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晔 | 南宋陈本《片玉集》与宋人词类观的演变——兼论宋人词籍中的类编信息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卷首书影

叶 晔

周邦彦词集的早期版本，据现在词学界的主流看法，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片玉词》二卷本系统，由南宋溧水知县强焕编订，刊印于淳熙七年（1180），现存的最早版本为明末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本《片玉词》，清人郑文焯力辨此集名系毛晋妄改［1］，认为此书源头即《直斋书录解题》所录“《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2］。现在看来，此说固欠妥当，且其实物版本的时间偏晚，略有隐患，但其存词数量最多，文献价值自在。二是南宋陈元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本系统，与二卷本的分调编次不同，此书的分类编次体例，在宋词别集中颇为少见。但存世的早期版本甚多，其版本流变线索清晰，相关词学价值早有发微［3］。但是，无论我们在清真词的内部作纵向比较，还是在宋人早期词籍的文献范围内作横向比较，都会留下两个缺憾：一是陈注《片玉集》的存词数量（127首）与强焕编《片玉集》（182首）差距甚大；二是《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的类编性质，在现存的宋词别集早期版本中颇显违和，这种类似《草堂诗余》的编纂体例，置于选本世界中自有其合理的功能与立场，但应用于单个作家的词别集中，如何覆盖词人的所有作品？一般被置于卷末的“杂类”体，真的有包罗万象的合理性么？事实上，对词别集类编之合理性的解答，又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不同的编次体例下存词数量的差别，这两点缺憾互为因果，构成了一系列连带的问题。本篇的目的，意在以南宋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为突破口，清理两宋词集中的现存类编版本与残留类编信息，借观不同版本词籍中词体、词题、序次等文本形态的变化，勾勒宋人词类观的演变过程，并重新评估几部重要的类编词籍在两宋词史中的独特意义。

词籍类编之法，从广义上说，沿自中古业已成熟的集部类编之法。除了分调编次之法属于词籍独有外，其他如作家编次、门类编次之法等，在其他文体总集中皆属常见。本篇关注的以门类分编文学总集，最易想及的早期经典莫过于《昭明文选》，后世效法其体例者甚众。总的来说，门类分编基于一定的主题及其功能特点，是唐宋时期文学作品结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总集的编纂中尤为常用，如初唐《续古今诗苑英华》的“以类相从”，中唐《丽则集》“分门编类”，晚唐《唐诗类选》的“类之为伍”，北宋《唐诗类诗》的“分类编次”，南宋《唐诗时贤千家诗选》的“分门纂类”，可谓代有沿袭［4］。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晚明张之象的《唐诗类苑》，更是集大成式的类诗总集。

我们讨论《片玉集》的类编性质，还要将此书置于宋代类编本朝别集的特定风气下来审视。较之类编总集可由选家决定其作品取舍，类编别集则涉及作品如何分类才能避免遗漏的问题。就现存文献来看，宋人更热衷于对前代别集作分类重编，如类编《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等在北宋时期已经盛行，而苏轼、黄庭坚等人诗文集的类编，直到南宋时期才出现。其分类少则数十门，多至百余门，为了应对数量繁多、题材日广的宋集诗歌，编者在类目上不断细化。故在词别集的类编案例中，如何判断陈本《片玉集》之类编性质的起点，如何认识赵长卿的《惜香乐府》，皆涉及时人对当代词家别集之类编的认识。

两宋词别集中有多少以门类编次或带有类编性质的案例，及其在整体宋词别集中所占的比重，可供考察的至少有三组各具特点的参照系。第一组是《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收录宋词别集的早期刻本或抄本共23种；第二组是天津图书馆藏明正德抄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其中有宋词别集抄本83种；第三组是清抄本《乐府雅词》，如果我们相信书中正编“雅词”部分的文本来源为编者曾慥所藏的宋词小集（“余所藏名公长短句”），那么，词人内部的作品编次或反映了原集的样貌，共涉及31家作品［5］。在这三个系列中，除了《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所据多为宋本、影宋本实物外，后两部书还存在一个实物版本时间偏后的问题。即现存《唐宋名贤百家词》的抄写时代晚于其成书时代，而吴讷又晚于两宋词人的生活创作时代，及其所据词籍底本的成书时代。清抄《乐府雅词》同样存在此类情况，学界普遍默认书中作品的编次时间即成书时间，在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但有二点仍需留意：一是曾慥对其“所藏名公长短句”中作品的存录，是否包括作品的序次关系；二是此书在南宋至清的传抄过程中，是否严守作品序次。

