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香港新闻传播学界的成名与想象（1927-2006）——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朱立

王彦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电邮：[email protected]。

因1842年清朝政府落败于鸦片战争而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彼时是一穷二白的小渔村，慢慢成为西方世界看中国和中国看西方世界的窗口。到1997年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香港早已发展成“全亚洲人均拥有最多报纸、电台、电视台、通讯卫星电视、有限电视”的国际大都市(俞旭,朱立,朵志群,1999)。应对社会变迁和媒介勃兴，香港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界“得风气之先”，以活跃的研究和高质量的成果“受到全球学术界的承认和注目”(陈韬文,2008)。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香港是绝大多数内地学者出国的第一站及最后一站。回归二十年来，香港新闻传播院校更被众多内地学子视为出境留学热选或出国深造的中转站。从筚路蓝缕到声誉鹊起，香港新闻传播学术界历经何种教育与研究变革？走过怎样的“成名”之路和 “想象”之旅？有何经验值得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术界参考？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前排左起朱立、艾尔文、宣伟伯、余也鲁，后排右二李少男

参与并见证香港新闻传播学科的茁壮与繁荣的朱立，用半生时间来回应上述命题。朱立现为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名誉教授，一位资深的华人传播学者和教育者，祖籍湖北宜昌，生于1943年，六岁多迁入台湾，系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学士（1964）、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硕士（1969）、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新闻学硕士（1974）和博士（1986）。研究专长和授课领域涵盖传播理论丶比较传媒制度丶国际传播丶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制度，尤为关注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大陆传媒，近二十年也同时关注传播教育研究，其着力深刻的研究影响了许多中国传播学人的思考。

朱立曾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1974-1975）及访问研究员（1980与1990年代，约每隔一年二至四周不等），在香港中文大学、澳洲昆士兰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三地四校执教近四十年，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1986-1991）、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兼院长（1995-2002）。也曾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长（1994-1996），香港新闻评议会执行委员丶副主席（2001-2006）。2013年春自台湾政治大学退休前，朱立获“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台湾地区）”，退休后受聘为政大传播学院名誉教授。

2016年春学季，朱立在台北的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讲授“两岸三地传媒”和“学术英语沟通”课，同年六月下旬在嘉义的中华传播学会年会召集主持“在大学开‘中国大陆传媒’课”专题座谈，并在会后接受笔者专访。九月初，朱立与夫人飞返澳洲布里斯本家中，笔者赴香港交换学习，有关访问未竟问题的深入交流，则通过电邮继续。

王彦：朱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访问。在您任教满四十载之际，您教学生涯的起点站、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现为学院）也迎来五十周年院庆，该院和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签订学生交换计划备忘录也满十周年。正因受惠于这项合作政策，我得以来到您的教学起点站交换学习。看起来我们现在是身处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展开合适的话题——香港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2016年，朱立与硕博士生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馆

朱立：谢谢你提前了解各个时间点。没错，四十年前，也就是1975年，是我个人新闻传播教学的起点，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才成立十周年，刚从两年制改成四年制。现在老东家已半百，我也年逾古稀。我感到非常荣幸，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澳洲昆士兰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发展，也见证了这门学科的茁壮。

相对于源远流长的香港新闻传播教育史而言，我见证、我亲历的那部分远非全部。在研究伙伴俞旭、朵志群和我（1999）的考证中，香港最早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是1927年黄天石创办的“香港新闻学社”、1932年关楚璞和黄育根创办的“生活新闻学院”、以及郭步陶和金仲华于1939年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香港第一家官办新闻机构是香港教育司于1951年开办的“官立文商专科学校”，五年后因生源不足而停办，次年即1956年由广州迁来香港的文化大学接手复校。该校与当时香港的华侨、新侨、平正三间院校，组成联合书院，开设新闻学。也是在1956年，香港大学在进修学院开设新闻与传播的高级文凭课程，但这些公共关系证书课程、新闻学证书班、杂志编辑、人际关系与人际沟通等系职业培训课程，严格来说并不能归入香港专上新闻教育的主流。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逐步走上高度技术密集、高度资金密集的加速发展之路，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城市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都市。经济的繁荣，加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引发欧美的一些国家通讯社、报社、电台的兴趣。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等纷纷在香港设立亚洲分支机构，《时代周刊》《国际先锋论坛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英文报章也先后在香港印刷亚洲版。本土社会变迁对新闻事业的需求，以及外来媒介的刺激，促使香港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具体表现在纸媒采用彩色印刷、无线广播电视开办香港电台，积极筹办有线电台。到六十年代末，香港已经成为亚洲通讯中心，传媒业需要大量人才，尽快发展相应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因此迫在眉睫。

王彦：当时这些私人新闻学社和联合书院都在教什么？

朱立：那一时期的香港新闻教育实施学徒制（apprenticeship），多只提供短期职业培训，然而单一的职业训练早已无法满足社会和传播科技发展的需求。理想的新闻与传播教育应该透过对传媒的研究、运作技术的了解及其内在力量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提供人文博雅教育，为年轻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王彦：有些研究者直接将香港新闻传播教育史等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发展史。相比之下，您未亲身经历但在研究中考证到的这段“史前史”很不同。

朱立：我倾向于社会学取径，认为新闻是社会的镜子，传播是社会的过程，教育为社会服务。由此不难理解，综合新闻、传播、教育三大要素的新闻传播教育，总是和在地社会的政治经济与传媒业同步，两者彼此倚赖、互动。香港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它的新闻传播教育不是凭空“蹦”出来的，而是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成绩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不是从天而降的。今天我们重新梳理“史前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正史”的来龙去脉。

去年中大新传院庆特刊曾将“中大新传”比喻成一列小火车卡，走过的路轨有五十年这么长，而1965年至2015年也是“香港号”这列火车的重要岁月，“中大新传”火车卡和整列“香港号”火车，唇齿相依，互为影响。学院经历不同时期的变迁和发展，在不同年代发生的事件，某种程度反映了香港的大环境，亦与香港社会同声同气。香港经历六七暴动、中英会谈、89政治风波、九七回归、七一游行、以及占中事件等风雨，学院也伴随成长。除了为社会培养传媒人才之余，也同时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传媒专业操守。

