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不出的真理”是《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瑞·蒙克著，王宇光译）第八章的标题，译者对此给出了一个解释：“印不出的真理”（
theunprintable truth
）指《逻辑哲学论》出版的难产，戏仿了《逻辑哲学论》里的一个思想：不可说的真理（
unsayabletruth
）。
1919
年
8
月
21
日，维特根斯坦离开战俘营。秋天，他产生了自杀倾向，主要原因是找不到《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商，传记强调：甚至连一个理解它的人也找不到。
其实，早在
1915
年，尚在“一战”火线上的维特根斯坦就已经开始写作此书的第一个版本，但未保存下来。当时罗素在与他的通信中表示愿意促成此书的出版。“这本著作将包含《逻辑哲学论》现在包含的几乎所有内容——除了结尾处对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
受战争影响，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联系中断了近四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罗素在监狱里写作了《数理逻辑导论》，其中有一则脚注：“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他是死是活。”维特根斯坦还活着，在被意大利人俘虏后的
1919
年
2
月，二人重又联系上了。而
1917
—
1918
年的冬天，《逻辑哲学论》开始最终定型。
1918
年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因为他得知挚友大卫·品生特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他在给大卫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刚刚做完了在剑桥就已着手做的哲学工作。我一直希望能有一天拿给他看，在我心里这工作一直与他相连。我将把书献给他，以志怀念。他一直对它有很大的兴趣；我得有快乐的情绪才可能工作，而我的绝大部分快乐情绪都多亏了他。”
传记指出，“此书的最终模样是维特根斯坦自
1911
年首次到剑桥后的写作的高度浓缩的精华。其中的各条论述是从一系列手稿（也许是七卷）里挑出来的，都编了号，构成层级……”而且，维特根斯坦认为，此书的伦理含义和它在逻辑理论上的含义同样重要。
刚完成此书，他便把它送去了出版商雅霍达那里。
1918
年
9
月末，他仍未等到出版商的答复。
10
月
22
日，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极不愿写信向他询问，对这做法克制不了地厌恶。魔鬼知道他正对我的手稿做什么。若你哪天去维也纳，请大发善心找找那个该死的下流胚，然后让我知道结果！”几天后，他得知雅霍达不能出版此书。
与罗素重建联系后，维特根斯坦寄去明信片，背面写道：“我已写了一本书，我一回到家就会出版。”未久又寄去一封长信：“
1918
年
8
月我写完了这书……我把手稿带在了身边……我一回家就会出版它。”
维特根斯坦在意大利收到了罗素的《数理逻辑导论》，读后，他答复道：“简言之，我恐怕很难跟你达成任何理解。我可能尚存的一点点希望——你多少能理解我的手稿——全部破灭了……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想看到它付印。不得不身陷囹圄，拖着完成的工作原地转圈，而且看到外面的自由之地毫无意义，这是多么糟糕！而想到即便付印也没人会理解它，这也一样糟糕！”罗素则劝慰他：“别气馁，最后你会被理解的。”
从战俘营回家没几天，维特根斯坦便带着此书去见出版商威廉·布劳穆勒。他写信对罗素说：“
[
布劳穆勒
]
自然既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对哲学毫无理解，
[
因而
]
需要某些专家的判断，以确保这书的确值得付印。为此，他想向这儿他信赖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哲学教授）征询意见。于是我告诉他这儿没人能对这书作出判断；但你或许会足够好心，愿意给他写一个对此书价值的简要评估，如果这评估刚好是赞许的，就足以令他出版此书。”在罗素寄去审稿意见后，布劳穆勒同意出版此书，但前提是印刷和纸张费用由维特根斯坦自行承担。传记写道：“获得这一承诺时他没有付这种费用的钱，但即便有钱他仍会拒绝。”理由正如维特根斯坦自己所言：“我认为，把一部作品这样强加于世界是不得体的——这位出版商亦属于这世界。写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须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
此后，维特根斯坦请弗雷格帮忙探问，是否有可能把书发表在《德国观念主义哲学学报》上。弗雷格回复：“我觉得编辑应该不会把整期刊物全都交给一个作者，一个尚无名气的作者。”弗雷格建议维特根斯坦摘选一部分发表，但他拒绝了。
然后他又去咨询冯·费克尔是否可以把此书发表在文学刊物《火炉》上。对此，传记写道：“他也许是这么想的，若这书对哲学刊物太文学化了，也许倒可以试试文学刊物。”但此事后续颇让维特根斯坦恼火，他向罗素抱怨道：“你记不记得，你总是逼我发表东西？现在我想发表了却发表不了。爱咋咋地吧！”这给费克尔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表示在请求里尔克帮忙寻找下可能的出版社，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他决定自己来出版此书。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12
月，罗素到海牙，维特根斯坦前去与他会面。此时的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满心是逻辑，我几乎无法跟他谈点个人的事”，还认为他成了一个彻底的神秘主义者：“他深深陷入了思想和感觉的神秘之维，但我认为（虽然他不会赞同），他在神秘主义里最喜欢的东西是那种能让他停止思考的力量。”尽管如此，罗素还是为此书中的逻辑理论所打动，并决定为它写篇导言。维特根斯坦为此感到振奋，心想这篇出自畅销作家罗素之手的导言将保证此书的顺利出版。
回到维也纳后，维特根斯坦找到了出版商雷克拉姆。未久，他收到了罗素的导言，但读后非常失望。他告诉出版商，他不想在书中收录这篇导言。结果可想而知，出版商拒绝了此书的出版。他写信给罗素说：“要么我的东西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要么它不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若是后一种情况（也是更可能的情况），我自己都宁愿它不付印。若是前一种情况，那么它早点晚点付印，二十年后还是一百年，都无所谓。”罗素回信表示可以试试看在英格兰出版它，但此时维特根斯坦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至少他在通信中是如此表露的。
两年过后，也就是
1921
年，罗素把《逻辑哲学论》手稿留给了英格兰的朋友多萝茜·瑞因奇，他交代她试着将书付印。此后，通过朋友的引介，此书被允许收录在一套单行本丛书里用英语出版，也就是柯甘·保罗出版社的“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国际丛书”。同时，瑞因奇还找到了一家愿意发表此书的德语期刊，《自然哲学年鉴》，编辑是奥斯特瓦尔德，前提是收入罗素的导言。但《年鉴》出版后，维特根斯坦发现非常多排校错误，非常不满，并视之为“盗版”。
1921
—
1922
年冬天，弗兰克·拉姆塞照着奥斯特瓦尔德版的一个抽印本将此书译成英语。当时，拉姆塞才十八岁。此后，维特根斯坦对英译本进行了细致的修订。传记写道：“某种程度上英语版不仅是德语版的翻译，还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次重新阐述。”
8
月，出版商想在书中印上维特根斯坦的生平细节，以利此书的销售。对此，维特根斯坦如此回应：“至于你提到的意大利修道院等事，你高兴怎样就怎样。……只是我一辈子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思。”
11
月，维特根斯坦收到了样书。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它们看上去很棒。我希望其内容有其外表一半好。”此时，他在普希贝格教小学。书出版未久，讨论的声浪渐次激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