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适宜植树的季节。最近一则关于砍树的案件新闻，却让我不平静——不是多大的案件，但是对案件的处置，却很影响人们植树的积极性。
4月6日，山东枣庄公安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去年当地一农民砍伐700棵自种杨树，被认定犯滥伐林木罪，判刑二年，缓刑二年。4名参与采伐的被告人，都被判6个月到1年不等有期徒刑，缓刑1年。
我国法律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照许可证的规定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否则涉嫌违法乃至构成犯罪。
案件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本来没什么讨论余地。立法的合理性，我持质疑的态度。
砍伐自家树木，本质上是处置私有财产；这种处置没有伤害他人权益，说社会危害性都很勉强，以犯罪论处，实在太荒唐了。
我的理由就是这样简单，也许有人嗤之以鼻。我逐一回应反对者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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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说法：林木资源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事关每个人的利益。即便是自家林木，砍掉卖钱，也是破坏自然环境，当然要处罚。
我理解这项立法的初衷：鼓励民众植树养林。倘若实现美好的立法愿望，要以侵害私人产权为手段，就不见得是好事。农民不能植树赚钱，就没有经济激励，这根本不利于造林事业。
每年植树节期间，媒体总会宣传默默付出的“造林英雄”。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图回报，默默种树，改善当地生态。宣传的结尾，往往是“造林英雄”的贫困无着。表彰性的新闻透露出残酷的真相。
“造林英雄”做出巨大贡献，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到底是鼓励造林，还是劝退呢？要知道，绝大多数人是普通经济人，道德荣誉的激励是有限的。
谈到这里，我讲一个以前说过的小故事。从这故事能看出，完整的产权将对植树造林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
2016年，媒体报道了河北两位残疾老人贾文其和贾海霞，他们一人双目失明，一人失去双臂，花了14年时间，种出上万棵树，将昔日荒滩变为密林。他们是如何做到呢？
面对媒体采访，两位老人坦承：十多年前，他们看中河边一片50多亩荒滩，想种树赚钱，又心有疑虑：“要是植好成别人的，我们这干了个啥？”于是他们找村委，签下了一纸协议：
为了发展林业，支援国家建设，要想富栽林木。为了照顾残疾人，愿将座落在大河中间余留的夹河岸二片，批给贾文其、贾海霞两人经营植树管理。村委不收任何费用，自己处理树木，收入归自己所有。如果被洪水刮了，村委不赔偿任何损失。以上协议共同遵守。
这一纸协议，让两位残疾老人吃了定心丸，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矢志植树，坚持不懈。没有什么高尚目的，就是为了赚养老钱。其他村民固然可以做得更好，只有两位老人因其特殊身世，获得“
自己处理树木，收入归自己所有
”的承诺，造林才成为一项长期事业。（参见文章：
一个造林奇迹的背后
）
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从经济学角度谈问题：
完整而稳定的产权，是所有经济事业成功的保障。
没有产权保障，就没有经济激励，只能靠道德说教，效率就会很低下。
2
第二种说法：法律并没有规定禁止砍伐自家林木，只是需要审批。只要符合审批条件，村民照样可以伐木赚钱。
民众想采伐自家树木，得向林业机关提申请，写明伐木地点、面积、树种、株树、蓄积量、作业时间，等等。林业部门要实地调查，再给予审批。条件很多：树龄不能太小，一次不能采伐过多，严格控制“皆伐”，等等。
听起来合理，实际执行起来就走了样。民众利益和官员利益并不总是一致。
老百姓砍自家树木，只想着盖房子或者赚钱，林业机关的职责是保护森林资源，他们关心的指标是，森林覆盖率、林木存量、砍伐指标。各省各县乃至乡镇，采伐森林都有指标，采伐自家树林也占指标，林业部门也就倾向于拒绝。地方各项行政审批，采伐证是比较难办的。
