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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巨变，人心迷乱。

沸沸扬扬的特朗普禁穆令，凸显了全球移民问题。

近几年，中国政商和知识精英中兴起了一股移民潮，甚至“早发财早移民”成为部分人的流行语。据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的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富豪移民人数居全球第二，达9000人。大批财富被转移到海外，明星英达在美国洗钱涉嫌被查，不过是冰山一角。

他们出走海外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到底是人间弃土，还是人间热土？国人的最佳出路，是仿效少数人移民海外，还是遵从多数人之路，坚守本土？这是时代需要我们迫切回答的问题。

来去自由，往来如风。

或者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或者国家还有种种不足。我们理解离人的初心与苦衷，但是，激越的时代，需要的不是忧郁的叹息，而是深沉的呐喊。

铲除不义，清理历史的牛圈；

立下合约，确定当下的正道；

深耕大地，创造未来的乐土。

中国未来的三部曲，每一步都需要走得深沉艰难，唯有留下来的人，能够完成民族交付的重责与重任，赢得永世的荣耀。

移民并非最佳出路，坚守中国的10亿人，才是未来的英雄。

   移民潮，悲观的“弃船”论

大船将沉，智者先逃。

这是当下中国部分移民的心理根基。虽是错觉，却颇有市场。

这些移民海外的人中，比例不小的是贪官及其家属，2011年中国相关机构曾发布报告称，1990年代以来有1.6万名官员带走合计8000亿不义之财逃逸海外。后虽有机构指出外逃人数和金额有误，但也一度引起轰动。此外，还有一批依靠政商勾结致富，充当权贵“白手套”的部分商人，移民可逃避未来的惩罚。

更多的是合法和自由的移民。这是一个庞杂的群体，有一大批先富起来的正规商人，众多演艺明星，文化人士和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是改革的受益群体，本可作出更大贡献，但却选择了离开，引发了广泛的疑问和巨大的震动。

离开有多种原因，有的是为了更理想的生活环境，追逐蓝天白云，移民躲雾霾。有的是对国家感到不安，法治的缺失使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有的是灰色财富，转移海外逃避惩罚，有的是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日益膨胀的海外移民大潮，不仅带走了财富，更使中国流失了大批人才。仅2009年中国富豪带到加拿大的财富就超过23亿，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为什么他们抛弃父族的土地，避走异邦？部分国人信心不足，根源在于改革不到位，国家面临转型困局。

当下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局。以环境、公平、福利三大牺牲为代价的高速时代落下帷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弊端也开始凸显。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接近动荡线，阶层之间利益矛盾重重；虽有“打虎”行动，腐败问题仍然猖獗；同时，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极限，大片国土雾霾重重，污染严重；社会不公开始加剧，缺少法治，凡此种种，国民不安全感加剧，悲观情绪在部分人中蔓延。

信仰的迷失，使很多人持投机主义态度，缺乏责任感与家国情怀，一旦改革出现挫折，部分人就产生希望破灭感，欲弃中国这艘大船，寻找不沉的乐土。

   移民并非多数人的出路，大国大族需要自强自立

13亿人的大国大族，能移民到哪里？

选择移民对个人来说无可厚非，对于民族来说却非最佳出路。

我们面前有两大逻辑。一是，移民只占少数，非多数人的出路。二是，纵使国家有困局，大国大族，不可能通过移民获得正道。

中国每年向外移民十几万，仅占人口的万分之一，若以70年为一个人生周期，则终其一世，移民海外者，占总人口比重也不过1%。99%的国民，将注定留在父族。

就阶层而言，移民主要集中于中产和权贵。关于中国中产的人数，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测算，中国中产阶层人口为2.17亿，2015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有3亿人。无论哪种统计口径，中产阶层人数不超过3亿，是相对少数，权贵豪门是绝对少数，居于绝大多数的是平民阶层，总人口达10亿之众。

移民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并非国家的主体。

作为大族，中国人不可能仿效犹太人，几千年来在各个民族的缝隙之中求生存。

当下，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接收中国移民人数最多的是美国，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从1980年至2012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总计为163万。平均起来，每年也就数万人，就算美国愿意，全部中国人移民美国也需要上万年，经历无数世代。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容纳下如此大族，除了故土，别无乐土。希望在此岸，不在彼岸。

