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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的船首破开江面，漾出层叠的浪，水波在江心织出细密的网，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汤原县码头。
汽轮贴岸后，伪警察与特务马上笼向下船的人：除了头、二等包房的“要人”以外，所有下船的乘客都被强制排成一列，逐一由伪警察查阅“良民证”后搜检随身行李，便衣则趁着这个当口察言观色，看是否有人被这检查唬得六神无主。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个撒手锏是斜对着跳板的一个烟卷摊位。摊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女的描眉打鬓，男人则眼巴巴地打量着每个从跳板上下来的人。直到所有人都从船上下来以后，男人却忽然招呼起人来，一起围上最后一个从船上下来的老人。老人被带到派出所后，这男人畏畏缩缩地凑到伪满警察身后，指认这个“良民证”上被登记为王克勤的老人便是中共地下交通员“老李头”。
老人自然是连声喊冤，称自己是乡下地主，儿子在佳木斯“聚源东”做二老板，身家丰厚，与“共产”乃不共戴天。这次老人乃是专门前往佳木斯探望儿子，顺道在汤原办点事情，若是警察不信，刚刚下船的人中便有一位伙计可以为自己作证。有趣的是，说曹操曹操便到：刚刚离去的那位伙计见老人久久未到，竟然找到派出所来。这间百货商店在汤原县中颇有名气，伪警察不但认识这位小伙计，跟店中几位掌柜更是相熟，因此事情就此陷入僵局：若是强行将老者扣下，最后发现这老头不是共产党，说不得便要狠狠得罪几位财主。所以其中关隘，便是指认老者的男人能否掏出真凭实据。
这男人不久前才叛变投敌，在伪警察面前说话底气不足，因此面对质疑难免有些手足无措。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也确实拿不出更多证据来坐实眼前的这位王克勤就是地下交通员“老李头”，前思后想之下只得把心一横，声称中共交通员不会空跑，只要将老李头的随身行李再仔细搜查一番，定能有所收获。
于是真正的搜查终于开始了：老人身上的衣服被扒了下来，领子等能藏东西的地方全被裁开，鞋底被一片一片地割开，身上的包袱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就连他手里的扇子也被仔细地撕成了碎片，以检查是否有秘密情报藏于其间。可惜的是这般搜查最终一无所获，气得伪警察狠狠揍了那男人一顿，然后赔了个笑脸，将老者送走。
老者与伙计一同到了汤原县的百货商店里，柜上的二掌柜盛情招待，请老者美餐一顿。不过这次搜查到底是败了老者兴致，因此他也无心多留，吃过饭后便要来下船前他托伙计捎到店里的虎骨酒与水果糖，匆匆上路。几天后，一份珍贵的文件便这样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送到汤原的游击队手中。
这老者就是人称“抗联之父”的传奇交通员——李升。而这等生死一线的较量则如呼吸一般，成为东北地下党最熟悉的生命旋律。
如果说大城市中党的领导机构是革命斗争的“心脏”，那么地下交通线无疑是将血液从心脏泵向全身的“大动脉”。无数重要的文件、情报、物资乃至干部经由一位位地下交通员，被输送到遍布东北各地的抗联武装部队之中。而当交通员返回时，他们又将带回各地抗日斗争的宝贵经验与情报。因此地下交通线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着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成败与发展。
在东北沦陷后高度紧张的氛围下，大城市中党的负责同志往往必须分散居住，而相关工作则秉承着“内外隔绝、单线联络”的原则秘密开展，如非必要，一般不得发生横向联系。而在“不得不”发生横向联系的干部中，则以省委秘书长的任务最为艰巨：秘书长通常掌握着省委内部，以及各地特委、支部之间的全部关系，一旦被捕，则满盘皆输。由此地下交通员又发展出“内交”与“外交”之分——内部交通员通常由省委负责同志的家属担任，负责在党的机关内部传递文件；外部交通员则在省委秘书长直属的交通机关领导下，联结各地党组织。“内交”与“外交”之间互相隔离，最大限度减少组织暴露后的损失，同时为了便于外地交通员联络，大城市中又要设置地下交通站或是秘密联络点，通常由地下党员以饭店、教会、杂货铺等人流量大的地点为掩护，来进行交通联络。