采伐证难办，民众就难以植树获益，这抵消了植树的积极性。一些农民没办采伐证，触犯了法律，正如文章一开始所举的情况。这种案件有多少呢？我没查到详细，通过一则新闻可略窥一二。
2016年，湖南安化县一位名叫陈术全的村民，因修建房屋需要木材，砍自家树木200多株，构成滥伐林木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5万元。当地媒体报道，这种案件在当地非常普遍。
自留地和房前屋零星林木可以采伐，林地采伐却需要审批——绝大多数农民不懂（相信很多读者也不懂），他们仅凭朴素的认识行事，却误触法律。
2013年至2016年，安化县涉环境类案件147件，滥伐自家林木就达到36件。“滥伐自家林木”成为很多农民落入的法律陷阱。
这些犯法的农民，很可能平日里老实巴交，多年前种些树，好不容易等到树大成材，想盖房子或卖钱，把树砍了，却身陷囹圄。
平心而论，我非常同情他们。这种事情在农村很普遍，他们没有损害任何人利益，谈不上社会危害性。稀里糊涂，就犯了罪。基层法官大多也抱着同情的理解，这类犯罪大多以判缓刑、交罚金而告终。
“判一缓一”“判二缓二”的定罪判刑，能看出社会危害性不大，法官都认为不必严惩。不过，判罚轻不意味着没有影响。犯罪烙印将携带一生，家人子女也受影响。
此类犯罪通常源于村民举报。村民间小嫌隙变成大矛盾，不利于农村和谐稳定。不偷不抢，砍自家几棵树而已，多大点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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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声音：如果村民随意砍伐自家树木，缺乏规划意识，没有长远目光，我们该如何保护森林？
管制主义者的眼中，只要不严加管控，居民一定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将自家林地伐个精光。因此只能鼓励植树，不能放任伐木——这种认识有没有道理呢？幸好有一个对照组，那就是竹林采伐审批制度。
长期以来，竹林采伐（包括自家竹林采伐）也实行和林木采伐同样的制度。2009年起，四川省开启林木采伐审批改革，采伐自家竹林不再需要采伐证、运输证。
十年过去，四川省竹林面积从不足1453万亩，增加到2020年的1812万亩，新增竹林全是竹产业基地。改革成功，新修订的《森林法》里，“采伐自家竹林需要审批”全面废止。
种竹子需要三到五年才能成林，桉树成材的时间也差不多，北方的杨树、柳树成材时间略长，十多年时间也够了。谁说农民植树没耐心，伐木一定伐得精光？即便偶有发生，危害也很有限——他所伐的只是自家的树木。完善的林木产权制度，激励了更多树林出现。
中国北方的植树造林，往往有政府补贴。农民领完补贴种树，成材之后砍伐卖钱，确实偏离了造林防风的长期目标。
这个问题好解决：政府补贴种树时，可以约定采伐条件，既约束农民不得滥伐，也确保从中获益一旦违约，追究责任要求赔偿。这和犯罪无关。
特别说一句：中国森林保护的其他问题，比如原始森林，国家大规模种植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防波固堤林等，不是“居民自家树木”，不在本文讨论范畴。
本文讨论的，是农村周边田地山头的树林。它是如此广泛和普遍，我们只要一走到乡村，就能看见，它们和村民息息相关。我最关注的，始终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
最后说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最近四十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触底反弹，从最低的12.5%反弹到目前的23%，是全球森林增长最多的国家。这个过程和改革开放契合，并不让人意外。
改革开放使产权制度普及，无度的滥砍滥伐被遏制，森林作为财富资源被管理起来，植树造林大规模展开；人们靠分工合作和科技进步提高生活水平，城市化减少了环境承受的压力。
经济发展之后，退耕还林有了经济基础，农村人也更加重视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的保护，不是像很多人想象，非靠严刑峻罚才能实现；事实上，产权和市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作用。
题图：
Jean-Francois Mi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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