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张国刚教授讲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们可以想象，战争是我国历史的主旋律。中国文化我们自己常说是防御型的，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就像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有些事情越是强调越是做不到。其实中国的战争人家认为是最多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战争更是那时社会进步的一个推动器，也是社会进步一个衡量的指标。大家印象当中，像我们通过电视、电影所了解到的，像张艺谋的《英雄》，包括电视片《三国演义》，场面很是壮观，也非常残酷。就像孟子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整个城市的人都被屠杀了，这是战争的主流。可是，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原来的战争，打得是非常温文尔雅的，大家都是彬彬君子，这种战争并不是宋襄公一个人的发明，而是当时整个社会潮流背景下的一种战争形态。这种战争到了一定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会有过渡，过渡到孙武所提倡的“兵以诈立”式的那种战争。我想把这两种形态的战争在这里做个简要的介绍。
宋襄公的争霸之战，泓水之战，爆发在公元前638年。这个宋国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我们知道，它是商朝的后裔，就是微子的封地，周朝把商朝灭了以后，当时战争并不是赶尽杀绝，还是要保留一部分它的后裔，他的地位很高，宋襄公他的“公”，是真正的“公”。在当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中，他是最高的一级。后来的所谓楚庄王，那是他自封的，他的真正爵位就是《左传》里所记载的“楚子”，齐桓公也不是“公”，他真正的爵位是“侯”。郑庄公他的爵位是“伯”，再比如“许男”，许国是那时很小的一个国家，所以许国国君的爵位最低，仅仅是“男”。宋襄公的地位很高，是“上公”。他本来是整个国家领袖的后代，现在是封国的领袖，当时叫做“宾客之国”。可先秦对宋国人是常加以嘲笑的，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先秦的好多寓言都是嘲笑宋国的，像“偃苗助长”、“守株待兔”等，反正是只要大家开玩笑，就拿宋国人开涮。连带宋国的国君也跟着倒霉，宋襄公在历史上也没留下好的形象。“春秋五霸”中有宋襄公的一个席位。其他的霸主都像个霸主，他这位霸主的形象好像看不出来。他的唯一留给大家的形象就是在泓水之战中打了败仗，然后他发表一番打败仗的高论为自己辩护。所以历史上他就成为一个被讽刺的对象，不会打仗的形象，然后还自以为是，顽固不化。毛泽东有句话叫做“蠢猪似的仁义”，说的就是他。我们写历史文章或历史小故事，提到他的死，就说“宋襄公带着他那花岗岩脑袋见阎王去了”，都是调侃的味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了他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泓水之战大家熟悉，齐桓公死后，中原没有霸主了，楚国的势力咄咄北上，那时楚国被看作南蛮子，为中原诸侯所瞧不起。所以当时要防御楚国的北上，团结中原的诸侯。这时宋襄公就跑出来搞会盟，充当霸主。他当时也有一点资本，在齐桓公死后，他帮助齐国平定了内乱。楚国人是用实力说话的，就和他干上了。大家都知道，春秋时都有“折冲樽俎”的说法，就是外交斗争，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在谈判中就显示出他的蠢笨了，当时有人提醒他，说楚国人很狡猾，又不讲信义，应该“兵车赴会”，要他坐装甲车去。他不听，反而说，在这种场合下怎么好坐装甲车去呢？我要坐卡迪拉克去，偏要“乘车赴会”，结果去了之后，在会上谈不拢，楚国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就把他扣了起来，然后押着他去打宋国。有点像后来“土木之变”的明英宗了。这时守城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对楚军说，你们尽管押着好了，反正我们宋国是不会投降的。楚国弄了半天却发现宋襄公没有什么用，废物一个，还得给他吃好喝好，住五星级宾馆，国君嘛，待遇也不能太差。于是就由鲁国做中间调停人，又把他送了回去。