王彦：除了前面您说到有研究取径的区别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朱立：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历史最为悠久。1963年，香港政府出资，将联合书院、崇基书院、新亚书院合并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三家书院不再是独立办学实体，联合书院名下的新闻系也被撤销、并入社会系。1965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办新闻系，在第三和第四年提供两年制报刊新闻专业课程，香港新闻传播教育才从此逐步走上正轨。

香港中文大学外，新闻传播教育可说是百花齐放。1968年，浸会学院传理学系成立，在香港首先开设四年制传播文凭课程，提出为香港以至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培育报业、广播、电视、公共关系及传理专业人。同年，香港珠海书院（现名为“香港珠海学院”）开办夜间新闻课程，第二年起转为日间课程。1971年秋，香港树仁学院（现名为“香港树仁大学”）新闻系正式成立，开设新闻专业。

教育正规化是转折点，此后各校竞相增设专业和课程，授予学位，提高教学质量和院系的级别。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扩展为四年本科学制，并更名为新闻与传播学系。至此，香港开始有正规的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社会科学文学士荣誉学位课程，接着中文大学在1977年招研究式哲学硕士研究生，更于1993年开设传播学哲学博士课程。1999年，中大新闻与传播学系升格为学院，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则于1991年已扩展成为传理学院，而香港浸会学院也于1994年升格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于1989年在英文系名下开设专业英语传意荣誉文学士课程，于1998年设立传播与新媒体文学硕士学位课程；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介研究中心于1999年开设新闻学硕士学位兼读课程。我想，这些发展都是香港新闻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王彦：如今这些院校声誉鹊起，成为载誉盛名的亚洲传播学府，对内地学子尤有吸引力，是他们的出境留学热选和出国深造中转站。秘辛何在？

朱立：没错，由于香江得天独厚的地址位置，早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就是绝大多数内地学者出国的第一站及最后一站。在香港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里，香港传媒业的应变能力为世人有目共睹，亦同时向新闻传播教育事业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要求。香港新闻传播教育业能在筚路蓝缕中开创新天地，与开拓者的勤力和智慧以及屡次化危机为转机的应变能力密不可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已很先进，大陆由于历史和制度等原因而荒废，台湾当时的高等教育则仍在成长时期，经费、师资、设施不足，但师生努力，目标鲜明。台港两地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从实用出发，早期理论有限，学术著作和期刊都不多。八十年代后，两地的教研都突飞猛进，理论和方法都大大地增强，研究经费增多，教学和研究的审评也日益规范化。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段，大陆的高等教育也在追赶、扩充，更在九十年代迈步向前，重点大学所开设的新闻及传播教育也不例外。在中国大陆，硕士、博士生的增长近年来颇为惊人，不论文科或理科，出现了一人带二、三十名博士生的情形。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艾尔文（L. Erwin Atwood）教授教了三十多年书，也不过才带了三十多名博士生，平均一年才培养出一名博士。台湾的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依循美制，和美国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大致相同，要修课，要考试，要写论文，至少要“浸”二年才能取得硕士学之高下是显而易见的。2004年春，我在剑桥大学沃福森学院任访问学者，发现英国的传媒也已开始检讨这种博士养成教育模式。

早期的香港新闻与传播教育，多以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新闻学院为模式，特点是侧重实务技能与人文训练。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大学院校，如密苏里大学等都认识到，传统的侧重技术与人文训练的新闻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新闻与传播教育必须加入大众传播理论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理论课程。香港的新闻与传播教育学者在检讨自身学科发展后，提出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策略：从过往注重编采和写作基本功的职业教育，转为理论与实务并重的专业教育，培养毕业生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及批判精神的新闻工作者。

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香港的院校之间又因办学定位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课程。其中，中文大学由香港政府资助，从开办起即被确定为研究型大学，其新闻与传播系课程向来“学”与“术”并重，以培养学术与思考能力为基础，再磨练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以培养宏观的通识及陶冶专业操守为己任。香港浸会大学从私立教会学院发展起来，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办学初期以教学培训为主，注重全人教育和知识探索，直到1979年开始得到政府资助后才逐步增添了学术研究的比重。位于香港岛的树仁大学属于私立学校，践行专业理论、实践及技能等“三专系统”。珠海学院也是私立学校，新闻与传播学系旨在培育适应海内外现代传播业之需要的合格新闻工作者。此外，职业操守的培养也是共同强调的新闻教育根本责任。

除了我提到的教师因素外，学生优秀也很重要，能考进中大或浸会读新闻传播，几乎都是名列前茅的优异生，报考研究型硕、博士的就更是精英了。毕业生在社会上闯出万字，母校和老师想不沾光也难，于是，名声就逐渐树立了。当然，香港毗邻中国大陆南端，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相近，大学的声誉不错，普遍用英语教学，但学杂费却比到欧美留学低，有了这些因素和地缘的便利，吸引大陆年轻学子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本身就有吸引力，都使用英语，易于和世界对话，而它们的大学水准又不错，为西方英语文化认可，在全球学术界占一席之地，似乎就不足为奇了。

王彦：您兜兜转转“三进三出”香港。“一进一出”是在1950年，您父亲因对日抗战而投笔从戎，随国军先去了台湾，六岁多的您千里寻父，途径香港，和母亲等长辈及兄妹共九人暂住在九龙黄大仙难民区。“二进”是在1975年，您三十二岁，拖家带口，离美来港，任教于中文大学。“二出”是在1991年，您四十七岁移民到澳洲，任教于昆士兰大学。“三进”是在1995年，您五十二岁，离澳返港，就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院长。“三出”是在2006年，您自浸会大学退休返聘回您的硕士母校、台湾政治大学任专任教授，直到2013年您自母校退休获聘为名誉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举家移民到澳洲，在叶落归根的退休时刻，遥望生于斯的湖北，回到长于斯的台北，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2012年，朱立在会议中