这就涉及宋诗别集与宋词别集在存世特点上的一些差异。与宋人的诗文集尚多宋元刻本不同，现有的宋词别集，除了少数词家有宋元刻本存世外，大部分词家作品倚赖于《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元名家词》《宋名家词》等几套明代的大型词集丛抄或丛刻，才得以保存下来。近年来，学界已对宋词应歌而造成的文本不稳定性有了重新的认识，但从作者填词到词集成书、再到实物版本的较长时间鸿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集中作品的序次关系，仍是我们较少顾虑的。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更周全地考虑与词集编次有关的四个行为时间点。第一个是作品的创作时间，这属于编次前的蓄水时间，如果词人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存录自觉性，那么其编次时间就无限接近于创作时间。第二个是“作品群”的编次时间，这个时间可早至词人生前对某一组作品的编排时间，也可晚至词人身后其亲友甚至晚辈对其作品的编订时间。第三个是书籍的编次时间，我们又称成书时间，如果词人的词别集版本系统比较单一，那么此成书时间就接近“作品群”的编次时间；但如果版本系统比较复杂，那么，不同的版本在书籍的编次时间上是有先后之别的。第四个是书籍的实物版本时间，这涉及现存实物书籍的文物属性，我们又称抄写时间或刊印时间，这个时间的有效性能否向前三个时间点无限逼近，取决于文本流通、复制过程中“作品群”的稳定性。在周邦彦词集中，作品的创作时间就是词人所处的北宋神宗至徽宗时期，我们尚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周词在其生前已经结集，故不存在两个以上时间点的重叠。在编次这一核心环节上，强焕明言“裒公之词，旁搜远绍”［6］，所以其作品编次与书籍编次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陈元龙的书籍编次时间即刘肃序所称“嘉定辛未”，但考虑到陈的主要贡献在详注文本，书中的编次关系是其原创新编，还是沿袭旧集序次，我们不得而知，仍当谨慎区分开来。至于书籍的实物版本时间，因陈元龙本的原刻本尚在，故其实物时间即成书时间；但对强焕本而言，因晚至明崇祯年间才被刊印而早期抄本不存，二者之间就存在四百多年的距离。毛晋的校词贡献固大，但作为词学研究者，我们仍须适度警惕毛晋编刻活动中的某些主观辑校法及由此造成二度编次的潜在可能。

《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藏周邦彦《屏迹帖》

之所以要如此细分四个层次，在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确词集的某一编次特点（作品群的结构性关系）所反映的，到底是哪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更能明白不同词籍被用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效用及其边界。对陈本《片玉集》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类编属性的事实起点在哪里？是北宋末年已形成的一种风气（万俟咏词集的“分体”可予佐证），还是南宋陈元龙的一种创造性编法？另可追问的是，在现存的几种类编词集中，陈本《片玉集》与《惜香乐府》《草堂诗余》等在编次时间（而非成书时间）上孰先孰后？他们只是受惠于相同的文学风气，还是相互之间存在更直接的影响关系？

在严格意义上，现存宋词别集明确为类编性质的，唯有陈元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赵长卿《惜香乐府》两部。陈允平的词集《日湖渔唱》中，“慢”“引、令”与“寿词”并存，编次观念较混乱，且置不论；方千里《和清真词》、杨泽民《续和清真词》两部和清真词的专集，其作品序次与陈本《片玉集》一致［7］，就讨论类编行为的自觉性而言，意义不大。另外，南宋坊间盛行“类编大全集”的刊印风气，现存尚有苏洵、苏辙、黄庭坚等人文集，其中黄庭坚的《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录词25类100首，虽然只是全集中的一卷，但存词数量不小（现存黄词总164首）。除此之外，我们还须认识到，没有明确的类编体例不等于没有某些类编信息的残留，宋词别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无法明辨体例，其目录唯列词调名，似分调编次，但个别词调又在不同位置多次出现，且有些作品保留了类目性质的词题，情况颇为复杂。这部分别集，笔者未敢妄言其性质，后面会结合朱淑真《断肠词》的情况，就其中隐含的类编信息及其年代归属，讨论适度延展此话题边界的某种合理性。

