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英致力于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乡村土地制度研究。她带领的学术团队在成都平原展开了深入精细的系统工作，在田野考察中深化土地制度和乡村社会经济研究。目前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相关田野调查和整理研究工作正逐步向前推进。2012年以来，李德英积极推动四川大学历史学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将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纳入历史学教学实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口述历史和民间文献资料。2021年，李德英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分享了团队在成都平原的田野考察和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等工作，以及近期对区域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探索。
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右三）、哈佛大学宋怡明教授（右二）、四川大学王果副教授（右四）等在成都新津区展开田野调查读碑。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与边疆、民族研究相结合的区域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带领学术团队在成都平原的学术田野上持续推进工作，引起相关学界的关注。首先请您介绍下四川大学在区域史领域的相关学术工作。
李德英：
区域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国内区域史研究也非常繁荣，各具特色。四川大学的区域史研究历史悠久，在国内侧重于西部地区、青藏高原，在国外侧重于南亚、东南亚等对中国具有独特而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区域，前辈们在此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边疆、民族研究结合紧密；注重基层、注重社会调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华西边疆学派，对西部边疆、西南民族、康藏地区、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展开了很多社会调查，不仅收获了一大批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也为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前四川大学的区域史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大区域，跨地区、跨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流动；一个是小区域，地方性的，西南三省的人口、经济、社会变迁。前者的相关研究有很多，罗志田教授的思想文化史、杨天宏教授的政治文化史，他们的很多研究都在思考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后者主要集中在明清以来的西南民族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石硕教授的藏彝走廊和民族关系研究、何一民教授的边疆城市体系研究、徐跃教授的庙产兴学与清代四川地方社会研究、李德英教授的成都平原土地制度和乡村社会经济研究、成功伟教授的农业合作运动与合作金库研究、王果副教授的城乡关系研究、周琳副教授的重庆商业组织和底层民众研究、郭书愚副教授的晚清四川书院研究等，涉及面广，主题丰富，在视角和方法上重视与环境史、移民史和华南研究方法的结合。
总的看来，我们的区域史研究从比国家更大、比国家更小的两个视角入手，同时研究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使之更为丰富、多姿。
在成都平原开展基础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
请介绍下您在成都平原主持开展的工作。在您看来，与其他区域相比，你们在成都平原这一区域的学术工作有什么特点或独到之处。
李德英：
我们在成都平原展开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搜集整理档案资料，开展口述历史实践活动。众所周知，四川的档案资源非常丰富，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各县都有很珍贵的收藏。著名的巴县档案和南部县档案其实只是我们这个区域丰富档案资料的冰山一角。成都平原的档案资料也很丰富，有的县区级档案馆从清代到共和国时期的档案保存得非常完整。过去几年，我们与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场、大邑县安仁镇、新津县档案馆、青白江成钢厂、新都区档案馆合作，除了搜集整理相关档案资料外，还以袍哥（公益协进社）、刘文彩家族、抗战时期的特种工程（新津机场）、南下干部（晋绥干部）、川军起义将领（刘文辉、潘文华）、经典田野再回访（高店子、中和场）、三线建设等为主题展开口述历史实践活动，并进行口述历史档案的整理与收藏。
李德英教授、张杨博士正在进行口述访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四川大学整理的口述历史档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收藏的口述历史档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二是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研究。我们的田野调查是与口述历史、民间文献、档案文献的搜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的工作方式如下：以口述历史调查的方式进入田野，让历史亲历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和感悟；与地方文史爱好者和口述访谈对象合作，搜集民间文献；以口述主题和口述对象为中心，与地方档案馆合作，复制与之配套的档案资料。目前，我们的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一共收藏档案资料和民间文献两万多卷，其中口述历史档案500多卷，由于资料尚在整理过程中，暂时不能对外开放，待我们整理完毕建立数据库，可以和学界同仁共享。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档案资料、民间文献，这些都是区域史研究非常重要的资料，我们在搜集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展开学术研究，有的成果已经发表，有的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总的来说，我们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但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都很不够，成果的展现也比较慢，还需要向区域史研究的前辈们学习。
李德英教授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图为项目召开学术研讨会合影。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
除了上述资料搜集整理研究，请您举例介绍下团队近期发表的成果。
李德英：
我和我的学生这些年围绕成都平原展开研究形成的成果，除了我自己的《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近代长江上游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等著作和论文以外，有一批年轻人的成果值得期待。
