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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晚年钱理群的第二课堂|天涯·头条

天涯杂志 · 公众号 · · 2020-06-23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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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经授权转载。

晚年钱理群的第二课堂

孙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象牙塔化，鲜活的当下意识不太易见到了。这与研究对象的精神传统，形成了不小的反差。钱理群是最早针对这一现状表示忧虑的人，认为远离五四的精神，其实不会给研究带来活力。学术的过分细化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易遮蔽人们的视野，知识分子注重知识而疏远思想，不再介入启蒙以及社会公益，可能产生大量的无意义文本。鲁迅当年对于学院派的批评，在钱理群看来依然没有过时。想起来，钱氏在晚年坚持鲁迅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思想，其实是有着很深的用意的。

不过钱理群的精神突围，有效性十分有限。如果说体制化的学术属于第一课堂，那么他的选择是超功利的审美传播平台，不妨称为第二课堂。第二课堂并非完全游离于体制之外，主要处于边缘的、松散的、不确切的状态。它主要由从第一课堂退下来的知识人或民间思想者所支撑。就文学教育来说，近年来这一存在时冷时热，一定程度补充了第一课堂的某些不足。除了校园讲座，博物馆、图书馆与书店都是特别的舞台。活跃在其间的学者，衔接了近代文化的某些遗风。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间，钱理群先生是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的一些学术思想在其间得以自如的舒展。这是一个带有五四印记且不断反省自己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学界，他的学术生命一直植根在北京大学的沃土里。他在未名湖边的授课赢得了无数追捧，那些沉睡的存在被一遍遍激活，有了异样的图示。我们在他那里看到了“有学问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问”。但与那些书斋化的学人不同，他具有思想者和实践者的诸多特点，并非象牙塔化的单一化的思考者。到了晚年，这一特点越发明显，与校外不同群落的人对话占去了大量时间，甚至回到早期工作过的贵州安顺，将其视为北京大学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 ^① 。他在校外的许多演讲的题旨，可以说是先前学术研究的社会性的延伸。以下目录看得出其精神实验的一种努力：

《把晚年献给青年》（2003年11月7日上海演讲）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2003年12月贵州演讲）

《关于当下中学语文教育的忧虑》（2004年12月18日厦门演讲）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2004年11月4日在“西部阳光行动”沙龙上演讲）

《请倾听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的心声》（2004年12月25日在北京首届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颁奖会上的演讲）

《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2005年8月23日在贵阳演讲）

《寻求中国乡村建设与改造之路》（2005年8月23日贵州演讲）

《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思考》（2005年9月17日兰州演讲） ^②

这些仅仅是他退休初期的部分活动的痕迹，此后的活动空间还不断扩大。由此带出了新的学术兴奋点，仿佛已经脱离了文学研究者身份，审美话语落到了人生命运的图景里。考察他晚年的行迹倒看出其视线不断转移的内因，这些都是第一课堂内容的现实转化，泥土气与市井里的存在也进入了自己的视野。他曾把许多精力放到社会文化的实践里，又不断深入到不同青年那里讨论彼此面对的现象。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他打通了过去与现在界限，许多青年因了他的启示而寻到了望道之乐。

从北京大学课堂，转向社会，尤其是社会青少年，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都有所变化。在北京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宝钢、赴西部志愿者等群落，他播下的思想有些超出了自己的专业，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影子随处可见。可以说，他开辟了新的领域，转变了先前的角色，直面的是大学课堂里鲜见的精神现象。他相信第二课堂可以建立一个超越性的话语空间，这个空间，泛功利的意图伦理趋于弱化，所置换的是非应试教育的另类辞章。而这辞章里的灵魂，恰是鲁迅的思想。

对于钱理群来说，鲁迅是教父般的存在，向社会青年和中学生讲述鲁迅的思想，在他是一种使命。因为注意到了普及学术的特点，经典文献被以一种鲜活的话语复述着。鲁迅思想对于青年的隔膜不都在思想的层面，知识结构的不同也使后人难以知晓其内在的丰富性。要传播鲁迅的思想，便要清理诸多的认知障碍。从几年的苦苦摸索里可以看到，在体制化的第一课堂之外，思想空间可能更为辽阔，在另类的词语与逻辑拓出新路，并非没有可能。他的关于鲁迅演讲和文章的题目都很有意思：

《鲁迅的命运》

《鲁迅作品及其教学》

《让鲁迅在孩子心上扎根》

《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

《“鲁迅”的“现在价值”》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

《当代中学生和鲁迅》

《读什么，怎么读：引导中学生“读点鲁迅”一个设想》

《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让鲁迅回到儿童间——刘发建〈亲近鲁迅〉序》

《鲁迅是谁——和中学生谈鲁迅》

面对青少年，他有了更有趣的选择。也因了专业的性质，他不得不对于自己的言说进行调整。于是便面临两个任务，一是说清鲁迅是什么，二是如何走进其世界。前者纠缠着知识论的话题，后者有方法论的出新。在流行的理论里都不易找到实现这两种任务的入口，需从第一课堂里突围方能为之。于是绕过旧的话语体系，转变叙述的视点，话题也因之在不断更新。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学术储藏，又以陌生化的表达，寻觅到了一条与青年沟通的渠道。在这个过程，文学研究如何为人生，并且改良人生，已由知识的领悟，变为了生活意义的追问。

