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中的政治周期：诺奖得主Nordhaus | 敦伦政经学院

2018年10月8日，耶鲁大学教授William Nordhaus与纽约大学教授Paul Romer共同获得了由瑞典皇 家银行颁发的诺贝尔纪念奖。诺贝尔奖委员的颁奖声明指出“把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是Nordhaus教授的主要获奖原因。

“环境与气候经济学先驱”确实是Nordhaus最广为人知的身份，他就全球变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贡献了影响深远的 研究。 但有趣的是， Nordhaus最广为引用的一篇论文却对“环境”和“气候”只字不提。 1975年发表于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政治商业周期)”对Nordhaus来说大概是一次“玩票”。与他的其他研究不同，这篇论文 试图把“政治气候”纳入中短期宏观经济分析。四十年过去了，这一研究纲领仍然令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深深着迷。

《政治商业周期》

"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

2016年大选前夕，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指责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博士，称耶伦在大选前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为民主党保住白宫提供方便。特朗普的说法遭到了经济学家的驳斥[1]。然而， “政府在大选前投机地刺激经济以求连任”这一观念并不新奇，至少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

70年代和我们的时代一样，是幻觉消散的时代，对宏观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中，“总需求管理”的密码似乎已经被破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先后废除了金本位，投身于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稳定与繁荣。Hicks等人诠释整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工具似乎一劳永逸地结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大问题”。1970年代的滞涨和宏观不稳定性戳破了这个看似坚固的泡沫。经济学家纷纷开始寻找问题的根源。 一部分学者认为问题出在政府身上——政府不一定总是愿意执行经济上最理想的政策，而是怀着复杂的动机、面对多样的博弈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Nordhaus (1975) 和同样著名的Kydland and Prescott(1977)动态不协调理论一样，都 试图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嵌入一个更现实的政府模型，以解释当时的经济乱象。

在Nordhaus的模型中，政党是没有意识形态纲领的竞选机器，一切政策都为连任和选票服务——这种Downs(1957)式的假设在尼克松时代犬儒政治环境下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另一方面，选民被假定为健忘且机械的。Nordhaus模型里的选民简单地用近期的经济情况来推断未来的经济情况（所谓“适应性预期”），并且机械地投票，让他们看来能带来更好经济表现的政党连任。这一系列前提下，模型给出有趣的预测。给定选民健忘、机械的反应模式， 一心寻求连任的执政党会在大选前投机地利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即“高通胀带来低失业”的短期经济现象） ，提高通胀、压低失业率。连任成功后“鸡血”失效，通胀回落，失业率回升，直到下一个选举周期。一个由选举政治驱动的商业周期就此形成。

Nordhaus这一开创性理论恰好诞生于宏观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前夜。“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发表同年，Sargent and Wallace(1975)吹响了“理性预期革命”的号角。Sargent等学者辩称，70年代以来的种种经济异象，只有理解了经济人对未来政策、事件的预期才能解释。具体而言，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的经济状况的预期应该纳入所有公开信息，且以统计上正确的推断来处理这些信息。这与当时的主流假设“适应性预期”针锋相对。适应性预期模型中（例如Nordhaus 1975），市场参与者通常直接假定经济状况会与前一段时间类似。

理性预期理论迅速成为宏观经济学主流，这对“政治商业周期“的概念构成了巨大的理论挑战。 如果Nordhaus模型中的选民可以理性地运用公开信息，他们自然会意识到大选前夕的繁荣不可持续，政府也就不再有动机去投机式低操纵市场——政治商业周期的理论基础崩塌了。进一步讲，Nordhaus模型中的选民行为是机械的。给定这些机械反应，分析模型只是一个动态决策问题；但我们一旦开始思考选民如何理性地利用信息进行决策，这就构成了一个动态博弈问题。在博弈论视角下，Nordhaus模型一个更微妙的缺陷暴露了：既然模型中的政党都是没有意识形态纲领的同质组织，无论现政府如何努力地提高经济绩效，选民如何保证给经济记录好的政党投票？换上另一个政党，表现并不会有任何不同。这构成了一个经典的承诺问题。

然而，“政客在选前投机地操纵经济政策”这一概念如此符合直觉，让人未免觉得不应该削足适履地为了方法论直接抛弃。 Nordhaus模型的核心直觉能否在理性预期和博弈论的世界存活？Rogoff(1990)和Persson and Tabellini(1990)试图给出肯定的答案。 他们建立了简单、正统的新凯恩斯模型——在这类模型中，经济参与者的预期是理性的，但因为价格不能瞬间调整，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造成短期的经济扩张。 为了解决Nordhaus模型的理论难题，Persson和Tabellini引入了异质的政府，以及选民和政府间的不对称信息。 政党管理经济的能力有差异——具体来说，有的政府更擅于在给定通胀水平下带来更多增长、创造更多就业——而选民不能直接观察到这些能力。这形成了一个信号博弈(signalling game)，让政府有动力刺激经济来展现自己的能力[1]。