此外，东北的地下交通工作较之于关内根据地尤为特殊：除了联通东北内部的地下交通网络外，这里还有一条以“中东铁路”为主干、通向苏联的国际地下交通线。然而这条交通线上蕴含的风险也格外致命：清代自认东北乃是爱新觉罗家的“龙兴之地”，因此长期锁关，导致东北地广人稀。日后日、美、俄诸国相继盯上东北，试图将此地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更是借修筑中东铁路之际，打通了欧亚大陆桥，并在广袤平原上凭空建起一座崭新的城市——哈尔滨。这之后东北历经日俄战争、苏联成立、皇姑屯事件等等，最终在东北造就了中外混居、治权分属的奇异时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的主权自然归属国民政府，具体治理则由张学良一派的奉系军阀负责；东北最主要的铁路——中东铁路，其北线由中苏共管，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夺取的南线则更名“南满铁路”后由日本管理，沿线更有日本军队驻扎。所以哈尔滨等大城市成了早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交通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日本人与军阀势力疯狂绞杀革命组织的修罗炼狱。
跟《悬崖》《哈尔滨一九四四》这些惊心动魄的谍战片不同，城市里的地下抗战活动往往危险而又平淡，许多党员的日常活动无非是交朋友、发传单与找工作，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活动，支撑起了党的地下战线。
交朋友，乃是调研民情、发展党员、充实党组织的必由之路。毕竟，无论多么崇高的理想都受制于现实的引力，即便是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出革命的思想，而只有根植于群众的土壤中，才能让抗日的种子生根发芽。因此到群众中去“交朋友”便成了党组织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能让自己更好地融入百姓之中，地下党员们可谓“各有高招”：后来出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李世超，乃是知识分子出身，高度近视，但为了跟码头工人交朋友，愣是摘掉眼镜钻进码头旁工人扎堆的小店里，每天给这些工人讲《三国》、写家书，在摸清底细后逐渐向其中思想比较进步的工人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吸收他们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之中——《夜幕下的哈尔滨》里，省委秘书长李汉超的原型便是此人。在转变工作策略后，以争取权益、组织罢工为主的工人运动变得轰轰烈烈，1933年东北各主要城市和工矿企业举行罢工近30次，参与者逾3万人次，其中1933年4月的哈尔滨电车工人第二次罢工使得哈尔滨市区内的公共交通几乎瘫痪，给伪满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压力。
自伪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始终宣称“日满不可分”，鼓吹所谓的“建国精神”，宣扬伪满乃是“王道乐土”，而地下抗日宣传品的存在，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自己究竟来自何方，与日伪的奴化教育形成尖锐的冲突。
所以敌人一旦发现抗日宣传品，往往惊慌失措，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以“全城戒严”“火车停运”等手段加以应对。
同时传递各种宣传品和文件也堪称地下党的最大挑战之一：
因为只要被敌人抓获便“物证俱在”，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
因此许多有经验的交通员与地下党都想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有的小脚老太太利用自身优势，打扮成哈尔滨街头常见的“缝活”妇女，将宣传品藏于破烂的衣服、碎布和针线板之内，沿街游走；
有的艺高胆大，甚至敢于玩出“借花献佛”的高招——本文开头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中，传奇交通员李升正是在接到省委任务后在江边盘桓了两日，专门等到一个汤原县中的柜台伙计，利用生意人喜欢广结人脉的心理跟他交上了朋友，最终托这位小伙计提前将装有文件的大罗新水果糖罐子带下汽轮，才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逃过一劫。
不过跟“交朋友”与“发传单”比起来，更要紧的是“找工作”。东北沦陷后，敌伪在大城市中进行了严密的户口管理，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明面上的工作为掩护则极易暴露，而更要紧的是——如果没有工作，便很难有经费支持党的活动。