朱立：1950年，我随着长辈逃难经过香港，住过两三个月才赴台湾，只是当时年幼而一无所知，现在只有一片模糊的记忆。1974年我硕士毕业，刚三十出头，长女刚过一岁，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檀香山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任“研究见习”。1974年底，我的见习导师朱谦（Godwin C. Chu）教授告诉我说余也鲁教授由香港浸会学院到了中文大学，正在为新闻与传播学系招兵买马，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香港，我想都没想，就应了声“好”。这一声“好”使我们一家和香江结下了“不了情”！这一声“好”与我1950年第一次来香港距离整整廿五年！这一声“好”应得这样快，一方面出于我对香港充满好奇和憧憬，有着几分寻旧探胜的情怀；另一方面，中文大学的教职特别吸引我，稳定，有薪资，可养家糊口。何况我非常喜欢大学的环境，教书和写作更是我所爱，新闻系可以满足个人的兴趣和需求，正是这样的好去处。

但我一开始并未如愿以偿谋到新闻系的教职，我到中大时的职衔是“项目专家”（Project Specialist），隶属传播研究中心。第一份工作是主持一项基督教对中国大陆的福音广播调查，访问大陆到港的移民和难民，紧接着就是创办英文的The Asian Messenger （《亚洲传播季报》），报导亚洲各国的“新闻传播动态”和出版概况（News Capsules）——之所以作“报导”而非“报道”，是因为在建构主义社会学视角中，任何新闻皆主观的“导”，而非客观的“道”。我认为这太单薄，又加了“专题报导”（Special Reports）。 The Asian Messenger的资料主要来自研究中心订阅的十多份中国大陆、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报章杂志，我们阅读及选取有关新闻传媒的报导，再由我及助理改写成“新闻传播动态”。“专题报导”则多半我撰写，有位Rita 董小姐也帮忙写过稿，后来宣伟伯（Wilbur Schramm, 又译“施拉姆”）、李金铨、徐东滨等也曾赐稿。我还曾将陆铿老师《我所知道的中共报业》演讲稿全文译成英文，后来这篇译文还收入美国一国际新闻教科书中，广受注目。事实上， The Asian Messenger里面90%的文章都是我改写或撰写的。

传播研究中心的工作虽然忙碌不堪，我同时还在新传系教课，曾先后教过“时事分析”“新闻翻译”“国际传播”及“中共的新闻传播”，以及“传播学概论”与“传播与社会”两门研究所和大学的入门课，并于1978年受聘为新传系编制内的讲师，但仍然负担不少传播研究中心的工作。

新闻系1965年创办时，属两年制高年级课程——和当时不少美国大学一样，前一二年级低班选修任何科系，三四年级高班修读新闻，只有两位老师和六名学生。我加盟时，只有五位老师和六十位左右本科生。今天，新传系早已升格成新传院，也在去年迎来了五十华诞。院庆当日，《明报》有文称院系立基建业半世纪来做到以“自然演进”反映“香港社会的变迁”(苏钥机,2015年10月31日)。

其一，在众多变迁中，学生人数增加是最容易见到的。如今，中大新传院的全职老师32人，兼任老师约69人，本科生和研究生大概有800余人。同样成长的还有浸大传理学院，从我1995加盟仅有一名哲学硕士生，到如今拥有20多种门类齐全的课程（programs），博士生30多人，授课式硕士生500多人，在读本科生约1,300人，全职教研人员70多人，兼职讲师也达60多人，堪称大中华地区专业最全的传播影视学院。无论在中大还是浸大，香港回归非但没有吓退年轻的学生，新闻传播反而成了挑战自我的“显学”，若非名列前茅，根本进不了新闻传播学院的大门。

其二是学研并重。教学和研究并非对立，向来是相辅相成的，这在研究型的中大是共识，但我初到浸大时，传理学院具博士学位的教员还不到二分之一，如今没有博士学位的已屈指可数。我初上任院长时，仍有同事怀疑研究的意义，现在则应绝无仅有了。

其三是交流活跃。近些年来，中大、浸大均召开不少地区性和国际性学术会议，并鼓励教授与博士生出席学术和专业会议，这既为同事和各地同行交流切磋提供契机，又大大提升学院声誉，可谓一举两得。如今，两校的学术交流对象已跨出台湾和大陆，遍及欧美，来港就业或短期讲学的学者亦越来越多。连树仁和珠海虽系私立大学，都在有限的经费下努力做着同样的事，这些活动和竞争对推动和提升学术自然有好处。

1989年春，大陆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改变了大陆，也改变了香港，每年都有数万港人移民美、加、澳，我们也不例外。1990年秋，布里斯本的昆士兰大学新闻系聘我为教授（Reader） ，而且给了我六年的聘书，翌年七月，一家五口依依不舍地移民了，而我们在澳大利亚可说“乐不思港”。

但长达十六年的香江情缘毕竟难断。1994年春，香港浸会大学招聘传理学院院长，广告登到了The Australian（《澳大利亚人报》），触动了我的驿马星。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我寄出了应聘信和履历，没想到获邀赴港。在与全院教师及校长等九位招聘委员会会面后的第二天，大学的学术副校长白智理（Jerry Barrett）教授便来电我住宿的旅馆，约我面谈，希望我能接任院长之职。就这样，我与内子留下了已先后入读昆士兰大学的孩子们，告别了昆大美丽典雅的圣卢西亚校园，两人又回流香江。

我在政大新闻研究所毕业后便赴美，接着先后在香港与澳大利亚工作，算算离家已快四十年了。在执掌浸会传理学院八年后，我终于在2002年九月卸下院长职务，专任讲座教授（2002-2006），更在2004年复活节学季休假期间赴英国剑桥大学沃福森学院担任访问学人。

这时我也在安排返台照顾父母的晚年，但没想到就在一切就绪、准备回台定居前两个月，父亲却等不及、先走了。那是2006年5月16日，我出差回到香港，内子告诉我父亲已在先一天去世，于是立刻订机票回台北奔丧。父亲去世时，我正在湖北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应通识教育计划之邀作《社会真实的重构与形象的建立》演讲，并在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分享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体会。父母亲都曾在老家宜昌从事教育工作，父亲还担任过当地雾渡河小学的校长，因抗战而投笔从戎。他老人家过世，我不在身边，而是在家乡湖北讲学，父亲一生关心老家的教育，他应该会原谅我吧！

