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向马克龙赠送一批中文版法国小说，其中就包括
《红与黑》
《九三年》《茶花女》《三个火枪手》等
。
《红与黑》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不仅在法国尽人皆知，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如今，这部名著已出版了众多中译本。而提到《红与黑》的翻译，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过去的——赵瑞蕻，这位浙江温州的翻译家，是《红与黑》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我第一次晓得斯丹达尔和《红与黑》这本名著是在我的故乡温州，一个美丽的山水之乡。那时候，我有一个相知的老师，他很喜欢这部小说，时常跟我谈论它。晴和的礼拜天下午，我们……有时坐在沙滩上休息欣赏瓯江上的晚照，烟霞中的归舟……我们有时聊天中便转到《红与黑》的故事上头了……”
赵瑞蕻在《红与黑》译者序里，深情回顾起在故乡温州的点点滴滴，以及自己和《红与黑》的缘起。
赵瑞蕻提到的这位“相知的老师”，叫夏翼天，尽管只在温州中学教了一年书，但对赵瑞蕻却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叫做玉连，很漂亮，可是心里挺厉害谁知道呢？哎，红指的是什么？黑的呢……”对谈中，老师抛出的一个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这位瓯江少年的心头。
1915年，赵瑞蕻生于浙江温州，1935年从温州中学毕业后，先后于大夏大学、山东大学求学。抗战军兴，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赵瑞蕻毅然告别故里亲人，跨越千山万水，负笈西南一隅，这就是西南联大。在联大外文系，赵瑞蕻师从吴达元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法文功底。
1940年夏，赵瑞蕻从联大外文系毕业，先在云南任中学教员，再到重庆南开中学教书，次年到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后来1942年冬又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借到了司各脱蒙克里夫的《红与黑》英译本，使我有机会对照原著细心阅读，深受感动，迷上了斯丹达尔这部精彩的书的话……萌发翻译《红与黑》的念头。”一路走来，赵瑞蕻翻译《红与黑》的念头始终萦绕心间。
1941年冬，在南开中学任教的赵瑞蕻，偶遇其联大老师柳无忌，得知中央大学分校急需教员，柳先生当即引荐赵瑞蕻。穿着棉袍，夹着书籍和简陋的铺盖，赵瑞蕻兴冲冲前去报道。
分校位于嘉陵江东畔一个叫柏溪的小山村。此间虽地处偏僻，倒不失为烽火连天中一片治学净土。在地势最高的教师第五宿舍，赵瑞蕻“远眺江上风帆和隔岸山色”，附近是“幽径，竹林，三月里油菜花香四溢”。国难当头，竟有这般宁静的环境，虽艰苦也觉欣慰。教学之余，他辛勤酿制的一枚枚硕果，有散文，有诗歌，也有翻译。
柏溪，成了赵瑞蕻实现第一个文学梦想的摇篮。
1943年春，在这个幽静而寂寞的小山村里，赵瑞蕻开始了和法国小说家斯丹达尔（Stendhal）的名著《红与黑》的漫长对话。此时，赵瑞蕻一边照料身怀六甲的妻子，一边翻译《红与黑》——不久后，它将成为第一部中译本。
1945年，上海中正中路610号，作家书屋出版了赵瑞蕻译作《红与黑》。封面的右上角有“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字样，扉页上则印着“献给幸福的少数人”。
吴达元先生收到赠书后很快回复：“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而那位 “相知的老师”夏翼天，却在中译本出版前一年，因生活窘迫去了英国，从此音讯全无。
赵瑞蕻主张一本世界名著从来是，也应该是拥有几个甚至多个译本的。只有经过不只一人的翻译，原著精神才能得以传扬。他极为认真地阅读别人的译本，写下了大量的心得眉批。但是翻译毕竟不等于创作，其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忠实原著。
赵瑞蕻多次呼吁并著文恳谈，例举翻译界中一些他认为需要端正的不良倾向，比如滥用文言，用词离谱，以及罗嗦和冗长。而他并不以为自己所做的就完美了。相反，他不满意自己年轻时代的译本，重新翻译《红与黑》的愿望一直埋在心中。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年事渐高，视力严重下降，赵瑞蕻最终未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