陈元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现有南宋蔡庆之刻本。据国家图书馆藏黄丕烈旧藏本卷首刘肃序云“嘉定辛未”（1211），可大致判为南宋中期刻本。其实物版本时间，在现存的类编词集中是较早的。此书卷一至三春景，卷四夏景，卷五至六秋景，冬景两首附卷六末。卷七至八单题，卷九至十杂赋［8］。王国维认为其源为《直斋书录解题》所录《清真词》三卷，“陈本则分前集为八卷，后集为二卷……由此观之，则《清真词》三卷之编次，亦复不难推测”［9］，其说未必允论，但至少提醒我们十卷本的编次存在沿袭旧本的可能。

赵长卿《惜香乐府》十卷，首见于汲古阁刻《宋名家词》，从实物版本时间来看，不如前面作为参照系的第一、第二组文献。而且，《惜香乐府》是作品互见颇多的一部宋词别集，这种情况在北宋词集中较常见，如晏殊、欧阳修、张先等皆如此，但发生在填词已文人化、流通已书面化的南宋时代，就疑点重重。此书卷一至三为春景，卷四、五、六分别为夏、秋、冬景。卷七至九为总词，卷十为拾遗［10］。对照陈本《片玉集》，二书在基本门类及其权重的设置上，颇多相近之处。

南宋建阳乾道刻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为存世孤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书卷五十为“乐章”（以下简称《类编山谷乐章》），录词一百首，分二十五类。总的来说，词卷内部的分类缺少逻辑层次，各文体的分类也无一定之规。又卷首目录后牌记云“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鑱木以广其传”［11］，若其言可信，则书中作品的编次时间当更早。

有关类编信息残留的情况，我们以朱淑真《断肠词》为例来讨论，此归功于现存的几种文献留下了可资比照的较完整线索。朱淑真的诗词集俱在，其《断肠诗集》是宋诗类编中很具代表性的别集之一，《断肠诗集前集》十卷，卷一至卷三春景，卷四夏景，卷五至六秋景，卷七冬景，卷八吟赏，卷九闺怨，卷十杂题；《后集》八卷，卷一至四分别为四时景，卷五花木，卷六至七杂题，卷八杂咏［12］。与《断肠诗集》有多部元抄本、明初递修本不同，《断肠词》的早期版本只有两种，即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崇祯汲古阁《诗词杂俎》刻本［13］；另明弘治词人戴冠撰有《和断肠词》一卷，遍和所见朱淑真词二十六首［14］。从实物版本的时间来看，《和断肠词》所反映的序次关系，更接近明中叶朱词流通的整体样态；紫芝漫抄本庶几近之；而作为分调本的《诗词杂俎》本，我们很难判断其中分调编次的时间起点（毛晋云据明洪武三年抄本，但此为文本之底本，无碍对作品序次的调整）。就类编而言，戴词的序次关系非常清晰，从春景至冬景；紫芝漫抄本的序次与戴词基本一致，但在类目型词题上却与《诗词杂俎》本保持了高度一致；而在《诗词杂俎》本中，有将咏冬景的《点绛唇》词置于春景、将咏梅的《菩萨蛮》词置于秋景等特例，之所以出现如此违和的情况，正因为此本采用了分调编次的体例，需要将原本中同一词调作品分置多处的现象全部清理，而这些在戴冠词、《宋元名家词》中得以保留。到底哪一种编次模式更反映朱淑真词的早期面貌？笔者以为戴冠词，原因有三：首先，这组作品的实物版本时间更早，见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戴氏集》，且与《断肠诗集》的体例相同。第二，在弘治年间，《诗余图谱》《类编草堂诗余》等分调词选尚未问世，分调编词的观念未入人心，而毛晋所在的明末时代，已是分调词籍的天下了。紫芝漫抄本虽实物时间难考，但其体现出的序次近戴本、类题近毛本的特点，说明此书有可能是《断肠词》版本流变过程中的重要中间一环。第三，如果《杂俎》本的序次关系更早的话，那么，其中作品竟全是适宜归入四时门类的主题，以致在重编时没有一首遇到难以置类的问题，未免巧合。这也暗示了《片玉集》的一个问题：陈本《片玉集》在作品数量上少于强焕本系统，是他手中掌握的文献有限，还是因其类编性质不得不舍去某些无法归类的作品？毕竟黄庭坚词的南宋类编本就是这种情况，只收录了现存山谷词数量的六成左右。