犹太人在全球两千多年的悲惨命运，华人在印尼大骚乱中的悲惨遭遇均说明，海外并非一定是乐土。当下美国收紧移民政策，驱赶1100万非法移民，欧盟和日本也加强了入境审查，移民海外的希望将更渺茫。

中国不仅是大族之国，也是广土之国，人口全球第一，财富全球第二，领土全球第三。大国的内部性是决定性、战略性、关键性因素。中国无法像小国那样，通过外部调整来解决未来问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为中国负责。

小国叙利亚内战，100多万的难民就搅翻欧洲，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成为溃败国家，必是全球灾难，中国自强和富强，才可造福祉于国民，造福祉于全球。

走出埃及的犹太先民并非完美完善，却有先知愿意为其担当责任，未来中国若真有困局，也需要有人出来担当。

没有哪个时代的兴盛，不是热血与汗水铸就。

留守中国的十亿民众的出路，才是中国最大的正道。

修直国的道，预备民的路。

   坚守父族的人才是国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梁

诺亚方舟，遥远传说。

一个世代，如果只有少数人得拯救而多数人被抛弃，这一定是一个扭曲的世代。若是一个正道的世代，得拯救的一定是多数人。

移民海外，更像是精英和权贵阶层中少数人的游戏，但是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他们只是极少数，留下来的人才是国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梁。一个正道的国家，必要为多数国人寻求未来，造就福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纵向比较，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富足，也相对公平自由的时代。不少人将此归功于政商和知识精英的力量，归功于企业家，但是，这种评价是残缺的。

过度强调企业家精神，却忽视工匠精神，过度强调资本的价值，却忽视劳动者的价值。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近十年长期徘徊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在60%以上。

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1%的人拥有世上50.8%的财富。10%的人掌握了全球89.1%的财富。贫富悬殊在全球蔓延。在全球10亿穷人中超过2亿来自富国。富国的穷人也开始反思和觉悟，推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离欧洲。在全球范围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格局发生巨变。平民已经登上全球舞台，人类将走向正知正觉。

当下中国提倡工匠精神，提倡“新愚公”精神，正是对精英主义的矫正。“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权贵精英对中国的主宰时间太久，确立平民主体地位的大时代已降临。

作为全球唯一没有中断主体文明的国家，五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愚公”，奠基了国家深沉厚重的历史。以热血与汗水，作这国的基石，以诚实与信义，作这国的见证。

据经济历史专家麦迪森统计，中国在长达1000年时间中GDP全球领先，1840年之后开始衰落，20世纪初面临灭种危机，但不久又在1927—1937年迎来一个中期发展，经过建国初期的曲折后，1978年又重新崛起，当下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5%，仅次于美国。是十大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也是贡献最大的，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3%，是全球经济第一引擎。离开中国，失去的将是与未来大国共同成长的机会。一代又一代，无数的人出去了，坚忍不拔的留守者造就和改造了国家。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中国作为一个人口、疆域和文明大国，具备强大的内部调整和更新能力，经得起患难与挑战，不会轻易沉没。

天下大事，不成于机巧浮华，而成于朴诚勇毅。拥有亿万坚韧深沉的守望者，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强大，才有持久的续航能力。成就天选之国，成全英雄之种。

   安定世道民心，就是国家的出路

当下，中国遇到了三大挑战，官商勾结是中国在社会领域的巨大挑战，不仅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更导致贫富严重不均，社会公平失衡。阶层矛盾频发。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环境污染是第二大挑战，雾霾高峰期影响范围达17个省市，超过国土面积的7分之一；人心迷失是第三大挑战，导致信仰坍塌，全民拜金，人心委顿，道德滑坡。三大挑战，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精神信仰三个方面，扼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

一种忧患，两种选择。

移山填海，胜过移民。有志向，有血性和担当的民族，应仿效先贤，作新的移山之举，而非移民逃避。

应对第一大挑战，需要重建以公平为基石的社会。

未来，需要以法律确立公平，保证多数人的利益。不轻易追溯过往原罪，但也不允许政商勾结，权力的当归权力，市场的当归市场。同时，约束既得利益阶层。乱象既出，急需重典。反腐打虎，先行治标，复兴民权，可以治本。在政策上确立以10多亿人为主体的导向，确保未来财富更多向劳动者而非掠夺者倾斜，向实干家而非投机者倾斜。同时，适当提高国家福利水平，为平民阶层托底。避免中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