显然，钱理群在此遇到了诸多挑战。向民间传达学理，并非想象那么简单。什么是真的鲁迅思想？胡风、冯雪峰之后的批评家对此一直有不同的表述，钱理群对此要做深入的辨析。他已经避开了流行的语境讨论问题，词语里的逆俗性的元素增多，有了另类的凝视。这使他绕过了鲁迅同代人的恩怨，视野里多了冷静的存在。不得不承认的是，一般的学者在习惯性思维里很难叙述那世界里的本真，许多人疏离鲁迅，其实不是鲁迅自身的问题，而是流行的观念无法走进其特有的世界。钱理群意识到，教育界的阐释方式常常偏离了文本的核心，这其实是鲁迅一直要颠覆的话语逻辑。鲁迅的文章是明白无误的美文，不是其作品艰涩难懂，而是世间的思维钝化了感知的触角。这仿佛是佛家所云的语障，当其表述体系分解之前，鲁迅是不易被世人看清的远去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要梳理鲁迅的思维方式，也是面对青年必做的功课。但是吊诡的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恰是今天主流教育放弃或遗忘的部分，青年人要接受这些，必须远离的是第一课堂的某些僵化理念。

▲[古希腊] 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

五四遗产的重要一面是尊重个性的差异性，钱理群在北大时一直坚守这样的理念。但他深入到中小学教育后，处处看到的是审美的趋同。显然，这些被五四先驱们诟病的存在一日不去，文化的生长都将是困难的。鲁迅精神的特点是保持儿童式的天然感觉，在好奇中挑战陌生的存在。苏格拉底在与青年交流的时候，首先辨析概念与思维里的问题，让人从世俗积习里出离，到明澈的地方去 ^③ 。鲁迅精神的特点何尝不是如此，他带有一点哲学家的意味，思想里有强烈的自新意识。首先是告诫青年，教育的目的不是让青年成为别人，而是成为自己。另一面，则是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这种批判性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以未被污染的目光，清理历史惰性里的积弊。此外，是精神的自由发展形成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重要，先验的概念有时候使人无法返回自身，以自己鲜活的感知方式与世界交流，方能进入澄明之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学习鲁迅乃为了有趣、健康地活在世间，脱离低级趣味和无聊的功名利禄。鲁迅在无聊、灰色之世以智慧之光驱除了暗影，审美中的灵光代替了生活的苦涩，给人充实的力量。在钱理群看来，自己在课堂里要展示的，正是这样的存在。

长久沉浸在鲁迅思想里，自然会染上鲁迅的某些气质，但也因之堵塞了通往另一世界的路。鲁迅作为方法，对于其自身也是一种解构。走进这位先驱者必须放弃前定的各种先验范畴，并警惕词语的陷阱。鲁迅的思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常态模式，他从不简单地说“是”或者“不是”。尼采式的高蹈和托尔斯泰式的友善，十分自然地交织在其语境里。面对青少年，应指出鲁迅文本背后的深影，要知道词语所指乃具体语境的产物，意义是有所限定的。他发现鲁迅讨论民主与自由的时候，不仅与左派不同，与自由主义也颇相反对。在面对革命风潮时，见解往往与左翼作家相悖。而在思考启蒙文化的时候，一面注意常识的普及，另一面不忘对于自己的审视，拷问灵魂的目光也落在自己的身上。这种复杂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超凡的领悟力，建立独特的阐释学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找到了为青少年普及鲁迅思想的路径：

一是“循文会心”，把学生自己的经验与文本结合起来，从自己生命感受自然导入鲁迅的文本世界。感兴趣的是在辞章里建立感悟之径，渐渐悟出几个原则：“文从心出——不能将‘文’作为语言知识或文学、文化知识的例证，而不触及‘文’中之‘心’；“心在文中——不能脱离‘文’而‘抽’出思想、理念大谈之”；“循文会心——要引导学生从领悟‘文’面之‘义’（字义、语义、用法、表现特点）入手，感悟‘文’后之‘意’（意味、情意、意念、观念、用心、意图）达到‘会心’，心灵的相遇相通。” ^④ 显然，这带有审美之外更为复杂的用心，一部分来自许多中学语文教学专家的启示，一部分有着钱理群自己的创意。与第一课堂的过于学理化的表述不同，他在摸索一条与心理学相关的途径。

二是文本之外的资料补白，这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思想背景。不满足于一般教科书里找资料，也从新的学术成果和野史里寻觅新的资源。教育是一种选择性的工作，拒绝选择中的盲区，是不能忽略的环节。运用各类文献，让学生懂得鲁迅之外的话语方式，同代人的精神走向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才会刺激青年去思考问题。钱氏在晚年带领的文学史写作中，还曾专门研究过报刊广告与文学间的关系，私人语境和公共语境的分野等。“我还主张要读胡适、周作人的文章，现在的语文教材中把他们两位排除在外，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比较开阔的阅读空间、思想文化空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要强调的，是鲁迅与梁实秋、林语堂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就是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的，鲁迅不是一般的文学家，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 ^⑤ 传达这样的思想，就不得不从多重视角看待经典。他已经做到不限于鲁迅一家，对于京派传统和左翼传统都有自己的心得，而这些都为理解鲁迅作品提供了背景性的资料。