南宋郑元佐注《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卷首书影

类编信息残留的情况同样见于那些并非分类编选的宋词总集中。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这样成书于南宋后期的分家词选，虽然打着“唐宋诸贤”的名义，但有着更复杂的选源。如所选林逋《点绛唇·草》，其词题“草”［15］应为后人所增，因为魏庆之曾评价此词“终篇无草字”［16］。考虑到编者黄昇是福建建阳人，其选源文献中不乏类编性质的坊刻书籍。又如成书更早的《梅苑》，此书编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其中作品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北宋后期的填词风气。而这种定于一类的专题词选之所以能出现，至少表明分类选取某一特定主题的作品加以汇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成立，一方面基于数量足够庞大的同主题创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此主题作为类型已经具备了在传播接受上的足够空间及读者市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宋人词集中的类编信息，分为显性类编特征与隐性类编特征两种情况。如《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草堂诗余》《惜香乐府》等在显要位置标示类目的，属于显性类编特征，类似情况在宋词文献中属于少数派。更多的情况如毛本《断肠词》，表面上是分调编次，其实残留了一些分类编次的痕迹。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版本作为参照，我们虽可从朱淑真词题的类目化特征中看出一些端倪，但相关论证只能停留在猜想阶段。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存两宋词作品中有不少类目性质的词题，这到底是词人受其时代之类编风气的影响而自撰的，还是其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因类编的需求而被赋予了一个简短的词题？我们在《花间集》《南唐二主词》《珠玉词》等较早的词集作品中，并未看到这种简短、类目性的词题，尽管这些词集同样需要经过南宋词坛的传播与洗礼。大致来说，从苏轼时代开始，类目型词题在文人词集中渐次出现，由于现存的实物版本偏晚，我们较难判断这些词别集中的短目，是词人自觉的写作行为，还是如饶宗颐所言，为编者“删作者原题为‘秋闺’‘闺怨’等鄙陋之短目”［17］。饶公此句固在评价《草堂诗余》，但如果我们将其适用范围局限于书坊选本，恐怕也低估了社会普遍风气在文人词创作、批评行为中的影响。这个时候，往前追溯这种词类观的产生源头，或可以更好地认识据类命题、分类编词在南宋逐渐成风的来龙去脉。

周邦彦的词作品，至少在南宋初年已有专集。《碧鸡漫志》云“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18］，王灼所见的“周集”，显然是一部个人词集。但是，这部“周集”内部的情况，与现今可见的陈元龙本是否存在沿袭的关系，我们无法判断［19］。如果我们相信《乐府雅词》中的周美成词29首确属曾慥“所藏名公长短句”，那么，其作品序次明显不同于强焕、陈元龙二家版本。而强焕本系统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对陈本《片玉词》中门类划分的忧虑：到底这种编次关系形成于什么时候，反映的是哪个时代的编词风气？陈元龙的做法，到底是有文献依据的，还是完全自作新编？虽然周邦彦词在其生前的编次情况已无法探原，但其大晟府同僚万俟咏的词集情况，在王灼《碧鸡漫志》中有专门的介绍：

王灼所云“分五体”，正对应《直斋书录解题》“《大声集》五卷”的记载。据王灼的语气，万俟咏词早期的二分法，后期的五分法，应见于词集的显著位置，并非记述者的主观表述。在这“五体”中，“应制”体的含义一贯稳定，指应诏所填之词；“杂类”体亦有可参照的对象，如陈本《片玉集》中的“杂赋”，赵长卿《惜香乐府》中的“总词”，大意指主要体格之外未能归类的词作品。唯“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三体，其表述相当缠绕，不乏辞意互文之处，词学界至今未给出实质性的细分观点，稍有遗憾。

