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Lee）、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的合作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即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有四个阶段的转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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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来源于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社会与地区来源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1644—1911）、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12—1949）、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1949—）。
李中清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史研究。他从2007年开始与南大学者梁晨及其团队合作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精英群体及其社会来源。在11月7日进行的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上，李中清以《中国教育精英四段论》为题首次向国内外听众介绍这项研究，并在会后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
李中清（JamesLee），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数据显示，寒门子弟在清代进士中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体进士的10%左右，占贡生和举人的20%，绝大部分的中高级科举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这是此阶段中国精英教育学生来源最显著的特征。民国以后，情况迅速转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来源，总体比重超过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达到九成。
李中清表示，中华民国时期的高校学生资料相对开放和完整。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目前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其中超过8万份来自17所大学的记录已经输入电脑，供以研究。这些高校大多地处北京、长沙、福州、广州、杭州与上海，其中包括：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中法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等。目前他们正在调查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数据。
1953年至20世纪末的调查成果此前已经发表，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一书（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研究认为，这一阶段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推动了这种改变。
报告还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精英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与人数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体系中这一转变更剧烈。但在普通高考体系中，来自蓝领阶层家庭（农林牧副渔水利生产人员）的学生总体比例则相对稳定。而以苏州大学为例，干部子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干部是商业或企业干部，而非传统认为的行政管理干部。
作为对比，李中清分析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情况。在香港接受政府资助的八家大学，约有一半本科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但这不排除上层社会的家庭已经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剑桥；而在美国，半数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教育精英空间分布的变化也被考虑在其中。从乾隆年间科举晋升官员的地理分布来看，他们遍布全国，相对集中于江苏、华北华中，在20世纪早期形成了北京天津中心、江苏浙江中心；从民国大学学生的家庭住址来看，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有较强的地域特征；1949年以后，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地域来源也有明显的兼容性，在学校招生范围内，地域覆盖较全面。但在近几年推行的自主招生体系中，这种兼容性似乎消失了，地域偏向非常明显。
李中清指出中国依靠客观考试，精英教育一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尽管在不同时期，受政治、社会的影响，最具优势的群体会发生转变。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风险。同西方社会一样，不断增长的财富、收入与机会的不平等，也是中国今日的显著特点。但至少目前，与西方，譬如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受教育精英并非长期来自那些极少数富裕家庭。与西方社会精英长期固化，难以转变不同，作为社会精英的主体，中国的教育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转变中，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首先要认识自己的特点，在此前提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他社会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找到符合自己发展和需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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