王彦：The Asian Messenger创于1975年，您到中大任教也是在1975年。而1975、76年正是中国大陆的大变动时期，香港有无受到影响？您的教学、研究、期刊编辑工作有无受到影响？

朱立：有，但那是间接、无形的。唐山大地震、周恩来去世、天安门四五事件、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一件比一件轰动，于是极左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开始松动了，当然新闻界也不例外。在香港从事新闻教育，我认为高校新闻对香港传播媒体的影响主要在培养人才、从事传播学术研究和扮演一个超然角色，对传媒或当权者抱持独立和批判的立场。1986年起，中大新传系一些老师每星期轮流在《信报》发表一篇针对新闻传播的分析文章，这可能令报馆与政府觉得有压力，但却是我们参与社会所要扮演的超然角色，摇旗呐喊或喝采则自始至终想都没想过。

The Asian Messenger的读者最感兴趣的便是大陆新闻界的变化，我曾写过一篇“1984 in 1977”，报导了大陆媒体在毛泽东葬礼后从相片中涂改抹去四人帮的事件。我也依有限的资料写过大陆新闻教育及新闻写作的文章。四人帮倒台，大字报又铺天盖地卷土重来，我写了篇“ Bombardment by Tatzepao”追溯大字报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情况，分析了它的特征及在中共各种运动中的运用。第一届哲学硕士生杨志刚研究大陆新闻如何为新上台的华国锋造势，强化他的认受性，他用了不少篇幅专谈大字报在四人帮被捕时的内部传播，我认为它和主题的关联非常薄弱，但仍具价值，虽然应该自论文割爱删除，我还是将它修改润饰，在The AsianMessenger刊出。

王彦：您教过、指导过的学生都很怀念您。冯应谦教授就记得，他做学生时必修的第一门课Mass Media, Society and Men是您教的。追忆当时的上课情形时，他说：“朱立用不咸不淡的广东话介绍自己，讲完之后，就问我们为什么要读新闻系。大家都不作声，不知谁先讲了。我第二个说‘我要改变世界’。朱立就说其实你们改变不了世界，不过你们可以继续坚持”(冯应谦,2015)。

朱立：很感慨冯应谦还记得这些，他曾亲口告诉我这一段，还说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你问学生为什么要读创意媒体，他会说自己喜欢拍片。现在的学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使命，可能他们真的觉得很难改变社会，这个现实环境令读新传学院的人，不像从前那么理想化”(冯应谦,2015)。我猜，这个结论是冯应谦后来自己悟出来的，但也反映了香港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不过，不给结论，不提供答案，倒是我一贯的教书原则和风格。学生得思考，得犯错，但之后获得更多。给答案，学生是被动的，知识无法内化，而且思想给框住了。

王彦：“不咸不淡”的广东话，实在令人莞尔。对于外地生来说，粤语课堂，恐怕是国际化乐章中的本土和弦，是超出想象的另一个香港？

朱立：香港的师资和生源都是一时之选，专业能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强，很多人都能够至少熟练掌握三种语言。“一口三语”应该是每个现代人的目标，既能用方言母语立足乡土，也可用普通话面向全国，再用外语走向世界。香港政界、商界和大学界在用人方面相当开放，华洋共处早已习以为常。至于普通香港市民，最多人的母语是粤语，此外，南腔北调的人也有。直到1972年中文合法化前，英语都是官方语言，而且就连中文是普通话还是粤语都没明确界定。至于普通话的流行，那是近二十年大陆居民到香港旅游和自由行，香港人到大陆旅行或工作，两地交往增多后的事。香港的二文三语文化是自1840年起的特殊殖民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外封闭所造成的，这样的语言环境，难免会超出外地生的想象，但这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大学不等于香港社会，课室更不是香港；以学生的组成而言，香港的大学国际化，是有问题的。大陆生是香港主要的外地生，真正的“国际生”还是太少，我想这和外籍生不懂中文有关，因为并非每门课都用英文讲授，这样的大学国际化的确是不足的。因此早就有人批评它是假国际化了。这样的情况还比不上台湾，以我昔日任职的政治大学国际传播英语硕士学程为例，每年招二十名新生，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生和台湾本地生是各占一半的。另外，我们也别忘了，语言不是衡量国际化的唯一标准，多元文化的交往能力才是国际化的根本。在这方面，香港可说实至名归，台湾和大陆是难望其项背的。

2010年，朱立与国际生在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王彦：李少南、陈韬文、苏钥机等毕业生后来都成为母院院长，再加上现任的冯应谦院长，您一共教过前后四任中大新传学院院长，堪称香港传播学界当之无愧的“元老级人物”（On, 2013年1月7日）。除了“教”过院长，您自己也“当”过院长。在中大，余也鲁教授把您“当作创建人来看待”，感激您在“系里领导乏人”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带着一颗爱心”来当系主任(1986-1991)，工作勤劳到“忙起来连家都不顾”，一干就是五年(余也鲁,2015)。此外，您还是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两任院长(1995-2002)。所以我的问题是，“教”院长，“当”院长，分别是怎样的体验？先后在香港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两大重镇——中文和浸会做行政管理工作，是怎样的体验？

朱立：我从不敢说“教过院长”，我在中文大学任教时，你提到的这几位学者的确上过我的课，但他们的成就是个人的努力，我绝对不可以、更不应该掠美。韩愈早在《师说》就告诉我们：“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们都青出于蓝，早就超越了我。我想，应该说，我沾了他们的光，不是说“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吗？实事求是地说，余也鲁不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创始人，而我就更不是，因为任何人不应抹杀学院前身新闻系的历史角色和贡献。我也不想当“元老”，因为“元老”是该送进“养老院”的，我只想当个普通的学者，优雅地、慢慢地在学术活动中谢幕告退。

我在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任内的体验，可以用“革故鼎新，学与术并重”概括。我在学院过去于大学本科重职业技能的传统上，加强学和思，将课程从只重术变成“学与术并重”，在教学之外要做研究、还要研得好。另外，我也希望打破院内系与系之间的藩篱，不过我并不很成功。直到今天，我依然坚信大学不可以只教不研，大学里面能教能研又能服务的同事所在多有，他们得到奖励，理所当然。只教不研或教优而研缺的同事，没理由要求用不同或更低的评审标准，这不能叫公平，更非大学之道！

