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证券经济学家辜朝明在新书《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延伸其提出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理论，结合经济发展三阶段论述财政货币政策影响以及对产业和个人影响。
第一个阶段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资本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
劳工一般很难有定价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
，
因为农村里有很多剩余人口
，
找工作的人很多
，
企业自然就会剥削工人。
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
，
社会进入到一个储蓄
、
投资
、
消费交互增长的状态
，
又被称为黄金时代
。
这时候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以提高产出
，
同时迎合满足雇员的需求
，
增加工资
，
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等等
。
在这个时期
，
因为劳动人口已经开始短缺
，
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
，
工资上升又引起消费水平上升
，
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
，
这样公司的利润也会上升
，
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
、
向上的正向循环。
第三个阶段
，
也就是辜朝明提出的一个独特阶段
，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
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
，
进入到发达经济阶段后
，
进入到被追赶阶段。社会开始出现分化
。
对于劳动力来说
，
只有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
，
比如科学技术
、
金融
、
贸易
、
国际市场类会继续得到很好的工作回报
，
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传统制造业工作的工资会逐渐下降
。
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辜朝明认为西方社会大概在70年代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
当时主要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追赶
。
到了十几年之后
，
80年代
，
中国开始进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
，
日本也开始进入到被追赶阶段
。
处在被追赶阶段后
，
国内经济增长机会急剧减少
，
经济增长就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些易形成泡沫的领域中
，
无论日本
、
美国还是西欧都是如此
，
资金先后进入到
房地产
、
股市
、
债市及衍生证券中
，
造成了巨大的泡沫形成和之后的泡沫破裂
。
泡沫破裂之后
，
因为本身国内经济增长机会仍然有限
，
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少
，
所以私营部门一方面为了修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
另一方面也缺少投资机会
，
使得其经济行为不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
而是转变为以追求债务最小化为主要目标
。
这是辜朝明在2008年提出“资产负债表式衰退”的背景。
在第三个阶段，财政政策又变得很重要
。
因为国内投资环境恶化
，
投资机会减少
，
私营部门因海外投资收益更高
，
而不愿意投资国内
，
但国内仍然有很多储蓄
。
此时由政府出面
，
例如像日本的这种方式
，
大规模进行社会投资
，
投资于基础设施
、
基础教育
、
基础科研等等
，
虽然利润不高
，
它可以弥补国内的私营部门投资不足
，
居民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
，
这样可以保障社会就业
，
维持GDP水平不进入螺旋式下跌
，
更加适合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
。
反而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会常常失灵
。
中金经济学家彭文生先生复盘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也提出当前货币政策失灵需要财政政策发力的观点。
参考辜朝明的观点，第二阶段是一国经济体的工业化时期，潜在经济增速上行，制造业的占比显著上升，居民收入增加，企业盈利增长，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经历的过程。完成了工业化的中国经济体在2011年遭遇了严重产能过剩，产能周期一路下行直到2016年初供给侧改革前夜见底。制造业占比见顶意味着企业负债率见顶，居民闲暇时光越来越多居民加杠杆负债率上升，服务业占比开始上升。代表性服务业比如地产、金融和互联网等等行业在过去十年吸收了大部分的流动性，却没有提升潜在经济增速。按照彭文生的分析，2008年以前中国流动性以M2的方式推升通胀，2008年以后以社会融资的方式推升资产价格，也契合这个观点。
越来越低的利率水平和越来越低的潜在经济增速终于在这几年造成了不得不解决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有产阶层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没有及时加杠杆的中间阶层被飞涨的资产价格被动挤压，所谓焦虑和内卷化流行于世，社会结构向大前研一所言的M型社会演化。富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其他人却没有能力消费。政治素人特朗普意外崛起正是源于这种社会土壤，中美冲突其实是美国应对国内贫富分化的一种策略。美股FAANG和A股茅台永远涨也是这十年社会趋势的映射（拿着社零数据分析消费股是南辕北辙）。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表达，当潜在经济增速无法支撑所有人需求的时候，只能消灭人口数量优化人口结构重新获得社会进化动力。纵观人类历史，瘟疫和战争等等危机之后往往重新出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黑死病之后是欧洲文艺复兴，一战二战之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七十年代滞胀之后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兴起。
2020年历史诸多矛盾重新聚集在一起，新冠疫情、限制互联网垄断、房住不炒、脱虚向实、趋近于0的利率、历史极值的商品股票比.....等等微观现象似乎在验证宏观摆钟的位置。2016年供给侧改革成功是微观现象和宏观摆钟共振的结果，即使没有供给侧，价格砸到平均成本的周期行业也存在自我纠偏的力量，正确的政策取向加速了正确的速度。今天中国距离先进国家依然存在科技差距，补短板解决卡脖子问题大力发展制造业，限制互联网发展直接融资控制地产三条红线，不但弥补我们产业不足助力国际追赶，更重要的是通过重塑第二产业扭转社会问题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今天中国重塑制造业的战略举措或许又是一次微观和宏观的伟大共振。
站在这个角度看，过去十年的趋势未必是未来十年的延续，过去十年的未竟事宜或许在未来十年得以实现。
贝克特的《棉花帝国》揭示了一个深刻观点，面向未来的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穿越牛熊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