三是以感人的诵读将学生带入情景之中。把自我阅读经验与青年的阅读体验打通起来，形成一种审美的共振。借着文本的画面感和节奏感，以声音的方式引学生到幽深的意境里去，是课堂必做的功课。“鲁迅语言里的色彩感、音乐感和镜头感，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汉语的绘画美、音乐美、游戏性，而且也是最接近中学生的思维、欣赏趣味，最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的。” ^⑥ 面对学生时，便是充分展示文本的空间功能，以生命的旋律再现鲁迅内心非凡的一面。钱理群一直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复制鲁迅世界的诸种意象。他在不同青年群落的各种实验，调动出审美的特别思维，阐释的词语里有着梦想的再造。

“思想者”“实践者”“漂泊者”“困守者”诸多角色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复杂的感受，在课堂上，他甚至像一名演员再现历史的某些瞬间，以诗的激情调动孩子们走向神秘的体验里。在一段时间里，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编辑新式的中小学课文，内有《中学鲁迅读本》《诗歌读本》《大师名作坊·鲁迅卷》《鲁迅作品选读》等，这里也看出其价值取向。显然，钱氏在庄重的叙述里，渴望建立一种趣味主义话语逻辑，其中也警惕教徒式的阐述会带来新的困境，因为鲁迅精神一直处于敞开状态，且没有最终的答案。他要告诉人们的是，鲁迅文本不是晦涩难懂的存在，需要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才能发现其悲壮之美。鲁迅有一颗没有被污染的纯然之心，文章道出的意蕴乃朴素之思的光彩，色盲者无法辨识思想内核。教育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儿童的简单与诚实之心，而这些中外伟大的思想者早已注意到了。尼采谈及叔本华对于自己的影响时说，叔本华“兼顾独特天赋和全面能力的发展培养完整的人。学者盲目地为科学献身，人性被弄得枯萎。叔本华教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回归简单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叔本华是真诚的，因为他是为自己写作，此外他还是欢快的、坚韧的” ^⑦ 。无论是尼采还是鲁迅，都有叔本华这一点。教育学其实一直致力于人性的敞开，然而在钱理群看来，做到此点，从经典文献获取灵感是一种必经的训练。经典的存在是不能以现实流行的思维诠释的，如何还原经典的语境里的隐喻，才是研究者要下的功夫。

中国文化里的“通经”“见道”的历史很久，但钱氏对此似乎没有兴趣，他在新文学那里看到另类的存在，与其对话的过程，古人的解经方式难以奏效。以鲁迅的方式回到鲁迅，便成了一种尝试。他以简单的话语呈现复杂的存在，和以复杂的形式透露简单的思想，会心的体验比比皆是。这使钱氏的文本呈现出单纯里的复杂，句子平和，陈述简约，而宛转间有高远之思。他知道，尽力分层次地再现鲁迅思想的多样性，避免以简约的方式遗漏其思想之珠。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有着某种稚气的言说，另一方面带有精神的纵深感。钱理群的表达就这样以童贞之语与精深之思联动起来，遂有了朴实里的深切，平凡里的复杂。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这样的时候，他的堂吉诃德气和哈姆雷特气便复杂地交织在一体 ^⑧ 。钱理群自己身上的孩提意味，和严谨的学风间并不冲突。拒绝流行色和世俗之风，对于他是不能放弃的坚守。鲁迅作为参照，可以建立起新式的文学思维和理论思维。他以为在青少年感知世界的方式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惜人们被几种模式限定住了。在回顾自己的思想演进历史的时候，他以为人们的精神维度还没有被拓展出来。思想的养成不是灌输的结果，而是一种召唤和互动的产物。钱理群不是以导师的姿态出现在青年面前的，他处处呈现出朋友的身份，对青年不是指示什么，而是友善的攀谈，词语里散出无边的暖意。这分明是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倡的精神的再现，而他自己很自觉地以这种再现鲁迅思想的方式出现在青年面前。

看得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以为此文对于今天的人们依然颇多意义，那文字深处有着新道德伦理和新的文化逻辑的闪光点，这是鲁迅精神的本然的地方，不仅仅传达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而且有着开辟新路的责任承担。鲁迅觉得，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不变的教条，其实有扼杀青年的残酷性。这种惰性的存在是违背生命价值的。儒家的思想让人在固定的秩序上，不知道生命在进化的途中。今天的子，就是未来的父，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而不是相反。作为父亲，不能把利己和权利放在首位，而是有“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在此，鲁迅提出爱的概念，但这爱是觉醒者的爱：

孙郁：晚年钱理群的第二课堂|天涯·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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