担任中大系主任和浸大院长期间，我会聆听专家同事的意见来定夺缓急，就算人力和财力资源许可，我还会坚守几个原则：第一，科技日新月异，但教育的基本性质不变，做人的基本智能不变，这种不变不会因新媒传播科技出现而改变；第二，时间有限，而该教的东西是无限的；第三，思辨与知识永远是操作技能的基础；第四，学生的素质决定教学的内涵与数量，学生的程度和教师的专长、人数等会决定要教什么东西、教多少。这些都是设置新课和聘雇新人时我所考虑的因素。

我不是中文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办人，对当时的八卦却略知一二。新闻系1965年创立时，喻德基教授（Friderick T .C. Yu）和克雷顿教授（Charles C.Clayton）都曾参与课程的规划。喻德基具有艾奥瓦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当过日报记者，是位理论与实务兼具的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克雷顿教授则是科班记者出身，曾任圣路易市Global Democrat（《世界民主人报》）发行人、主笔，也是美国新闻记者协会的主席，后来是南伊利诺伊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喻教授曾于1968年秋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讲学，介绍当时美国正“夯”的行为科学研究方法，我则是新研所的硕士生，赴美留学期间又曾在哥大新闻所及东西方中心见过他。克雷顿教授曾在政大担任客座教授，他在南伊大非常照顾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我们便曾戏言他名字里的C代表Chinese。我没上过他的课，也和他没有什么交往，见面倒是彼此认识的。有次我遇到喻教授，他问我是否认识克雷顿，我当然说认识，接着他就说“He knows nothing（他什么也不懂）！”巧合的是，克雷顿教授也曾问我可曾认识喻德基，我当然也回答认识，而他的回答也居然是一模一样的“He knows nothing！”

喻、克两人对新闻教育的不同看法，正反映了学者与记者出身的差异，也是美国新闻院系常见的“卡方人（chi-square）”与“绿眼罩（green-eye shade）”之争，“卡方人”指的是学院出身的教授，而“绿眼罩”则是实务出身的教授。因此，我常戏言，中大新传学院有今日的成就得感谢二位“什么都不懂”的人！其实，我向来深信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学与术并重，大学生才20岁上下，必须要有学识和思辩能力做基础，学习编采写制的技巧，才会相得益彰。因此，我总是主张脑指挥手，两者并用。换言之，学识和思辩能力是磨练实务技能的根本，而中大新传学院的同事看法和我也颇为一致。

宣伟伯教授七十大寿时，冷纳（Daniel Lerner） 和尼尔森（Lyle M. Nelson）编了本论文集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alf-Century Appraisal(1977)，伊利诺伊大学心理系奥斯古德（Charles C. Osgood）教授写了篇文章，主张应方便大学生自由跨系选课，学系只应是行政上的分工，每个系的职责只负责安排课程和注册、记录学生的选课和成绩而矣。他的理想在华人社会新闻传播这门学科里尤其落实得不全面，许多大学的新闻传播系扩充成了学院，学科内的藩篱反而筑得更高大、更坚实。就算我们没有日益汇流、融合的新科技，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此外，科技虽新，但价钱日廉，操作日易，许多中学都已购置许多的先进设备，如不以坚实的学识和理论思辨为基础，只有技艺的培训绝对不足，也无法帮助毕业生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或实务界生存、发展。

举个例子。1978年第二届硕士班的孙郁标同学是当年佳艺电视台刚刚卸任的总经理，也是香港第一代电视人，受教于正好驻足中大讲学的宣伟伯教授。宣老在课上问：“Yvonne(孙的英文名), how much time do you think a person needs to master all TV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a TV station?（你认为在电视台里，一个人掌握所有的电视产制技能需要多长时间？）”Yvonne耸耸肩答道：“Two or three months.（两个月或三个月）”宣老接着说，要掌握传播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可不是两三个月的事。言下之意，实务技术有何难，你们还是学好传播学的知识为要。不久，学生也接触并体会到Kurt Lewin的名言“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好理论最实用）”。我曾听宣老提及这些，但却没放在心上，好在当时是硕士生的李少南教授记了下来(李少南, 2015)。

只有掌握内涵，才能够用操作把主题表现出来。中大新传学院和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全职教授主要负责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一些实务课程则聘请业界的精英人士來教授，成效与口碑都不错。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实施“大一大二不分系”，也是认为过早选系对大学学习未必好，一些基本学识和技能是跨学系的。新闻传播的教研根本不应细分文字、广播或新科技、广告或公关，它应是“跨学门”或“跨学科”的。据我所知，在许多美国大学大一、大二也都是不分科的。

王彦：您从事教研和兼行政的时间大约各半，您最青睐哪种角色？

朱立：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对教育有贡献，对学术有兴趣，但贡献有限，藉口是：行政太忙！与十年、二十年前比，大学行政日趋繁琐。以前大学同仁只要埋首教研，如今教研之余，除了应付政府的各种评鉴，还要搞宣传、公关。这些表面的虚功夫，固然是社会变迁及全球化的影响，但严重侵蚀教授教研和与同学交流切磋的时间，也予人评鉴好、多上报、大学就办得好的假象与错觉。各国政府高教决策当局，真该好好思索，重利轻义和只讲短期成效的教育指导思想，不利大学的科研发展，也不利社会的整体发展！

回头看，系主任和院长的头衔是一时的，老师、学者和教授才是永恒的，真能令我心动的是“老师”和“教授”的身份，至于“系主任”和“院长”，那只是工作需要。学术更不是官大学问大，研究者的地位、年龄或学校只是参考，研究的品质才是真格的。行政乃必要之“恶”，操心、吃力、费时兼不讨好，且妨碍个人的教研和学术发展。我如不管行政，书会读得多些，学问可能会好些。无论如何，学术和行政的贡献或负面影响都是无形的、长期的，不会立竿见影。