我们先讨论相对有把握的“雪月风花”。此语在宋代诗词中经常作为“四时”的风雅代称而出现，较早见于白居易《寄殷协律》“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后如邵雍《答人吟》“四时雪月风花景，都与收来入近编”、陆佃《依韵和徐大夫凤凰池》“赏心乐事知多少，雪月风花是四时”等，大致对应宋词中的时序主题。《古今词话》记“万俟雅言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按月律进词”［21］，《词源》记“美成诸人……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22］。龙榆生认为陈本《片玉集》的编法属“按月律为之”的遗意［23］，大致此意。

至于“风月脂粉”“脂粉才情”两类，不能因有“脂粉”一词而作寻常艳词解，因为万俟咏已经自觉地“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侧艳”典出《旧唐书·温庭筠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对其含义，学界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专指“侧调”“艳曲”两个音乐概念，无关语言风格；有的认为至少在北宋时期，其“体”“性”已交缠在一起，“无赖太甚”的割舍态度，属于明显的风格批评之范畴［24］。总的来说，我们应先明确“脂粉”一词在此处的语境义，然后将这两种体格置于“雅词”内部再作细分。

这一组概念，亦须置于有音乐演唱性质的文学演变史中来讨论。明初《太和正音谱》分“杂剧十二科”，其中“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25］，这里与“风花雪月”并称的“烟花粉黛”，与之概念相近的前文类存有两例：一为北宋词中的“脂粉”类，二为南宋说话中的“烟粉”类［26］。朱权标注此“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如此又与夏庭芝《青楼集》中“驾头、闺怨、鸨儿、花旦、披秉、破衫儿、绿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长里短”［27］的元杂剧分类系统形成了对应。这种关联的形成以“花旦”为中介，较之其他人物身份，更近于音乐层面的词曲互鉴（作为歌唱者），而非俗文学层面的叙事互鉴（作为故事人物）。大晟府乐固早于元杂剧，且雅俗有别，但靖康以后，金朝“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28］，二者亦存在一些隐性关联。总的来说，由元杂剧中的“烟粉”科，借词曲观念类同的文体互渗视角，可大致倒推词之“脂粉”体的核心涵义，在性别之他者视角，而非某种特定性别身份的传奇性。

结合在宋词、元曲中已明确的“雪月风花”体，笔者以为，万俟咏的“风月脂粉”，更偏于羁旅行役、池馆忆旧等基于自然时序的女性感触及风格（偏于歌者作品）。这是早年漂泊沉浮的周邦彦、自号“词隐”的万俟咏、游宦失意的晁端礼的共同人生经历。而“脂粉才情”体更倾向于女性词的表内（作为作者）而非表外（作为题材），需要词人基于代言的立场，表现风流士女在限定空间中的临场捷才（偏于角色作品）。当然，将之纳于“雅词”的批评范畴之内，仍是其创作分类的基本前提。

遗憾的是，根据万俟咏的“分五体”来考察北宋后期的词类观，其适用范围大致仅限于大晟府词人及其周边。对更广阔的徽宗朝其他词人，及稍后的南渡词人与稍早的元祐词人，我们缺少“分五体”这样有针对性的批评材料，而置于“雅词”的话语体系下又有些笼统。这个时候，更具适配度的考察单元，唯有具体作品的词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与“分五体”“侧艳”“雅词”等词学批评范畴一起，构成了北宋中后期词人的整体词类观。