跨越第二大挑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兼顾环境保护和治理，重新确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跨越第三大挑战，需要重新朔造国民心之力。造就刚健强悍之国民，一扫萎靡之气。中国与土耳其类似，是近代罕有的没有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两大帝国后裔，隐藏了民族独立自强的密码，再加之对外开放与吸收，必可完成文明的涅槃，老树发新芽。“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也给予中国创造新型文明以重大契机。

完善国家治理、促进改革深化与与收拾民心、重塑文明，皆不可偏废。

国道正直，必然人心安定，乐居故土。

   精英的责任

国家的迷失，首先在于精英的缺位。

民众对精英阶层有两大期待，一是经济领域，希望精英阶层能创造更多财富，并带动共富。二是社会改革领域，希望精英更有责任感，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

虽然各阶层都分享了改革红利，但社会资源更多向精英阶层倾斜。瑞信研究所《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美元）富翁财富总值达6.6万亿美元。几乎是GDP的一半。经济发展牺牲了部分公平，部分先富者利用不完善的制度攫取了大众财富。尤其是在地产等政商结盟严重的领域更是如此。

责权对等，精英阶层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是在国家遭遇困局的时候，部分人却开始逃避，美国2016财年发出9947张投资移民签证，中国人就获得了7512张，如果所有的财富精英都转移海外，中国将出现巨大的财富黑洞，经济一片荒芜。

这就是大众疑惧财富精英移民的社会基础。

在社会变革领域，中国的精英具备两面性。在价值诉求上追求自由，但现实中却往往与既得利益暧昧不清。政治、商业与文化精英已完成了媾和。由于缺少独立性，表现得浮躁软弱，缺少坚决性。中产精英长期无法实现精神自由，部分源于权贵压制，部分是其自私、懦弱和投机的恶果。

在亚洲，韩国从威权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社会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在1980年代创造了汉江奇迹，伴随着现代、三星的崛起，更多人进入中产阶层，逐步开眼看世界，提出民权乃至更高需求。知识精英则追求真理，勇毅无畏，敦促执政者，启动了国家现代化之路。最终，韩国精英阶层成为国家转型阵营推动者，表现出巨大的担当与勇气。

中国当下的转型困境，也需要精英阶层有更多的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如华为等，入选世界五百强，开始在全球范围崛起，曹德旺、宗庆后等财富精英，以振兴实业奉献社会。未来中国要让超过一半的人进入中产阶层，财富精英被寄予了先富带动后富的重望。前日京东总裁刘强东声称要让每一位快递员的收入超过县长，这种态度就值得赞赏。

在改革方面，精英虽然处于相对少数，却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实力、知识和视野上具有独到优势，他们是社会不公的矫正力量，也是新思维的引领者。从道义和现实两方面讲，精英与大众结成命运共同体才会坚强有力，倒逼既得利益变革，推动国家转型。

中产精英视野更广，更有领导能力。需要主动求变，抛弃疑虑，从思想上、利益上告别既得利益，才能实现利益与德性的双重超越。

移民并非唯一出路，留下来更能改变社会，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担当，责任与牺牲，永不过时。

   新的世代，呼唤新型领袖

欧风美雨飘摇，全球各国震荡，新平民主义的冲击，足以砸乱全球政坛，各国民众均已觉醒和崛起，以主人的名义，呼唤新的世代。

中国更面临三十余年来最剧烈的变局。全民亦满怀热望，概言之，民有九望。

民众之望，首在公平。权钱联姻腐蚀了公平，阶层固化窒息社会生机。国家必要以公平为基石。个人前途归于才华与努力，而不来于血统与依附，个人财富来自市场与竞争，而不来自践踏规则，个人荣耀来自于贡献与美德，而不来自权位与金钱。

次在民权。大批弱势群体被国家遗忘和漠视，城乡之间，体制内外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穷国都实现了免费教育与医疗，中国任重道远。

三在法治。所谓的“上层逃离，中层逃税，底层逃票”，正是天下失序所致。法治缺失，则社会崩溃，道德良俗，抛弃一边，人伦廉耻，底线拉低，祸害深远。

四在诚信。由于缺乏规则，举国皆骗，人人惶恐，民心不安，民财不保。

五在安全。污水横行，毒米假酒害命，矿难频频，民众的不安全感强烈。

六在制约权贵。部分官员贪暴，不少豪门炫富，唯平民缺位，人民的主体性何在？

七在富裕富足。中国人均收入尚在全球下游，房价却高耸入云，大众的生活与国家的繁华落差巨大。

八在实业振兴。当下实体经济萎靡，依靠市场竞争的行业步伐艰难，而地产和金融等权力干预频繁的行业畸形繁荣，地产商们挤跑了实业家曹德旺们。

九在包容开放，国家需要有包容个性的气度，才可造就善于创新，刚健独立的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长为世界巨人，但这是个跛足巨人。经济快速发展，公平却失衡；物质逐步丰富，信仰却坍塌。财富迅速增加，贫富分化严重。很多公民主权让渡给政商精英，但先富者却想抛弃穷人，大众陷入双重虚空之中。既失民权，又失民富。