在这里我介绍两篇博士论文。一篇是张杨的博士论文：《国家财政、民间积怨与政治动员：川西地区的地主与佃农（1940—1952）》，这篇论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首次设立的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的资助，近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篇是袁上的博士论文：《水·堰·人：成都平原的水利、环境与共同体（1644—1949）》，该论文对都江堰及成都平原的堰渠制度和水利、人文环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特别是关于堰长制度的研究，很有特色。
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李德英《近代长江上游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从四方面深化区域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请您以成都平原为例谈谈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区域史研究。
李德英：
不同区域的区域史研究有不同的特色和进展情况，就像赵世瑜教授所讲，区域史研究的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开展充分，讨论热烈，有的地方刚刚开始，有的地方还没有开始。别的区域，我不好评论。就本人所研究的成都平原而言，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第一，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释读。这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功夫，可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科书却没有这样的内容，以至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直到大学毕业基本都没有接触过民间文献，这是很有问题的，也就是说除了阅读正规出版物，这些精英选编、书写的资料之外，他们可能对民间的、基层的声音，接触不多。所以，这学期我尝试着把田野调查搜集的资料带到课堂上，让同学们读土地买卖、租佃契约、分关文书、碑刻、族谱、诉讼档案和公文，让年轻人接触民间文献，培养他们的研究兴趣和能力，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第二，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田野调查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成都平原又称川西平原，它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概念。由于都江堰的庇佑，这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号称“天府之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称“成都平原”为都江堰灌区，这是一个水利概念。随着东风渠等的贯通，都江堰的水东引到龙泉山和龙泉山以东地区，所以我们理解的“成都平原”并非只是平原地区，也包括都江堰能够灌溉到的丘陵和山地。立体的“成都平原”也是多样化的成都平原。过去我们的田野调查覆盖面很有限，我们在新津、新都、郫县、大邑、蒲江、龙泉驿、都江堰等地做过考察，其他地方还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的调查，这是我们将来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同时，田野调查也是让年轻人认识该区域、理解该区域的重要途径。据我所知，有的同学在川大江安校区读了四年大学没有坐过茶馆、没有赶过场，甚至没有吃过一次正宗的麻辣火锅！这样不接地气的生活，让他如何去理解历史上这个区域人们的生活？有一次，我带学生去做田野调查，随便问几样农作物的名字，很多人答不上来，有的同学对柚子长在树上感到非常惊讶！有的同学不知道林盘是什么。有的同学对四川山区的冬水田很不理解。对城市里或其他地方长大的学生来讲，四川农村和农村生活，他们很不熟悉，如果不到田野去多走走看看，多体验和观察，如何能够理解历史文献，进而做出不脱离实际的研究呢？
上面两点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下面两点是区域史的研究取向。
第三，深入区域与走出区域。区域史之所以称之为“区域史”，在于她的叙述主体是区域，而非国家。何为“区域”？如何划分“区域”？刘志伟老师有很好的回答：“一个所谓的‘区域’，可以是国家里面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跨越国家的空间范围；在国家里面的这一部分，可以局限在国家这个整体中看，但我更主张是超越国家的视野。这样，所谓‘区域’，虽然包含了‘局部’的意思，但更具有整体的意义。因此，所谓区域研究，在以国家内部的一个地方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个地方放到更宏大的超越国家的视野里去认识。”我赞成刘老师的说法，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既包含局部又具有整体的意义。所以，我们的区域史研究，起码应有两个面向，一方面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区域内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了解和学习其他区域的研究，探索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立足区域，放眼全国甚至全球，既研究区域的独特性，又研究各个区域共同存在的问题。
例如，成都平原的土地押租押扣制度，是这个区域独特的民间习惯，还是很多其他区域存在的“重押轻租”“轻押重租”形态在成都平原的体现。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研究的区域，还须了解江南、华南、华北、西北等区域的土地租佃制度和地方习俗。还有宗族问题，由于华南研究中宗族问题研究得比较充分，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华南的宗族势力似乎比别的区域更强大，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换句话说，其他区域的宗族因素似乎更少。但我们读更多的民间文献、做过更多的调查之后，发现在成都平原以及四川地区宗族势力在土地交易、租佃关系、抵押借贷、纠纷调处、司法诉讼、地方事务和民间信仰中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区域史研究不要仅仅着眼于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更要走出区域，跨越区域，讨论不同区域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该区域的研究更加深入。
第四，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有学者讲要做好区域史研究应“小视角，大视野”，以避免“碎片化”的嫌疑，学界对“碎片化”有很多讨论，此不赘述。只想谈一谈如何拥有“大视角”。传统的历史书写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近年来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兴起，“自下而上”成为学界新时尚。区域史研究应将这两种视野结合起来，我经常跟同学们讲，我们的研究要“上天入地”，不能飘在半空中。所谓“上天”，是指“自下而上”的视角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从地方看中央，从区域看全球，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老百姓如何与国家打交道，如何与更大的市场产生联系，形成更大的社会网络；“入地”，则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要研究国家和中央的政策、制度、法律的执行和落地情况，不能只停留在条文层面，要结合民间材料，透析国家、社会和民众的互动。只有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才能够获得“大视野”，才能够“以小见大”，做好区域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