但支持以上逻辑还需要更多的、更值得商榷的假设。 比如，Persson和Tabellini必须假设选民不能观察到通胀水平（否则选民可以准确地间接推测出政府的能力，从而消除不对称信息）；他们还不得不假设，政府像选民一样厌恶通胀（否则成本的缺失会让信号失去可信度）。更重要的是，以上描述的模型并不产生“周期”——既然选民并不“健忘”，那么政府就没有理由只利用大选前的窗口来传达能力的信号。因此，Rogoff、Persson和Tabellini都假定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是随时间逐渐变化的随机过程。选前的窗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序列相关性让这段时间内经济绩效更能体现政府未来的表现。然而，政府能力随时间变化的假设既太不符合直觉，也缺乏实证依据。 这让政治商业周期的理论基础显得薄弱了一些。

政治商业周期在哪里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那经验事实支持政治商业周期理论吗？文献给出了复杂的答案[2] 。相关研究高度依赖样本小、噪音大的时间序列或跨国面板模型，可能是相关研究结果缺乏稳健性的原因。此外，由于就业、产出和通胀等指标是大量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变量的噪音问题尤其严重。为了提高统计功效，相关实证研究逐渐开始把政府直接控制的指标（如税收、支出和赤字）作为因变量。 尽管相关研究并没有达成很强的共识，四十年来的积累仍然呈现了一些有趣的规律。

证据显示， 宏 观经济政策在新生民主国家中确实具有理论预测的政治周期性，但这一现象在成熟民主国家却并不显著 (Brender and Drazen 2005)[4]。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 部分原因可能是制度差异。 成熟民主国家的财政政策往往由技术官僚而非政客掌握 ，技术官僚相对不太关心现任政府连任问题，因此没有动机策略性地操纵经济政策(Clark and Hallerberg 2000)。此外， 独立的央行让成熟民主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免遭政治动机干扰 (Alpanda and Honig 2010)。例如，特朗普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曾抨击过自己任命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加息计划，但美联储并没有因此改变政策。

成熟和新生民主国家差异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选民行为。 正如 我院往期文章 讨论过的，选民的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复杂组合，对政治过程和公共事物的了解也介于无知和精通之间。进一步讲，没有理由认为选民理性程度和政策知识在各个国家都一致。假如政治商业周期背后的机理是选民非理性(Nordhaus)或信息不对称(Rogoff-Persson-Tabbelini)，那么周期是否存在、有多强烈，部分取决于选民能不能对政府的表现作出策略性的评估。 数据说明，在成熟民主国家，选前的经济扩张并不能换来更多选票，如果因此制造了财政赤字还会对连任不利；而在新生的民主国家，赤字下的增长的确有收买选票的功效 (Brender and Drazen 2008)。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意料之中的， 有不少研究表明，选民会随着民主的维持逐渐积累经验，认识到财政纪律的重要性 (Alesina et al. 1998; Akhmedov and Zhuravskaya 2004; Brender 2003)。

除此之外， 研究民粹主义的理论文献提供了另一种结构性视角。 Acemoglu et al. (2013)的民粹政治模型认为，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源于精英权贵对民选政客的影响和收买。政客被精英收买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新的不对称信息，形成了另一种信号博弈。均衡结果往往是政客用民粹政策损害精英的利益，向选民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收买。从这个视角来看，如果新生民主国家的政客被传统精英俘获的可能性更大，那政治商业周期可能会成为Acemoglu et al.式的民粹均衡表现形式。意大利市级政府的数据为这种理解提供了佐证：相对于意大利北部，以腐败闻名的南部城市的财政呈现出较强的政治周期性(Alesina & Paradisi 2017)。

民主政体成熟与否并不是影响政治商业周期形成的唯一因素，当局面临的政治压力也会造成选前的扩张政策。具体而言， 不受民众欢迎、连任压力大的政府更容易在选前制造赤字刺激经济 (Efthyvoulou 2012; Klomp and de Haan 2013a)。这和政治问责理论文献里中的经典结论相符：选举前景极为不利的政府倾向于推行高风险的政策，希望侥幸产生最好的后果，以图挽救自己连任的渺茫机会(Canes-Wrone et al. 2001)。