宋襄公回国之后，他窝了一肚子的火，时刻想着报仇。可是他知道楚国是惹不得的，他最恨的就是那些见风使舵的小国，于是就盯上了郑国，这时郑国实力已经下降了，它是第一个和楚国勾勾搭搭，背叛中原诸侯联盟的。有人劝他不要打，他偏要去打，宋襄公一打郑国，楚国果然出兵了，后面的事情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宋襄公一看，赶紧收兵，可是楚军已经大军压境了，就在宋国的边境泓水这个地方打了一仗。宋襄公在这一仗中的表现，我们中学课本上就出现过。当楚军渡河时，有人建议他打，他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怎么可以这样打呢？我们不作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楚军渡了河之后，还没有排好队列，又有人建议他打，他还是不打，说你怎么老是想做些不地道的事情，我们要打“堂堂之阵”。结果楚国排好队列之后，两军开打。楚国的军队相对于宋国军队来说是个庞然大物，就好像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和一个普通的人对摔，所以宋国的军队一下子就全军覆没了，幸亏他还跑得快，不过也受了伤，《左传》记载说是“公伤股”，股就是大腿，伤势还很重，而且“门官歼焉”，侍卫队也全部被歼。事后有人批评他，这仗怎么能够这么打呢？他这时就发表了一番高论：“君子不重伤，”就是说人家受了伤你不能再去补上一刀；“不擒二毛，”象我这样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就叫做“二毛”，在古代战争中是要受优待的；“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不能利用有利的地形去打，人家没有摆好阵形也不能打。当然，他这话出来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但他没有悔改，第二年由于伤势过重，那时医疗条件也比较差，也没有云南白药，就死了。以后历史上就把他定格在一个傻瓜蛋的形象上了。
现在我们看来，宋襄公确实很好笑，说他“蠢猪似的仁义”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把《左传》、《国语》等先秦的古书好好梳理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宋襄公实施这种战法，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并不是他自己别出心裁，它是军礼传统下的一种必然产物。什么是军礼呢？军礼就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大家在战争中共同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则。现在我们说孙子兵法是我国第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能说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第一部兵书，在这之前，有兵书，叫做“古司马法”，这是总名，不能用书名号。就是当时周朝以及各诸侯国有关军事行动的一些纲领性的条例条令，规章制度。司马，古代是主管军事的官员，法，就是法规，“司马法”就像今天你们的学生守则，也有战争的基本原则，也有军队管理的基本条目，它是条令条文。孙子兵法它是战争的艺术，孙子兵法翻译出来就是“The Art of War”，而司马法只能翻译成“Rule”，那是规则。“古司马法”已经失传了，但是战国时期有人把古代的司马法和春秋时期司马穰苴的一些军事观点以及齐国稷下大夫的一些关于战争的基本观点又编了一本书，叫做《司马法》。我们说儒家的经典是十三经，军事上的经典就是武经七书，就是《尉僚子》、《孙子兵法》、《六韬》、《吴子》、《黄石公三略》、加上《司马法》和《李卫公问对》。中国兵书有两千多种，但真正有用的也就这七本。大家可能还会说有“三十六计”，但是它都是些阴险毒辣的东西，和武经七书不一样，是很不上品味的，如同厚黑学一样的东西。
《司马法》第一篇《仁本》里面，就包含了宋襄公那种战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古司马法里面条文的流传。宋襄公说“不重伤，不擒二毛”，它里面有“古者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就是说对于一些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敌人你不要穷追猛打，他如果受了伤你要关心爱护他。还要给他医药医治，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的原则就是跟它学的。它有讲到“成列而鼓，所以明其信也”，和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肯定句一个是否定句。双方排好队列之后再打，象日本鬼子那样偷袭珍珠港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些原则在司马法里面已经有所表现，这是军事传统。它还提倡“争义不争利”，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不是讲“义利之辩”吗，这不仅仅是儒家的东西，兵家也有。战争争的是道义，不是利益。这与宋襄公的思想是一致的。还有“逐奔不逾百步，”追逐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敌人退避三舍你就不能再打了。所以城濮之战楚国没有打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晋文公已经退避三舍了，你再打就失了道义。这些都是古司马法中保留下来的古军礼的基本传统，恰好和宋襄公在洪水之战中的表现是一致的。还有最后一条，“又能舍服”，就是打赢了以后，还要放人一马，就像美国，打下了阿富汗，他们就扶持了卡尔扎伊，打下了伊拉克又搞了个临时政府。从理论上来看，大家就会发现宋襄公时代，战争都还是必须按军礼来做，否则别人要指责他“违礼”。这在《左传》里面有好多例子，比如有次晋国要打齐国，正好齐国的国君死了，于是就停止进军，回去了。要等新国君立好了，安定下来再打。（从三十六计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个好机会，乘机捞上一把。）假如说人家国家受了凶年，粮食歉收，大家都没有饭吃，这时候也不能打。这都是些基本原则。所以《左传》上对宋襄公的评价“礼也”。就是说他能够遵守军礼。这个时候的战争是非常温文尔雅的。从理论上讲，我们有这么多例子。然后我们继续看《左传》中的两个事例，非常有意思，典型的反映了军礼传统下战争的有限性、可控性。不像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是“绝对战争”，也不象秦赵长平之战，一下杀了四十多万人这种残酷的战争。