王彦：您如何应对行政工作中的必要之“恶”？

朱立：对行政，我的基本态度是不求、不争、不拒。机会没来，不要争；机会来了，也不拒绝。中大十六载的教学、研究和行政提升了我的学术和眼界，为我的大学事业奠基，接着我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闻学系任职，在那儿渡过了愉快的三年半，也补充了我原先只有北美教研经验的国际视野。1995年1月，抱着理想兼返港会友的心理，我应聘出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院长，没想到一任就是七年又八个月，比我在中大任新闻传播学系主任还多出了两年八个月。其实人生就像登山，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风景，要紧的是，我们要不时停下脚步，欣赏不同高度的不同风景。

做行政，需要讲究一点技巧。我的浸会大学前任传理院长是美国人，换一个华人当院长，有教师不服我，我当然看得出来。但我故意装傻，不动声色，让不称职的人，无论华洋，都采自然淘汰法。有的聘约期满了，不再聘他。还有的退休年龄到了，不再返聘。做行政需要技巧，但这不是为了办坏事，而是为了把好事办得更圆通。其实，我做得不好，现在所言都只能算是“事后诸葛”，我也很清楚，我做得不够圆满，得罪了一些同事。

做行政，该凶得凶。曾有一位任学院中层干部的洋人教师无理取闹，我怒不可遏，当即喝止“I’ll fire you.”（我要解雇你），他愣住了。因为我平时都嘻嘻哈哈轻松幽默，那次爆发显然超出他的预料。我说到做到，立刻解除了他的行政职务。白智理副校长对我说，“Leonard, I support you.”（朱立，我支持你）。这位同事没多久便主动辞职了，否则他会令我烦恼、头痛。

在海外负责行政工作，权力是受到规范的。我从没利用职权掠夺博士生或年轻同事的成果，在论文前加上我的名字。事实上，我连想都没想过，问心无愧、睡得好，这最重要。如果某位教师很优秀，即便我不喜欢他，他也会升等，因为他优秀得谁都挡不住。如果一个教师业绩远远不够，即便我有多喜欢他，也没办法创造绿色通道给他升等，因为这对其他同事不公平，更会损害院长这个职位的威信。如果某位教师是可上可下的，只有这个时候，个人的好恶才会发挥点作用。决定同事是否升等，我总是很慎重，有位教师一直到我退休都没升级，后来换了两任院长，也都没给他升等。前后三任院长都没给他升等，就说明不给他升等是对的。香港的评审体制就是这样，论文代表作全球匿名盲审，教学和品行校内外交叉评鉴，一个人在升等的时候要遭遇全方位的立体透视。你的教学、研究、服务和人缘，会直接决定你的前途，院长或系主任的个人好恶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2011年，朱立在《联合早报》

王彦：回到您最青睐的角色，学者和教师，也回到我们共同的坐标，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您的想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新传学人。三十五周年院庆时，校友回忆“教得最好、最令人难忘的教授”名单中，您位列第一，理由是“够全面，中国传播有料到（粤语中的“有料”指内容丰富），教学认真又风趣；有学问，欣赏学生；朱立的口水、袜令人难忘”(马杰伟,2000年9月23日:4)。

朱立：（笑）我想，朱家姓氏笔画少占了点便宜，而且是个别人士之见，绝不可当真，因为任何成功的单位不可能只有少数个人有贡献，团队太重要了。不过，不论干什么，我总是全力以赴，褒贬由人。借用佛家的话，褒是增“顺上缘”，贬是增“逆上缘”，两者都会令当事人成长，这是我不管行政多年后悟出来的“后见之明”。

寻找传播的道理与原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需要长时间与多方的努力，绝非少数人的力量可以完成，何况教学和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工作，需要许多人投入，前仆后继，才能永续。中文大学以中英并重，以传承中学与融会中西为使命，新闻与传播也在自己的领域担负起这个任务。我们和大陆及西方新闻传播界的交往，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开始的。

1970年后期，余也鲁想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办了两次研讨会。中大的研讨会在1977年召开，当时正在中大客座的宣伟伯也亲自与会，鼓励大家自历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练理论。第二年四月，政大的研讨会更提出了28个课题，后来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孙旭培教授编辑的《华夏传播》之蓝本。

1978年，李金铨兄加入新传系，他是密歇根大学传播学的新科博士，思虑和观察都很周详、尖锐，他启发了我开始注意媒介帝国主义以及面世没多久的Sage Communication Series。李金铨在中大服务了四年，后赴美加入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不过，李金铨因此和香江结了缘，后来曾多次在中文大学新传系客座，最后更放下了在美的教职，再临香江，以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为据点，开创了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另一片天地。

1990年，香港举行初次立法局议员直选，中大新传系特别办了一次“选举新闻研讨会”，邀请新闻界的资深记者和香港主要政党的负责人交流，同事也分享了看法。我们都认为，和社会及业界交往是新传系的责任，但在一间以学术为重的大学是不够的。

1994-1996年我担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期间，曾经想过创办一份专注“Chinese”的优质英文期刊，加强学术联系纽带，作为交流论坛和发表阵地。但未能在任内实现。多年后，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李少南教授继续推动这个构想，在2008年创办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并于数年后为社会科学索引（SSCI）所收录，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1991年7月，我自行“下放”到澳大利亚，所在的布里斯本市离两岸三地虽远，但靠着现代科技互联网，我和台港学者的联系从未间断过，天涯若比邻可说一点也不假。1993年，在昆士兰大学新闻系，我靠着大学刚刚铺好的光纤网络，联系分处地球东南西北的学者投稿或匿名评审，为国际传播学会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了一期《中国传媒改革》特刊（1994年秋季号）。在昆大期间，我还接待过到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与王怡红两位研究员。我曾在香港和吉隆坡召开的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上演讲，分别谈新闻教育对社会的贡献及中文报业人才培训，2003年与2005年，我应邀出席在北京和上海的年会，提出中文报做大做强之外还要有非经济思考，也要忠实报导。

2006年暑假，我重回母校台湾政治大学，在新闻系与新成立的国际传播英语硕士学程讲授比较传媒制度、中国大陆传媒、形象与国际传播、中文及英文新闻写作等课。教研之外，曾在罗文辉院长和陈忆宁教授领导下，参与筹备第五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学术研讨会（2007），其中还组织了一场《中文传播学术期刊现状与展望》的专题，让两岸三地学术刊物的主编交流。