词题是词作品的重要副文本之一，现存宋集中，词题有短有长，有自撰有后拟，情况相当复杂。本篇大致分为类目型词题、纪事性词题［29］、表意性词题三种类型，以便接下来置于更长的词史脉络中讨论。所谓类目型词题（以下简称“类题”），指反映词作类型归属的词题，没有指示词人创作意图的深层用意，如苏轼的《洞仙歌·咏柳》《浣溪沙·端午》等。总的来说，东坡词的类题主要集中在咏物、节序二类，没有“闺情”“夏景”“离恨”之类的“草堂”体。纪事性词题，指词人用以记录个人行迹的词题，大多含有时间、地点、人物等可予编年的有效历史信息，如苏轼的《定风波·海南归，赠王定国侍儿寓娘》等，东坡词题中以此类最多，时、地、人至少占其一。表意性词题，指词人用以表达个体内在情感的词题，多少有些私人写作、隐微写作的用意，如苏轼的《行香子·病起小集》等（以上示例，皆据元刻《东坡乐府》）。严格来说，以上情况在敦煌曲子词中已显端倪，如《南歌子·月》《鱼歌子·上王次郎》等，但很少见，且难判断其自撰或他注性质；在两宋文人词中的交缠就较复杂，我们不仅要重视类与类之间的犬牙交错，更要在词集编次四个时间点的参照下，对词题的生成时间作出谨慎的判断。这样才能在两宋词的发展脉络中，对具体词题及其背后的词类观，给予准确的时间定位与词史评价。

所谓“词类观”，即词人对词作品如何分类归属并运用于创作、批评实践的基本观念。学界对两宋类型词的研究成果其实很多，但大多基于研究者的审美眼光，而非宋人自己的视角，故较少涉及对宋人如何思考此事的动态考察。如果说宋人的诗类观可以通过多部广泛流通的类编诗歌总集予以大体呈现，那么，光靠一部《草堂诗余》来论证南宋词人的词类思想，就显得有点单薄，缺少足以覆盖整体的阐释效力。另外，既然徽宗朝的万俟咏已经词“分五体”，而早期文献所见苏轼、黄庭坚、谢逸等文人词中确有少数类题，那么，北宋词人对此是如何认识的，仍需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日本桥川时雄藏敦煌写卷，《北京画报》1930年第3卷第101期

现存词集有两个以上早期版本的北宋词人，没有哪一家在词的类题上保持了完全的一致。如谢逸词在《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时有“上元”等节序题，但在《乐府雅词》中大多无题。东坡词也是类似的情况，在早期的三个版本中，有些作品在傅本、元本中无题，而在《百家词》本中作类题，如多首《南歌子》在《百家词》中有“湖景”“寓意”“暮春”“感旧”等类题；另有些作品在傅本、元本中为纪事题，而在《百家词》本中缩略为类题，如《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的词题，傅本作“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探筝”，元本作“湖上与张先同赋”，《百家词》本仅有“江景”二字［30］。吴讷的底本为曾慥编《东坡词》固无疑问，但我们没法确言如词题这样简短的副文本同样遵从了原本的面貌。《百家词》本《东坡词》中有别于其他两个早期版本的类题，更像是南宋后期或元明文人在传抄曾本过程中的无意识括写。如果这是曾慥编本的原貌，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他在编《乐府雅词》时，没有保留其他名公词题的更多痕迹。

明红丝栏钞本《唐宋名贤百家词·东坡词》卷目

吴熊和论词题衍生之大端曰：“自《花间集》《尊前集》以至晏殊《珠玉词》，词皆无题。王安石、张先，稍具词题。”［31］然《乐府雅词》所录11首“张子野”词皆无题，而在另一个被认为反映宋本面貌的清《知不足斋丛书》本《张子野词》中，上述11首词中的6首存有纪事性词题，如《天仙子·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宴春台·东都春日李阁使席上》等较长词题。此若成立，则鲍本中《贺阵乐·钱塘》一类的词题，就有自撰类题的性质了。我们通过对《张子野词》的整体考察，大致可推断纪事性词题的自觉、普遍写作，要早于类目型词题。

总的来说，北宋前期的词类观，因当时的词籍编纂尚欠自觉而难以深究；北宋后期的词类观，我们通过同时代的词学批评材料及较晚的实物词籍，仍可管中窥豹。万俟咏的《大声集》是现知最早的类编词集，其体例的基本原则是风格分类，与南宋《草堂诗余》《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的主题分类有较大的差别。不仅因为“风月”“脂粉”“才情”等范畴带有较强的风格论色彩，更因为“五体”只是万俟咏词的二级分类，它们被统摄于“雅词”的大类之下方可成立，而对“雅词”“侧艳”的讨论，仍属于在音乐文体之限定下的一种风格导向。但另一方面，任何风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主题的偏向选择，二者在词体语言的使用上存在大量的交错。随着南宋词在世俗创作的道路上日益开阔（可视为对早期曲子词传抄中分类观的一种无意接续），文人词的风格分类被更易辨识和操作的主题分类所取代，借此渠道，更多的平民词人得以成为文学生产中的积极分子，进而通过坊刻词籍的流通，反过来干预士大夫词人的某些创作观念。