我们看两场重要的战争。我们知道，春秋早期的一条主线就是晋楚争霸，晋楚之间一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就是城濮之战，晋国打赢了，第二次风水轮流转，公元前597年楚国打赢了，第三场是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风水又转过去了，又轮到晋国打赢了。这三仗就决定了晋楚争霸的最后格局。晋国占了一点上风，但也没有完全把楚国打败。楚国虽然进攻的势头受到压抑，也没有完全屈服。以后大家就改为打盟友战，晋国拉吴国在背后打楚国，楚国也如法炮制，拉越国去打吴国，我是绍兴人，拉我们绍兴人去打苏州人。战争向南方转移，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反而少了。这两场战争有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这在《左传》里面是有清楚的记载的。第一个就是邲之战，里面讲到晋国的一支战车队伍由于车子太宽，加之路比较泥泞，也不像现在柏油马路这样好，车子也走不动了，马也动弹不了了，陷在那里了。晋国的军队急得满头大汗。这时楚军追上来了。按照我们的想法，他们上去一番砍杀，把晋军的首级割下来就完了。结果呢，他们追上后把矛一扎，停下来看热闹，看了半天，噢，明白了，发现晋军陷在泥中走不了了，就大声叫喊“你们晋国人真笨，我告诉你们，把车上所装的多余的东西卸下来，车不就窄一些了吗？再给马松松绑，捆得太紧了，马使不上劲，再在车轮子下面垫垫石头，就能起来了。”晋军一听，感觉还有些道理，于是就按他们的话去做了，结果果然出来了。晋军感到很没面子，打了败仗还要人家教你怎么跑，于是就自我解嘲，说我们晋国的军队，从城濮之战以来一直打胜仗，所以从来没有逃跑的经验，不像你们楚国的军队，老打败仗，逃跑经验非常丰富，今天算是领教了，谢谢，拜拜，就跑了。这是史书上记载的，一点没夸张。当时战争就是这么打的，今天我们看来就像玩游戏一样，所以这次楚国帮助晋国，很友好地打了一仗。然后到了鄢陵之战，这次倒了过来，鄢陵之战楚国方面是联军，一支是楚军，另一支是郑国的军队，像现在英美联军的英军一样，要弱一点。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晋国。结果一打，晋国打赢了，就追逃跑的。当时的国君都是身先士卒，都在战场上亲自指挥，不在后方躲着。郑国的国君郑伯和楚子，这是联军的统帅，晋国的不是国君，是元帅。先是追郑国国君，这时晋国驾车的人就对他主帅说，你看郑国的国君，他已经心里发慌了，老是回头看，我们加把劲就把他追上了。主帅却批评他，你这老兄，追是要追一下的，还当真追啊，他是国君，追上很麻烦的，管他吃管他住，要是他再受点伤，那就更麻烦了。我们象征性的追追就行了。所以追了半天，还是让人家跑掉了。追楚国国君时又重演了这一幕，有人提议从小路超赶时，也被拒绝了。当时战场可能不是太大，战车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结果本来在前面的楚子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从后面转了过来，躲也躲不开。晋军统帅郤至一看，怎么办呢，人家是国君啊，虽然是敌国，但臣子对国君还是要讲一定的军礼。他灵机一动，赶紧从车上跳下来，“免胄而趋风”，写得很生动，摘下头盔，小步快跑迎上前，向他行了个大礼。楚国国君一看，这个人很不错，还给我行个礼，于是就在车上给他了个招呼，车子就过去了。到了晚上，楚子一想，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就派了个人，带了点楚国的土特产去看看他。那时没有五粮液吧，反正也是很不错的东西，表示对他白天的感谢。对这件事，《左传》和《国语》有个评论，说“见楚子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看到楚国的国君，能够从车上跳下来，免胄行礼，这人懂礼，能够俘虏郑伯而放他一马，是仁义心肠。当然，在现在看来，他有点妇人之仁了。
这样一来，通过这两个事例的印证，我们发现宋襄公在战争中的做法，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孤立的，它是一种普遍的军事文化现象，是当时军礼传统下的一种战争的主要模式。所以《淮南子》里面讲，“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擒二毛，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也，今之所以为辱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一段话对这种战争文化形态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非常重要，等会我们讲到孙子兵法时再对照一下，会发现很有意思：“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大家即使不学古代汉语也不难理解，就是说古代的战争是以师克乱，是为了救民众于水火，所以就要根据仁的原则来行动，根据礼的原则来展开。