我举这么多经历，无非想说明和强调，在教学与研究的路上，个人的力量实在很渺小，需要许多有心人帮忙和接力，同事、同行、同学都能有切磋和刺激思考的作用，在累集知识和升华理论的过程中，他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王彦：您执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期间，曾开风气之先，录取了两位复旦大学毕业生来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那是在1990年，比台湾2011年开放大陆招生政策整整提前了二十一年。这个大胆的尝试是怎样开始的？效果如何？

朱立：1988年秋，檀香山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和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电视与文化价值观变迁研讨会”，主持人是东西方中心的研究员朱谦教授，老师的邀请，我当然应命。行前，我曾和同事闲聊，有无兴趣招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他们表示支持。在复旦大学，我向新闻系系主任徐震教授提出构想，请他们推荐三名同学报考新传哲学硕士课程的入学试。他们都非常优异，但当时的硕士班规模太小，我们只好忍痛刷掉了一位。1989年春，由于政治原因，出境留学更加变得难关重重，两位同学差一点就来不了，好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师想方设法，严朝旭和朱俭国两位同学终于在1990年秋季来了。他们和本地同学打成一片，表现非常杰出，交给我的学期报告都好到稍加修改润饰即可发表的程度。取得硕士学位后，两人都到美国深造。复旦和中大同事的心血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坚定了同事和大陆同行交流的信心，也开启了香港招收内地本科生攻读新闻传播学位的先河。随着研究水平的提升，浸会大学也开始在香港与大陆招收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我指导过的研究生，除现在偶尔还与我有联系者外，已经多到无从记忆。在浸会大学，我带过三名来自大陆的博士生。第一位是刘双，原任教于黑龙江大学，专长是组织与跨文化传播，已在澳洲昆士兰大学任教多年，她今年年初升了教授（Reader）。第二位是金兼斌，专攻传媒新科技与创新传散，现已是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第三位是李小勤，原在暨南大学任教广告，完成有关《南方周末》的论文后，一直在澳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王彦：从1979届的李少南、1981届的陈韬文、1982届的苏钥机、1990届的马杰伟到1999届的李立峰和邱林川，中大传播哲学硕士课程毕业生先后出国留学，后回流母校任教的步伐可谓“前仆后继”，这会有“近亲繁殖”的顾虑吗？

朱立：“近亲繁殖”指任人唯亲，仅聘雇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排斥他校毕业生，这当然不可取。但据我所知，中大用人相当开放，没什么门户之见，也很少用自己应届毕业的博士，那表示“近亲”只是手段，求贤才是目的。香港资源匮乏，传播研究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也是本地师资少。怎么办？开放和用人唯才肯定是各大学以及各行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策略和原因。除了“国际化”，招聘欧美、大陆及台湾的学者来港任教，鼓励香港的传播教育界“继续参与国际性会议和学术交流”，另外的对策是“积极培养本地的传播研究者”，譬如“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最后吸引他们回流”(陈韬文,1992)。所以，李金铨说，中大的传承是“温暖的，有序的，也是源远流长了”(李金铨,2015)。

王彦：您如何看待两岸三地的新闻教育交流？

2001年，朱立在香港新界八仙岭

朱立：早在1970年代后期，香港中大新传系就接待了第一波大陆访问团，成员主要是邻近省市电化教育厅、处的负责人，增强了大陆推动电化教育加速恢复高等教育的信心。1979年，接待的第二波大陆访问团是资深记者，记得《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和总编辑马达都来过，两位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在文革中都受过不少迫害，令我印象深刻。

1982年5月，余也鲁拟召开新闻教育座谈会，邀约大陆重点新闻院系主管出席，但正遇大陆推动“反西方精神文明污染”，而西方的新闻传播观点也在清污之列，这个会就流产了。之后，大陆逐渐开放，和学者的交流才多了起来。1986年底，香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举办大陆体制改革研讨会，有个主题是“新闻改革”，我应邀在会上发表了论文《中共新闻改革的常与变》，并认识了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 所副所长的孙旭培教授，他提出“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报业体系”主张，令我印象深刻，我乃邀这位笃实的学者访问新传系，介绍他和李少南、陈韬文等同事认识。这次会议开拓了我对大陆新闻改革的关注和研究，也是日后新传系和大陆同行交流的起步。

1990年春，国务院教育部高教司在深圳大学召开全国新闻学科课程研讨会，由高教司副司长主持，深大传播系主办，我和香港树仁学院（现名为“香港树仁大学”）新闻系曾景安主任应邀赴会，分别报告各自的办学理念和做法，让我觉得大陆同行非常渴望和外界交流。翌年起便有好几批大陆学者来做短期参访。

1991年4月底，香港中大新传系藉庆祝创系25周年之际，主办了“传播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开启了香港与内地传播学界的正式交流，也是海外、大陆、台湾与香港新闻传播学者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对没在海外参加过学术会议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次树新风的研讨会，与会者超越年龄，超越头衔，对文不对人，学生批评老师，同事间互评，年轻的批评年长的，可以说毫无拘束，礼节在，争论也有，但有分寸。后来我与陈韬文将论文结集出版，书名《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分赠各地华人传播学者及世界重点大学图书馆，为两岸三地的华人传播学者的首次聚会留下记录。李金铨还在《信报》写了篇文章，评述陆台港三地传播研究的状况，认为大陆人力资源充沛，如能持续开放，假以时日，必有可观。

1995年，我任职浸会大学传理院长后，次年起的每一年都会由各系牵头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加强与海峡两岸院校的学术交流。我在浸大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清华、复旦、武大、川大、人大、暨大、深大、政大、淡江和美国罗得岛等各地学者来学院讲学或进修。我自己也曾获浸会大学及香港王宽诚基金会赞助，在一九九五年秋赴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参观、讲学。台湾和大陆传播学界的交流始于1989年的教师互动，1992年政大传播学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是关键性的里程碑，之后就慢慢成长而习以为常了。现在，两岸三地新闻传播学者在三地或国外学术会上碰面已非常普遍。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两岸三地的新传教育和研究无论是质或量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和进步。宣伟伯教授曾言，大学要让“思想碰得吱吱叫”。举办研讨或交流互访，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传承，何尝不是在激荡与碰撞的“吱吱声”中延续与发展学术研究的途径？！何尝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呢！