选举结果与经济周期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政治商业周期之所以引起学者的持久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同时涉及宏观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多个核心问题。 仅前文中提到的，就包括经济预期、价格粘性、回溯投票和选举问责。与这些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这一命题。 Nordhaus-Rogoff-Persson-Tabellini式的政治商业周期理论假定政党、候选人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意识形态差异 （也就是说，两党完全“趋同”）。这符合当时学者对美国政治现状的观察。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美国社会进入了“新政共识”时代，两党意识形态、政策纲领并没有显著的差异。Downs(1957)年用简单的分析框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两党都希望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均衡政策会向中间靠拢。

但自从1970年代，美国开始了漫长的政治极化过程，两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差异日益扩大[5]。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的经济哲学或许相去不远，但卡特和里根则显然大相径庭。类似的差异在议员间也愈发明显。理论家们纷纷构建了新的模型解释为何政党并不趋同 (Calvert 1985; Besley and Coate 1997; Snyder and Ting 2002; Glaeser et al. 2005; Callander 2008)[6]。 当政策分化的政党轮流管理宏观经济，一种新的政治商业周期产生了。

“党派政治商业周期 (partisa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理论 首先由Hibbs(1977)提出，随后被Alesina(1987)完善。党派商业周期理论 区别于Nordhaus和Rogoff-Persson-Tabellini的“投机政治商业周期 (opportunistic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理论。 党派商业周期背后的推动力是政党政纲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政府追求连任的机会主义行为。制造经济周期的是选举的结果，不是政客对选举的准备。

Alesina认为，左翼相对关注就业，右翼则对通胀更加警惕。 因为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提高就业和通胀，两党上台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在大选前夕，市场对未来的经济政策的预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选举结果产生后，不确定性消除，市场参与者会根据选举结果调整自己的预期。 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这会造成大选后的商业波动：左派政党上台会带来暂时的繁荣，右派政党上台则会导致暂时的经济收缩。 这两种反应都扭曲宏观经济活动、产生效率损失。

对党派政治周期模型的经验证据结论相对清晰。 首先，近年来的欧美经济数据显示选举结果的确影响市场预期、经济政策和绩效，左右政党的不同影响也与理论预测相符(Pettersson‐Lidbom 2008; Snowberg et. al. 2007)。面板数据也表明，在党派分化相对明显的国家和时期，左翼政党当选的确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随后回归正常；右翼政党则会制造短期的低增长，随后回归正常 (Alesina 1988; Alesina et al. 1997)。

政治商业周期的启示

What Have We Learn?

正如前文所说，政治商业周期理论涉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很多大问题，理论建构需要预设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因如此， 对政治商业周期的经验检验也反过来对这些大问题提供了间接的答案。 比如Hibbs-Alesina的党派政治商业周期，它的存在为回答宏观经济学和实证政治学的经典问题提供了洞见。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选举结果对经济产出的短期影响支持新凯恩斯模型的价格刚性假说；政治学上，它证明了选举激励并不足以让两党经济政策彻底趋同。

而对Nordhaus和Rogoff-Persson-Tabellini投机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实证探索，则难免引发对 回溯投票和选举问责 的思考。 总的来说，投机政治商业周期的形成对民主问责不是好消息。 这一现象的前提条件是选民要么健忘不理性(Norhaus)、要么对通胀等政策绩效知之甚少(Persson-Tabellini)，这都不利于甄选、规训政客，也让政客在寻求连任的同时扭曲经济活动。

但定量研究也为这些效应的生成给出了具体的条件。最重要的是，新生的民主政体要格外提防选举政治干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民主问责的失效。然而民主政治是一个学习和改善的过程，需要用动态的视角观察。 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选民行为也会逐渐趋于成熟，对短视的刺激政策产生抵抗力。 俄罗斯和以色列民主政体建立后地方政治、经济的演变构成了很好的佐证(Akhmedov and Zhuravskaya 2004; Brender 2003)。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完全区分行为、制度和结构三种可能的机制。

由Nordhaus开启的政治商业周期文献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早期范例。 在此之前，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交集虽然并不是无人问津，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各自为政。“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个古老的名词也一度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批判理论把持。而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是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可以共同探索两个学科的交集，并以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作为共同语言对话，从“贸易”中获益。（这也是我们公号团队的思想基石。）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四十年中迅速进入主流甚至成为热门，Nordhaus和政治商业周期理论功不可没。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是把宏观经济分析带回经济体所处的环境中去，这些环境包括技术(Romer)和气候(Nordhaus)。但更广泛地说， 政治土壤也是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 Nordhaus的这一贡献也符合今年的颁奖思路。 然而这次的奖项更多聚焦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来源，而不是中短期的经济波动。但在Nordhaus之后，政治经济学分析也逐渐被纳入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尤为突出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Acemoglu et al. 2001; Glaeser et al. 2004; Besley and Persson 2011; Acemoglu et al. 2018)。这些理论和实证贡献将成为未来的诺奖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