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演讲的整理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并不是把对方赶尽杀绝的，当然这种赶尽杀绝的情况也有，但不是主流。比如说，商纣王被武王灭了以后，武王首先做的几件大事，第一就是把商朝原来的社会贤达，像微子、箕子等找出来，安排他们做官，还要把受冤屈死的，像比干，好好地安葬。还要把商纣王的儿子立为国君，继续在商朝当国君。当然了，他也派了他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监视他，称为“三监”。后来，这些人贼心不死，继续造反，周公东征将其平定。平定了之后还要再找一个，就是微子，封到宋国，就是宋襄公的祖先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得最厉害的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论语》中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说他是复辟奴隶制的一种口号。把那种前朝的遗老遗少，推举到重要的岗位上。所以当时背景不一样，不是赶尽杀绝。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战争的宗旨不同。当时战争的宗旨是争霸，当霸主就行了；到战国时候就不同了，变成了兼并战争，统一战争。你要兼并人家的土地，人家当然不会轻易向你投降了，没有办法，只好像《英雄》里面所描写的那样，赶尽杀绝啦。争霸战争，争个名分嘛，只要承认我的权威，听从我的指挥，做我的小伙伴，尊我老大，就可以了，和兼并战争很不一样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原诸侯国都是亲戚关系，要么就是兄弟叔侄关系，像晋国、鲁国，同姓之国。要么就是甥舅之国，像齐国和周王朝，一个姓姜一个姓姬，他们一般都缔结有婚姻关系。就像管仲说的那样：“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诸夏就是指当时中原诸侯国。亲戚之间打仗怎么好往死里打呢？就是有也是少数。第四个原因就是当时战争规模也比较小，出动几百辆战车那就是了不起的大战争了。打的时间也比较短，打一天肯定解决问题了，至多第二天再稍微打一下。双方车阵一冲垮，就算分出胜负了。就像长勺之战那样，齐桓公去攻打鲁国，鲁军任他冲，冲三次冲不动，人家乘机反击，“齐师败绩”，他就逃跑了，鲁军稍微追一下也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当时战争的形式也非常温和，战场上强调的是正大光明，都是大方阵作战。《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就像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欧洲十八、十九世纪里面的战争场面，譬如拿破仑所打的战争，都穿着红军服，排着大方阵，敲着鼓，现在大家感觉不可想象。规定的很死板，“不衍于四步、五步、六步”，走个五六步就要停顿下来，重新看齐，排好队；“不衍于四伐、五伐、六伐”，砍杀四五下一定要停顿下来，大家再重新开始。这样战争的节奏是很缓慢的，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出现司马法所说的什么“逐奔不逾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等情况，要“成列而鼓”，因为大方阵打仗，大家不成列还真不好打，不是游击战，也不是运动战，打的是阵地战，使用战车来打的，驾驭那种战车需要很高的技巧，搞不好就掉下来了。那种车又高，轮子又大，是木头做的。这样战争必然要打得缓慢、温和。
可是，宋襄公时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即，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永远打下去的，战争形态要慢慢转变了，当时不就有大臣对宋襄公的做法表示怀疑么？这就预示着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要来临，这就是战争的第二种形态，我把它叫做“诡道战法”。我们刚才说了，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大变革时期，大变革既是指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大变革，也是军事领域里的大变革。整个战争形态要出现一些新气象。