新的世代，需要新型领袖。

当世有不少手握大权的人，谋私利，顾小家，却罔顾天下人的疾苦，权柄、荣耀和金钱享受都要，贪婪且畏缩。这样的传统政客，必为新世代所抛弃。

深孚众望的新型领袖，必有三大德性。

一是立心公正，求天下公平与人间法则，引导民众走向德性。二是有担当精神，敢闯敢破，不被利益集团围猎，而要敢于围猎利益集团。敢于为时代负责。三是有牺牲精神，成大事不必在己。把责任留给自己的一代人，把希望和应许的荣耀留给后辈。中国需要大能者，大智者和大勇者，但更需要甘于自我牺牲的领袖。

未来的中国领袖，肩负两大使命。

一是清扫中国历史的奥吉亚斯牛圈。对于大恶者，必铲除无道，反腐打虎不能停；对于历史原罪，可结合时势实现妥善软着陆，或责其化为慈善，并警示其未来遵从正道；对于小过者，在训诫的基数上加以宽宥。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其二是与民立约，确立法治权威；与民立规，确立社会合约；与民立极，确立善恶边界。如此则公平必至，诚信必树，民心必安。

   结 语

变局孕育的是希望。

当下中国既存在种种不足，亦充满勃勃生机，精英逃离并非上策，留下才更恒久。走过今天的荆棘与荒原，才能看到身后广袤的平地。

移民不如移山，各个阶层，需要弥合裂痕，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担负起时代的重责，与艰险同行，与时代共成长。

在时代的节点，选择决定未来。

重磅延伸：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超级稳定？

文 | 扬韬

来源 | 扬韬略 ID：yangtaolue1968

两年前曾经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的美国学者沈大伟在2月份又出惊人之语，他说，”中国并不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却可能陷入了漫长的衰退阶段“。按照他的研究，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成功跨越，成为发达经济体。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符合他的假设，他认为中国会成为第88个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其实，过去30年来，国内外唱空中国的人前赴后继，却阻挡不住中国向前发展的滚滚潮流。为什么唱衰的人屡屡失败？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保持着长期的稳定？不少学者从很多角度做出过论述，而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学者三十多年前开启的”中国超稳定结构“的研究，系统论证了中国社会能保持两千多年大一统的根本原因。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本著作中，《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

所谓的”超稳定结构“，是他们引用了控制论里的概念并加以重整。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模式，并通过三大管理体系构建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简单来说，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以地区长官为代表的中层官僚和以乡绅宗族为代表的基层组织，构成了金字塔模式，实现了从上到下的层层管理。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中可以调整社会关系，促使社会稳定。而这三层管理体系，奉行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即儒家学说。因此，只要儒家学说体系能延续，只要三大管理体系不解体，则社会就将保持持续的稳定。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能保持独有的中央集权体制长达2000多年，就得益于这种超稳定结构。但社会中也存在着无组织力量，会冲击社会的稳定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是官僚体系的腐败加剧和土地兼并规模的扩大。官僚腐败，势必导致社会运行效率降低，并促使土地兼并加剧，而这又必然导致失地农民数量增多，最终出现社会动乱。无组织力量将从下到上席卷各级官僚体系，并重新构建新的王朝。

新建立的王朝只要继续保持儒家学说，则社会大局就会换汤不换药地形成新的官僚体制。因为两千多年来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制）注定了儒学思想体系下的读书人才能成为官僚，且乡绅宗族中的权威人士也必然是退休官僚。当大家都奉行统一的思想体系的时候，社会的秩序就很容易建立。但如果社会思潮混乱、缺乏主流的儒家学说统一，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新的动荡很快就会产生。比如三国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元朝时期和民国初期。

如果仔细想一下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社会演变史，无非是这样的一条脉络：

1、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争，人口大规模消亡，土地大面积撂荒，最牛的人的那个团队战胜群雄而崛起，建立新的帝国；