我们先确立现存几部重要的类编词集的先后关系。《草堂诗余》的成书时间，一般据王楙《野客丛书》引《草堂诗余》中张仲宗《满江红》词，认为在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以前。陈本《片玉集》的成书时间，主流观点据黄丕烈藏本中的刘肃“嘉定辛未”序，推断在嘉定四年（1211）。《惜香乐府》的作者赵长卿，近有学者在《（万历）南丰县志》中发现其小传，并与《宋史·宗室世系表》互证，确定其本名为赵师栱，大致生活在绍兴后期至淳熙年间（1151—1189）［32］。《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的编印时间，据书中“乾道端午”的题识，可定在1165—1173年间。

由于史料太少，我们很难对其中的创作时间、编次时间、成书时间与实物刊印时间再作区分。因此，我们需要采用一个更稳健的做法，即论证任意两部词集之间的参考关系。已有学人指出《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中周邦彦词的类目、序次与笺注文字，参考陈本《片玉集》之处极多，认为是在“增修笺注”的过程中发生的［33］。笔者以为，二书在笺注上的参考关系固在，但对类目、序次的参考，未必与笺注属于同一批次的行为，也可能是一种反向的关系。因为总集细目的完整性，很难通过参考某一部别集的细目来实现，但别集的细目却可以择取总集细目中的某些部分来呈现词人的个性特点。而有关《惜香乐府》与《草堂诗余》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刘泽编本的时代更早，但由于此抄本未公开流传，《草堂诗余》并未参考［34］。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后集”卷首书影

《类编山谷乐章》分25类共100首，与《黄先生大全文集》中的古律诗1753首分104类相比，其类目数量固不及，但观每小类的平均作品数量，已颇接近。此书的类目与《草堂诗余》“后集”多相似之处，未采用甚至有意避开了“前集”的四时分类法。除了开头的6首“春”词外，后面的94首词若依《草堂诗余》的分类标准，可全部被纳入“后集”。特别是“退居、渔父、猎、妃子、妓女”连续五类，与《草堂诗余后集》“人物类”分为“隐逸、渔父、佳人、妓女”四小类颇近。我们现在对《草堂诗余》成书时间的判断，只能定其下限，即在南宋庆元以前。但观此书“后集”与《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的关系，除非我们认为“前集”“后集”编成于不同的年代，否则《草堂诗余》的成书时间可推至乾道（1165—1173）以前。

另外，我们须适当跳出个案的局限，考察更广泛的时代风气。如《直斋书录解题》记载“《草堂诗余》二卷，《类分乐章》二十卷，《群公诗余前后编》二十二卷，《五十大曲》十六卷，《万曲类编》十卷，皆书坊编集者”［35］，其中《类分乐章》《万曲类编》二书是明确的类编词总集，其卷帙规模远大于《草堂诗余》。这种类编词总集的主要功能，古今词家多主张便歌（“乐章”“万曲”云），如清人宋翔凤云“《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36］；近人赵万里也认为“分类本以时令、天文、地理、人物等类标目，与周邦彦《片玉词》、赵长卿《惜香乐府》略同，盖所以取便歌者”［37］；龙榆生在介绍《直斋书录解题》的这条材料时，也表示“其编辑体例及内容，皆不得悉。惟以《草堂》例之，《类分乐章》以下四种，既同出书坊编集，其为适应当时需要，而以便于歌者为原则，殆可推知；而其书之易亡，当亦以后来不传歌法，遂不为人重视”［38］。但是，考虑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中的词卷以“乐章”命名，而其单行词集多以《山谷词》或《山谷琴趣外篇》相称，那么，这里的“乐章”未必有配乐入歌的特定含义，或只是对词作品的一种泛称而已。由此推之，如《类分乐章》《万曲类编》的编纂目的，也可能为了便于同一类主题的效法与使用（南宋未必入乐），其功能与类编诗总集并无太大的区别。