王彦：您总结，香港新闻传播学界这棵“树”由谁栽下？

朱立：如果香港新闻传播学界是一棵树，那么栽种和灌溉这棵树的人是复数，不是单数，那是一群有理想的学者无私奉献、奋斗的结果。当然，香港新闻传播学界，还很荣幸地得到宣伟伯教授和其他传播学大师的浇灌，宣老于1977年来港担任中大新传系首任“胡文虎讲座教授”，并且携来一千多本珍藏的图书捐给系图书馆，也将他的“声誉、学养、地位”全部投入新建的硕士研究课程中(余也鲁,2015)。可惜，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宣老无从发挥，宣老只教了一年多便提早回檀香山了。1991年秋，来牵头创办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课程的康士达(George Comstock)也是国际上很知名的学者。

王彦：今天的中大新传院还有宣老来过的痕迹，新亚书院人文馆208教室就以他命名，叫做Schramm Seminar Room（宣伟伯研讨室）。这在当时的世界传播学界一定是个大新闻吧？同行人士一定猜测，小小弹丸之地香港，籍籍无名的中大新传系，为何可以邀到宣氏来任教？你个人对他和其他大师又有什么感受呢？

朱立：他为什么来香港这问题该由他自己来回答，但已经不可能了。1987年12月27日，宣老晚餐后在檀香山家中客厅看电视，因心脏病突发以80高龄去世了。宣老夫人Miss Betty给朱谦教授打电话报丧：“Godwin, Wilbur has expired.（朱谦，伟伯已经到期了）”朱谦教授前一天才和夫人与宣老伉俪共餐，一下子没会过意，连问：“Miss Betty, what do you mean by ‘expired’?（贝蒂女士，您说“到期”是什么意思啊？）”。

宣老已经仙游，我现在替他归纳作答不能保证全对。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东方好奇，而且他从美国中西部而西部而檀香山一路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香港和中国大陆还是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未开发地，他觉得值得奉献、开拓。

宣老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是学界公认的大师、大学者，我在东西方中心初识他时，他早已是美国大众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奠基泰斗，先后创办并主持艾奥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史丹福大学和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传播研究所。而我只是个刚毕业的普通学生，刚参加工作的新人，与宣老工作上交集并不多。然而，他为人谦和，丝毫没有架子，没有疾言厉色，视学生和后起如子侄，只有鼓励和帮助。我曾两次应邀在他檀香山第26层的高楼家中餐叙，至今还记得那俯瞰太平洋的壮美波光。

我真正和宣老交往，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任教的那段时间。宣老亲自指导新传系的首届硕士生，讲授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我是旁听生，后来还继他之后讲授这门课。班上学生李少南至今怀念宣老，说他“人很和善”，初次见面，即送大家每一人一部名贵的“德州仪器”计算机（注：当时的“计算机(calculator)”即现在的“计算器”），令我们惊叹“原来师生关系可以是这样的”(李少南,2015)。当时的李金铨和我不过是刚刚出道的讲师，但宣老仍然谆谆教导，不断鼓励我们，内子和我及金铨伉俪还曾应邀到他在中文大学第一苑的家中晚餐。1986年夏，我出任系主任，宣老更在第一时间来函道贺鼓励。

宣老还是宽宏谦冲的君子。1987年东西方传播研究所举办“第三次传播与社会变迁研讨会”，我提出了六、七十年代一些对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与发展研究的不同看法，他没有丝毫不快，只说了句“Godwin, I guess we were wrong.（朱谦，我想，我们是错了。）”倒是错得更离谱的罗杰斯(Everett Rogers)硬拗说“Did I say that?（我这么说了吗？）”不肯认错。不过罗杰斯也有很大的长处，他文笔好而快，和宣伟伯一样，能深入浅出地综合及阐释理论。

曾任华盛顿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八年之久的资深教授艾德斯坦（Alex Edelstein）也是位令我怀念的学者和长者，他1981年来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席一年，我第一次和他的电话交往便“话不投机半句多”，但他不以为忤，两天后见面，抱着我、拍拍我背说：“Leonard, that’s why we are in communication.”（朱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学传播了。）而我们俩从此成了忘年好友。艾德斯坦智商特高，思虑周严，还心直口快，在议题设定和problematic situations的研究上有独到见解。他退休后写的Total Propaganda: From Mass Culture to Popular Culture (1997) 一书，讨论后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宣传现象，非常精彩。

总结一句，中大新传课程有今天的成就，得归功许多全职专任老师和几位短期来访大师的无私奉献，不能、也不应归功于某个个人。这些大师、教授和校友留下了许多的有形的资产或贡献，而他们无形的拼搏精神则更为宝贵。

王彦：朱老师，访谈终于接近尾声。感谢现代传播科技发达，令我们在台北访问现场不及深谈的问题能分别在澳洲和香港两地通过电邮继续补遗和沟通，令我们的访问得以从八月盛夏一直延续到十一月深秋。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助我案头工作一臂之力。我发现，大陆找不到的文献台湾能找到，台湾找不到的文献香港能找到，华语地区文献数香港最全。所以我想问您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是，为何香港的文献能做到最全？

朱立：布里斯本现不在秋天里，因为澳洲在南半球，现在正是春暖花开之季，已开始见到落花了（笑）。你的问题让我有机会说出我推崇香港的原因：香港经济发达，各部门经费够充裕，各行各业的各级主管可以尽情发挥创意，做应该做的事。当然，香港的法制健全，门户开放，用人唯贤，此外，信息畅通、学术自由、思想活跃，你提到的“文献齐全”不过是众多成效中的一项罢了。香港本身一无所有，但却又无所不有，可说是华人和中国的“珍宝”和模范，我因此深受其益，也因此而深爱香港。

（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钥机教授、冯应谦教授、梁丽霞女士、陈敏乐女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黄煜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感谢。）

本期执编：小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