2、新帝国内，皇帝是最大的官，中央政府任命地方官员，政府开始科举取仕，读书人成为官僚，退休的官僚成为地方乡绅，宗族内的官绅成为族长，上下齐心协力，国家管理迈入正规；

3、和平日久，社会发展，王朝进入盛世阶段；

4、经济逐渐发展，官僚体系开始庞大，办事效率降低，官僚开始搜刮民脂民膏，乡绅将压力下传，百姓负担加重开始卖地做苦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城市流民增多，社会酝酿混乱；

5、流民揭竿而起，军阀趁机作乱，社会进入动荡，开始持续不断的战争……

在金观涛他们看来，改朝换代时期的混战，对官僚体系和乡绅权贵肃清得越彻底，则社会稳定的时间越长，汉唐明清，皆是如此。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更换上层官僚而不对基层组织进行破坏，则社会稳定性就比较差。比如秦、隋和南北朝时期。元朝则是由于没有遵循儒家学说而导致的。

金观涛和刘青峰的两本著作，将研究的视角一直放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只是没有深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但即便如此，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

民国之后的天下混战，是全民族性意识形态混乱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就开始逐渐寻找治国良方，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工业救国，从废除科举制到后来的打倒孔家店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以至全民族抗战，中国缺乏像以前儒家学说一样的能得到上下统一认可的意识形态。但最终，共产党的学说和理论体系得到了最大范围的认同，重新成为中国人统一的意识形态。

所以，国共决战的结局是早已命定的。因为只有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斗争，才可能实现中国彻底的对传统势力的肃清。天下必然是共产党执政。而且，因为肃清进行得非常彻底，从理论上说，中国将赢得如从前的汉唐明清一样的天下长治久安，200-300年以上的稳定几乎是必然的。这与方绍伟等人的研究其实有不谋而合之处。

其实，金刘二人的著作，对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行为没有展开来写。社会治理体系的三大块虽然是儒家学说，老百姓貌似也是认可的。但在中国民众的骨子里，其实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意识观，而并不是纯粹的儒家正统。比如，儒家学说对鬼神是敬而远之的，但中国民间却有各种的宗教信仰，上到玉皇大帝，西到如来弥勒耶稣基督，下到龙王阎王，人家里还有神仙，海上救难的妈祖、被奉为财神的关公等，都有浓厚的人间色彩。甚至于树精、狐仙、土地公，人们也是会崇拜的。

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民间几乎会不假思索地就全盘接受。何以故？老百姓是弱势的，求生存，求安稳的心态，注定他们会在心中为“主流意识形态”留一块地方。所以，不管是谁来统治，绝大多数民众都会倾向于做顺民。这是中国社会长期超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回头反思一下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地颠覆以往政权模式，从下到上最彻底肃清无组织力量的，也只有共产党才做到了。从那以来，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于文革时期看起来天下大乱，但社会整体治理体系是相对稳定的。相反，只要有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多种声音，社会就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

对照历史，看看现在。中国最容易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已经消失，那就是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数量增加。土地收归国有，即便在农村实行承包权的转让，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有私有化的土地兼并了。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之后，流民阶层几乎彻底消失了。另一大隐患则来自官僚体系的腐败和效能低下。在2008年前后，这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好在随后持续不断的反腐，官员队伍逐渐得到净化，相关隐患正在逐渐消除。

如果没有土地兼并，也没有官僚体系的腐败，那未来最大的隐患便来自意识形态的混乱。明白了这一点，就对于中国的网络建墙、传媒管理、舆情监控等做法多了一份理解。只要全民上下同心，中国的超级稳定状态当可持续更久。

至于发展，则根本不是问题。周末，如果我们去任何一个城市人口稍微集中一点的地方，总能看到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教室内外，是忙碌的老师和学生，还有无数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想一想中国这个大国已经有了上亿名大学毕业生，还有数亿正在接受教育的中小学生，而这些学生，有很多在课外花很大精力在补习。不管是英语、语文还是数学还是艺术，只要孩子们在努力学习，综合素质就一定会提高。这样的好学而勤奋的民族，会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所以，从今往后，所有中国崩溃论者都可以闭嘴了。对中国多一份信心吧，因为在中国成长的道路上，没有什么障碍是越不过去的。未来30年，中国的GDP达到200万亿元人民币，是可以期待的！

推荐书单：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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