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春 | 傲慢的“女权派痛扁”说的几个偏见

傲慢的“女权派痛扁”说的几个偏见

刘立春

近年来，中国女权行动倡导者们借助网络舆论“个案”，呼吁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最近，大洋彼岸美国娱乐圈打了个“me too”的喷嚏，此风让中国女权再度感冒。而法国女权主义者对美国“me too”事件的公开反制，不知道哪里又戳到了中国女权行动家们的神经，日前，李思磐就针对中国反对以立法方式处理性骚扰的声音，发表了《女权者痛扁性权派：性骚扰不是性权利！》一文。没错，今天在中国确实有一批人反对以立法、建制的方式处理性骚扰，而李文认为，反对“制度化”的人，主张性骚扰是性权利。本文要指出她的几处荒谬。

女权派中那些要建立处理性骚扰制度者，是为女权建制派。反对女权建制派的其实有好几种，有的人认为，不能把意义模糊的“性骚扰”建制化，在设定相关法规上要高度自制；有的人则不反对将性骚扰建制化，但是认为性权利必须在这个建制化过程中被保障，反性骚扰不是反性权利。很不幸的，李文认为这些人就是主张“性骚扰就是性权利”的“性学派”。

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概念被偷换了： 一是该文中一一被点名的各位反建制者，非但从未发表过“性骚扰是性权利”的说法，而且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学术声辩，甚至法国反对“me too”运动的女权者，都是旗帜鲜明的“反性骚扰”者 。不知道哪位“性权派”说过“性骚扰是性权利”？

李文中被点名的多位“性权派”实际上在别的学术论战场合多次支持女权运动；除了被点名的几位“性权派”之外，李银河、何春蕤等多名女权主义者同样对“建制”保持警惕，且在这些事件中都有过重要论述；而李文中提到的“黄羽飞”，其文中的自我定位是一名“性积极的女权主义者”......。不知道李如何定义这些“性权派”的性别政治身份？ 李文将国内“性权派”论调的简单化，并与女权主义运动进行割裂，实在不是事实。

其二， 李文将中国反对建制的声音归诸于“性学派”，而不是“性权派”。 这是因为，一些中国的女权行动者，她们大概知道，和“人权”、“女权”一样，“性权”有正当性，是个“好词”，所以要鱼目混珠地主张她们的“女权”就是“性权”。因此， 把真正主张“性权”的人，称为“性学”，而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将那些主张“性权利”的人称为“性权派”。 这里非但抹杀了“sexuality”和“sexology”学派之间多年以来的张力、斗争、流变，更深刻的图谋在于，将关于“性”的学术研究——人类所有的和性有关的关系、情感、体验、行为、理解，等等，都归置于“性别”的框架之下，试图抹杀和否认“性”作为理论、学派和现实的独立价值及意义。

李文及其倡导者们多次强调 “权力关系”和“性骚扰”建制，但建制派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具体的“性骚扰”的概念，以及“权力关系”的范围。

现在讨论的性骚扰，是否包括强奸、强制猥亵、强迫卖淫等性侵害犯罪？是否包括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涉性的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还是中国《妇保法》中早有规定的，职场中的上下级之间的强迫性行为？还是校园里面你情我愿的师生恋？还是娱乐圈的“潜规则”？还是公交地铁的“摸一把”？立法上，对于这些行为有没有追溯力？是从建制之后开始执行，还是十年前的事情可以翻翻旧账，还是可以把鲁迅、沈从文、乃至偷看织女洗澡的牛郎拉出来鞭尸？

目前的反性骚扰行动既拿不出具有社会学抽样意义的调查结果，也不对一系列重要概念进行严格定义， 而是运用不断上升的媒体舆论及个案扩张，进行“联署”等情绪煽动，开展“运动”，这种做法值得警惕。 而潘绥铭、黄盈盈等学者，建立在科学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性骚扰”现状调查指出，中国人认为的“性骚扰”恰恰最多发生在“平等关系”中。建制派们利用了中国人对性骚扰的普遍认识，将她们的建制目标与中国人关于“性骚扰”的理解相勾连，与麦金农式美国女权主义法学派一样，从进入社会动员的一开始， 原本应该限制在具有严格权力关系意义的“性骚扰”概念就被泛化了，扩大了 。源于美国“反性骚扰”立法运动，在西方及美国本土法学界和社会学界，争议和反思也非常大（限于篇幅，不加赘述）， 但本土的“反性骚扰”建制运动，非但不加反思，反而把她们美国母亲娘胎里的原罪一股脑儿带到了中国。

反建制派并不反对建立投诉制度， 但是反对她们“举证责任倒置”的、“有罪推定”的运动和建制理念，他们担忧的，是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概念的无限扩张和泛化、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