD）能够凭借排外、疑欧等民粹的口号在全德国范围内获得百分之十以上的支持率，Pegida（“欧洲爱国者反对欧洲伊斯兰化”）运动能够以反伊斯兰文化的诉求在德累斯顿等东部地区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那么世人委实不应对美国周期性出现内倾化而“友邦惊诧”。双方讨论问题的焦点，实则应该回到民主法治的框架之下，回应各自选民对诸如移民、难民和就业等热点问题的关切。如果特朗普的二度“禁穆令”很可能也因为国内的法治阻力而无法施行，那么德国也确实无须为美国的民主质量担忧。
德国有理由担忧的地方，同时也是德国的软肋所在，是在特朗普眼中严重失衡的德美经贸关系。德国并不是在真空的条件下成为世界贸易出超第一的国家，2016年单单对美国的贸易出超额就高达490亿欧元。在美国看来，德国无疑是在美国保障的国际安全框架下搭了“便车”。同时，特朗普称德国既在贸易协议谈判中表现巧妙，又人为操纵或压低了欧元的汇率，从而在德美贸易中获得了不正当的好处。在与默克尔会面之后，特朗普发出“我们不是要取胜，我们只是要求公平”的论调，同时又没有指出所谓“公平”的具体含义，这无疑让时时担心第二只靴子落地的德国人更为焦虑：在选举期间，特朗普已经毫不隐晦地声称要对墨西哥、中国以及日本、德国等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默克尔竭尽全力向特朗普表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复杂性，为此特地带着在德美两国皆有大规模投资和生产的西门子、宝马和舍弗勒等德资企业的负责人前往华盛顿，并且专门介绍德国制造背后的秘诀——双元制职业教育。如果特朗普所言放眼四周只见德国车、而德国却不买美国车属实的话，那么原因肯定不在于美国车受到的所谓“不公平”待遇。但是，德国的外贸出超过高、欧元汇率偏低利于德国出口等事实早已一再为其他贸易伙伴所诟病，特朗普并不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德国人的心里确实也是底气不足。
也许，让特朗普稍微了解一下美国曾经引领的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有利于缓解气氛的紧张：首先，德国的经济和就业相当倚重美国市场、并对美获得高额贸易出超是事实；其次，美国也倚重来自德国的224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以及德企在美国所创造的64万个工作岗位，来自德国的设备和技术更是特朗普振兴美国制造业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三，作为欧盟和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德国在贸易和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权有限，特朗普团队把德国作为贸易战和货币战的单一对象，企图在双边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可能也是出于对于欧盟和货币联盟机制的不充分理解。只是不知特朗普是否拥有适度的学习意愿？
德国经济界对于特朗普在与默克尔会见中未能传达更为清晰的贸易政策信息表示了失望。不过，也许这也不是什么更坏的消息。特朗普的语焉不详，恰恰表明了他目前没有比维持现状更佳的解决办法，以及无力在推行“禁穆令”、打击“伊斯兰国”、处理朝核问题等之外再开辟新的经贸战线，而且是向重要的盟友宣战。也许特朗普已经认识到了他作为美国总统、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也并不意味着拥有无限的权力，也明白自己迟早是需要借助建制的力量、需要盟友的。毕竟，美国以一国之力主宰全球事务的时代早已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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