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东北沦陷后，由于跟内地的交通隔绝，东北地下党难以获得中央支援，因此经费困难尤其突出，大连等地的特别支部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旅顺港到大连湾一带的“关东州”租借地在日俄战争后被移交日本，日本借此控制了当时中国的第三大海关，而后来臭名昭著的关东军也正由此得名。因此日本人对大连的控制格外严格，导致大连地下党组织先后数次被彻底破坏。要知道，大连地下党组织也曾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在1926年大连地委甚至由中央直接领导。然而历经数次毁灭后地下斗争几乎无法开展，仅存的数名党员只能组建大连特支，穷困潦倒。1932年8月，大连特支竟要向路过的中央巡视员借钱救急。穷困到这般地步，不要说开展工作了，便是连保障自己的生存都成了一大难题。
因此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一来可以掩护身份，二来可以用劳动报酬支援党的行动，堪称一举两得。为了能多赚一点钱，有的同志甚至找几份兼职：中共满洲省委宣传干事王铸在中学教书并兼了许多课程，一方面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一方面将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组织；有些地下交通员则是一边运送情报，一边沿途打零工补贴交通费用，堪称“自带干粮参加革命”。这群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维系着地下抗日工作的开展。
只是和这些困难比起来，地下党真正的对手还在别处。
那就是狡诈而又残忍的特高课与伪满特务。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本假借“归还主权”的名义向伪满移交了日本在东北的警察体系，从而使得日本警察名正言顺地介入伪满警察系统，因此各地特务科、特务股的核心骨干自然便非日本人莫属。而在有编制的特务之外，则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嘱托”与“眼线”——1935年，满洲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委员杨勃被捕，就是因为在大家公认“安全”的团机关联络站院里，有一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职员乃是敌人的眼线，他在怀疑上团委的同志后买通更夫窥伺许久，将团省委的几个干部一网打尽。而刘明佛与杨勃在威逼利诱下，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全盘托出，造成了1935年的满洲省委大破坏。
日本人早在大连殖民时期便开发出整套的刑讯手段。而东北沦陷之后随着特务统治的加强，刑讯手段也被分成了“金木水火土”五种：金刑自然是使用各种金属器具进行殴打、切割；木刑则是以棍棒击打，或是将人反绑后以木棍穿过绳结，高高吊起这类跟“木头”有关的刑罚；水刑则以淹溺为主，抑或是将辣椒水、脏水灌下后猛击腹部；火刑是用烙铁烫烤皮肤，或是直接以火焰燎烧肢体；至于土刑，最常见的便是将犯人装入麻袋，然后命人抓住四角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的所谓“土飞机”。而除了这常见的“五行”大刑外，大城市中还有电刑等刑罚，施刑时日本宪兵丝毫不顾及受刑者的性命，因刑致死者比比皆是……
然而，尽管白山黑水间的风雪吹得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却从未吹灭过共产党人的顽强信念。
十四年的沦陷，无数人的牺牲，每一声不屈的嘶吼，每一张发出去的传单，都种下抗争的种子，结出胜利的果实。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
年4月上，原标题为《
漫漫长夜中的生死较量
暗战：沦陷区城市的地下斗争
》，有删节，本文系“国家
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1931年9月18日夜
沈阳城的炮声撕裂了东北的黎明
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碎了白山黑水的安宁
在这片被鲜血浸染的黑土地上
一支背负民族命运的队伍巍然崛起
东北抗日联军
最早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
农民地方武装、义勇军等抗日部队组成
在漫长的抵抗中，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钢铁之师
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
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让我们一同回顾抗联十四载孤悬敌后的绝境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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