第一、当时军队的人数急剧扩充，成分基本上完全改变了。我们知道西周时期有个“国野”制，“只有国人才能当兵，”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当兵的权力的。“执干戈以卫社稷”，那时是一种光荣的权利，不像后世所说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时当兵是最高的荣誉。可是当时战争很多，贵族们好日子过惯了，也不大愿意去打仗，再说人数也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的需要，所以最后只好打破国野制，就是说国人可以当兵，野人也可以当兵了。这个野人可不是神农架那种野人，是指普通的种田的老百姓。野人有什么特点啊，他们是种田的农民，社会地位很低，也没有学过当时贵族们讲究的礼仪。他们一上战场，就顾不得那些东西了。所以军队的成分变了，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涌进了军队，贵族就成为少数了。司马法记载，最初一辆战车三十人制，可是到这个时候，慢慢发展到七十五人制。三十人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贵族，当然也有少量的奴隶来干一下比较低下的活。七十五人制就不同了，那时只有战车上的三个人是贵族，其他七十二人都是普通农民，军队的成分大大改变了。
第二个就是战争规模大大扩大了，战争频率大大加快了。以前城濮之战，晋文公一共出动七百辆战车，到了春秋晚期，光是一个楚国，他就有一万多辆战车，号称万乘之国，那个规模就非常大了。当然也有夸大的地方，但是比当时起码翻了八九倍。规模扩大了，场面也惨烈多了，更重要的是，战争当时大多在黄河中下游打的，也就是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当时最繁华的地方打的，现在越打越远了，打到我们浙江去了，打到江苏去了。这就带来什么问题呢？原来都是在华北大平原，打车战，现在到了南方，河多，水多，碰到这种情况，车战就派不上用场了，所以车战肯定是推行不下去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吴国、越国的参战。尽管也说什么他们也是周朝的后代，是什么太伯、仲雍等人为了让位跑出去的，可是当时的风俗和周文化很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里的风俗“断发文身”，还有就是“男女同川共浴”，现在也有点象日本的公共澡堂了。他们的风俗和中原地区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并没有传统的包袱，他们对周礼、对司马法不感兴趣。孙子为什么在齐国混不下去，跑到吴国去了？齐国还是属于中原文化圈，只有到了吴国才能找到发挥他阴谋诡计的舞台。由于吴越这样的南方国家对周礼那套司马法不感冒，完全把他抛在一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形态慢慢就变了。
还有一个就是战争的性质慢慢变了，由争霸战争慢慢过渡为兼并战争，当然这一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战争延续的时间、战争的方式也变化了。最典型的就是孙子亲自参与的五战入郢，《吴越春秋》上记载的，就是吴国把楚国打败的那场。那就是连续作战，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连续突破，乘胜追击。其实在齐晋平阴之战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苗头，那时迂回包抄什么的都有了。还有作战方式也变了，过去作战的主力是车兵，到了这时候步兵慢慢成为主要兵种，用步兵作战，丘陵也好，山泽也好，湖泊河流也好，都是拦不住他们的。而且步兵的机动性比车兵要强多了。
还有，是战争的观念也变了，以前在战争中大家都做君子，但现在作君子很吃亏啊，宋襄公就是个典型例子。要作君子，阴谋诡计是不能搞的，但战争是要搞些阴谋诡计才能赢啊。所以君子老是吃亏，这样就会使小人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君子老吃亏他心里也不平衡啊，凭什么老让我吃亏啊？君子要战胜小人，他首先就要变成小人，他变成小人之后就再也不会变回君子。我写过一篇文章，《光明日报》刚发的，历史上永远是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小人会越来越多，君子会越来越少，所以过去那种贵族精神，随着宋襄公这样的人倒霉之后，大家都会把他抛弃，就尽可能往坏里变，这就是行为科学。自从宋襄公死了之后，中国的贵族文化就断种了，小人文化崛起。所以西方有骑士文学，所以我们会觉得普希金怎么会这么傻，会和人家去决斗？！决斗的话取胜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五十，或者你把人家打死，或者人家把你打死。普希金是诗人，打枪肯定不如那个法国流氓。所以最终他就被打死了。要是中国的话，学过《孙子兵法》，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去找个黑社会老大，把对方的相貌特征、行动路线告诉他，让他几个人去做掉完了，先给你两万，完事之后再给五万，谁跟你去决斗啊？傻乎乎的。所以从宋襄公死后，观念整个变了，这种贵族精神在战争领域慢慢死亡了。小人的心态大家都是普遍的，怎么有利怎么来，这是孙子兵法中讲到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有利就干，不利就不干，利大就大干，利小就小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