但别集的书籍性质毕竟与总集不同，就陈本《片玉集》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龃龉是需要作出解释的。首先，任何词作品，是否编入选本不存在绝对的必然；但明知属于词人作品却不编入其别集，那就是编者的失范了。面对具有类编意识的选家的挑拣，不易被归类的作品会失去流通上的优势，类型化的作品反而比私人性的作品更易打动听众。我们现在看到的陈本《片玉集》比强焕本少数十首作品，是因为选源本身的局限，还是类编性质造成了部分作品因缺少放置空间而不得不被割舍，我们不得而知。其次，就算我们认定《片玉集》的类编性质是为了便歌，也不能说这是陈元龙本人的意图，因为这种意图与别集详注模式背道而驰。清人宋翔凤说《草堂》，“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就算《草堂诗余》改易文字、力求平俗的做法，没有被用于更严肃的周词别集编刻之中，但对字词用典进行解释，用小字注的体例割裂词句的一体性，这些做法有悖于“应歌”的即时性特点。由此来说，陈本《片玉集》的类编性质，应该在陈元龙所据的更早周集中已经存在了。

陈振孙提到的“皆书坊编集者”，也是重要的线索。南宋的建阳书业，向以类编书籍著称。现存的两部元刻本《草堂诗余》中，元至正十一年（1351）刻本署“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可知为建阳刻本。此何士信复见于元建阳刻本《类编古今事林群书一览》，明杨士奇跋《小学集成》亦云“建安何士信纂集诸家之说以为《集成》”［39］，大致可判为元人。虽然没有证据推断《草堂诗余》更早版本的刊印地点，但从现有材料来看，由建阳当地一直延续下来的可能性最大。

《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卷端题“建安蔡庆之宗甫校正”，可见与建阳书业有密切的关系。至于《惜香乐府》，一般认为毛晋的文献来源为早期抄本，在汲古阁刊印之前没有印本流通的经历，但赵长卿居住江西南丰，与建阳的距离很近，虽然未被建阳书坊刊印过，不排除其书的编纂理念（作者赵长卿、编者乡贡进士刘泽、校者门生胡赓皆南丰人）受到同时代邻近地区书籍编刻风气的影响。

与以上各家类目情况及先后关系相比，词别集或总集中的类题情况及生成时间，就更复杂一些。我们须认识到，词题的副文本性质，决定了它的生成时间是不确定的，可以生成于作品的创作时间，也可以生成于词集的成书时间，甚至是某一版本的抄刻时间。纪事性词题因涉及创作之人事，兼具叙述者口吻，其原创的性质较易判断（也有词评资料被改为词题、词序的情况），但用词简短、中性的类目型词题，其生成的情况就较难分辨了。

有鉴于此，笔者将类目型词题的生成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朴素分类观下的类题，这在敦煌曲子词中已经出现，然未进入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早期文人词世界，至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中后期词人，信手类题渐多，但难称自觉。一般来说，后生的类题只能在纵向的、有版本流变关系的词籍中保持一致，而很难在横向的多个早期版本中同步。若出现后一种情况，就应是作者的自题。这种朴素的词类观，主要源自早期词人对节序主题的吟咏，及柳永、张先等人对咏物词的尝试，特别是苏轼，与其节序词题性质的不确定相比，他在咏物词上的拓新相当自觉。二是分类风气影响下的类题，如南宋后期高观国、史达祖、卢祖皋、蒋捷、周密等人的词题，应不是在词集编次过程中后生的，而是发生在编次行为之前，即词人创作受时风影响而习惯命题。三是类编词集重编后遗留的类题。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的不少北宋早期作品，其词题的来源比较复杂，一些类题很可能采自当时在福建地区流通的类编词籍；又如南宋福建坊刻的分调词集《山谷琴趣外篇》，其90首词多摘自《类编山谷乐章》，可推断其成书时间晚于南宋乾道年间，其中如《水调歌头·游览》《清平乐·饮宴》《拨棹子·退居》等短题，实袭自《类编山谷乐章》中的门类标识，并非词作的原题。前面提到《断肠词》中的短题，也是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