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沉浸、出窍
从《皮
格马利翁》到《银翼杀手》，我们总是与机器人坠入情网，一贯如此，从未间断。但是，话说回来，人工智能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吗？
文：George Zarkadakis | aeon.co
译：ChristinaHunt | 译言网
她七宗死罪都占全了：玛丽亚，布里吉特·赫尔姆饰
电影《大都会》剧照
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人类渴望拥有的所有技术中最无用的一项了
，且听我细细道来。
机器人要是能在，比如说探索遥远星球、拆除炸弹时，独立做出决策，将大有裨益。但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只是使机器能自主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的目标不是让计算机在理解程序的基础上，更快地进行数据搜索，或是能用自然语言和其人类创造大师进行交流；而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
创造一个有意识的机器
。人工智能旨在创造机器
人
。但是，按照技术工程的合理发展走向来看，这一目标的内在动机很是奇怪。
想想看机器有意识将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它能像人类一样思考感知，是个会做梦的“电脑”，会思索自己为何存在，会恋爱也会失恋，会在月光下抒写十四行诗，开心会笑，难过会哭。但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呢？花费几十亿美金，无数宝贵的科研时间，就为了造一个人类的复制品，意义何在？
技术是文化现象，受我们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热爱健康，厌恶疾病，所以研发药物；我们钟爱财富和自由，厌恶贫穷和束缚，所以创造了市场和各式各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我们乐于探本溯源，所以想去各大星球上一探究竟。
但是，当谈到创造一个有意识的人类复制品时，我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出于恐惧、欲望、或是好奇，那是出于什么？是因为我们沉迷于这种卑微的孤芳自赏？因为我们正在做无用功且无法原谅？抑或是出于爱？
凑巧的是，开启人工智能现代历史的正是一场室内调情游戏。
假设有三个房间，利用键盘和显示屏沟通交流，显示屏会展示短信内容。第一间房里是位男性，第二间房是女性，第三间房里的人，我们称他为“裁判”。他的任务是判断这两个通过电脑和他交流的人，哪位是男性。第一间房里的男性将会用自己的阳刚之气说服裁判，第二间房里的女性则会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竭尽全力骗过裁判，令其相信她是个男人。
1951年，英国计算机先驱，艾伦·图灵说，略微改动一下这场“模仿游戏”，把第二间房里的女士换成一台机器，就能测试出机器是否具备智能，因为机器能够模仿男性的言谈举止。如果裁判分别不出其中的差别，那么该机器尚可算作人类的模仿品，这可能意味着它是智能的。
在图灵生活的那个年代，同性恋在英国是违法的。1952年，他因为和一位男士有恋爱关系而被逮捕。这不禁令人揣测，经他改造后的“模仿游戏”影射出他自身的某些特质——不为人知的性取向：其实在第二间房门后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男儿身女儿心，试图愚弄社会这个“裁判”。抑或是，图灵自己才是“裁判”，彼此闪烁其词，但都心知肚明，志趣相投间存在着微妙的吸引力，一探虚实。著名“图灵测试”严谨朴素的说明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恐惧与欲望？
不过，早在“图灵测试”出现前，机器人就已经带有情欲色彩了。西方文学从古至今一直充斥着机械爱人的主题。想想塞浦路斯国王——雕刻家皮格马利翁，和爱神阿弗洛狄忒。
奥维德在《变形记》中写道，皮格马利翁雕刻了一座美若天仙的象牙少女像，并为她起名为伽拉忒亚。少女雕像栩栩如生，皮格马利翁当即就陷入情网。他祈求阿弗洛狄忒赐予雕像生命。爱神对娇艳动人的非生物少女早有了解，因为她的丈夫火神赫菲斯托斯已经雕刻出了几个面容姣好的“女机器人”在奥林匹斯山的工作间帮忙打杂。于是，她满足了皮格马利翁的心愿；他亲吻着自己亲手创造的完美尤物，伽拉忒亚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女人。从此，他们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故事也流传至今，成为诸多文豪创作的源泉，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和威廉·莎士比亚都利用过皮格马利翁神话故事。萧伯纳则把象牙雕象少女换做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女子，以此嘲笑男人们想当然“创造”女性的奇思狂想。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忠实于故事原貌：创作于1912年的《卖花女》描写的是，语音学教授把衣衫褴褛的卖花女伊莱莎，改造成了一名窈窕淑女，然后无可救药地跌进了爱河。
电影《窈窕淑女》剧照
到了20世纪繁盛时期，“皮格马利翁”和现代事物以及各种各样有关人类思想的理论发生了激烈碰撞，包括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白板”哲学——人们可以在心灵这块白板上书写性格算法。
在1927年上映的史诗巨片《大都会》中，伽拉忒亚变成了玛丽亚；不过，这次她不再是纯情少女了，而是化身为一个在奢华淫靡的城市中大跳惹火的情欲舞蹈的撩人女子，男人们都看得目不转睛。
图灵，以及其他几个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想着创造思考机器的人，定不会对这样的文学记叙感到陌生。事实上，计算机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契机，过去想象的故事都有望成为科技现实。这回发挥效用的不是雕刻家的凿子，而是一支由数学家、逻辑学家和程序员组成的新骨干队伍，他们运用抽象符号、程序、准则和算法“蚀刻”出一个“人造人”。
这项事业虽然崇高，却也傲睨神明。浪漫主义作家玛丽·雪莱早在1818年创作的《弗朗肯斯坦》中就警告过世人——人造人劳而无功，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五十年代浪漫主义已不复存在了。全世界都朝着火箭、宇宙飞船和原子弹的未来极速前进。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就连伊甸园“人造上帝”，重造亚当夏娃都不是不可能，开启了再创造风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全盛时期。但等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工智能魅力不再，同样流失的还有大部分的资金支持。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黑暗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