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曾被中国深深伤害，远走美国的清华天才突然归来！刚刚又请辞清华副校长！背后竟是他，在酝酿一个撼动全中国的惊世计划……

从2015年开始，他在杭州筹划，

创建一所民办大学，即“西湖大学”。

一个月前，他又放出“豪言”：

到2019年年底，西湖大学师资规模，

将超过拥有24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的洛克菲勒大学，

教师科研水平很可能成为中国之最；

5年后，教师科研水平比肩，

东京大学、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

成为亚洲一流；

15年后，在各项指标上，

和加州理工大学媲美，

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许多人以为他就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刚刚，他居然请辞了，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清华副校长职务。

只为全职执掌西湖大学。

他说：

这是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正在筹建中的西湖大学，

“脚踏两只船”不符合，

我一贯的做事风格 。

从远走美国，

到突然弃美归国，

再到如今的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

其实这一切，都是他，

在酝酿一个撼动全中国的惊世计划……

他，就是 施一公

1967年5月5日，

他生于河南郑州，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

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

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

他出生时正赶上，

河南省“文革”高潮，然后就是武斗，

在那个人人给孩子取名叫“文革”、

“敬东”、“颂东”的年代，

父亲却为他取名为“一公”，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一心为公。

他说：

父亲赋予我这个名字的寓意，

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

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两岁半时，他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

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的小郭庄。

母亲告诉他，全家被下放的重要原因，

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

“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

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

而他们全家被下放后就一直住在牛棚里，

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

牛棚已成为他童年记忆里，

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他一生将父亲视为最崇拜的偶像，

父亲聪明，性格爽朗，无所不能，

为了让家人住得更舒适一些，

父亲弄来高粱杆、石灰、黄胶泥，

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

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理发师，

他说：“ 我从没有去过理发店，

总是父亲给我理发。

到小学毕业，也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

大多数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

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

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

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

除了剪发和裁衣，

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

上世纪70年代，他家里用的，

床、柜子、桌子、椅子等大部分家具，

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

父亲还当过老师，数学物理都会......

父亲还很热心，邻里乡亲遇到困难，

他总是第一时间去帮忙。

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辅导表姐、

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

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

他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

但感觉科学真酷，

父亲对孩子们既慈祥又严格，

他总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得再好一点，

不能知足常乐。

这种耳濡目染的成长环境，

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

他打小就不让父母操心，

开启了开挂模式，

是个妥妥的大！学！霸！

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是第一名，

1985年 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

成为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即使是在众星荟萃的清华园，

他仍然秒杀其他同学，

年年都名列年级第一，无人能够撼动。

有人说，成绩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书呆子吗？

可他彻底颠覆了你的想象。

他不仅成绩好，还是运动健将，

跑步、游泳、滑雪……都不在话下，

他在清华校运动会上多次创下 竞走纪录，

一直到他从清华毕业五年后，

纪录才被人打破。

他说：他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

而努力学习和进取，

从小到大一直到清华毕业至今，

对他影响最深的人就是父亲，

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是30年前的那一天，

1987年，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一场悲剧深深地伤透了他的心。

1987年9月21日，当时他还在清华读书，

父亲却在河南老家意外被车撞倒，

还好这位司机有良心，没有肇事逃逸，

以最快速度将父亲送到医院。

刚到医院时， 父亲的血压心跳都正常，

只要及时医治完全能够得救。

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

却告诉肇事司机：

必须先交500元押金才能救人。

司机急得四处找人， 用了4个半小时，

才好不容易 筹到500块钱，

可他父亲的生命，

却在等待的过程中悄然消逝了……

得知噩耗后，他悲痛欲绝，

那是他多么崇拜，多么深爱的父亲啊。

而父亲却在医院的急救室里，

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

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

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

这个事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他，打击太大了，

他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

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

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

他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

整整一年多时间，他常常夜不能寐，

好不容易睡着也会做噩梦：

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

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这个曾经积极向上的少年，

开始怨恨痛恨整个中国社会，

那时他还思考了许多办法，

想报复那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医生。

可是，后来每当他想起，

父亲为自己取的名字时，

他就抑制住了内心的冲动。

渐渐地，他想通了：

这样的悲剧不止于我一个家庭，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

多少家庭在经历像我一样，

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

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遗余力地，

帮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多人，

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

带来温暖和关爱，我更应该子承父志，

如果自己真的有抱负， 敢担当，

就应该去用行动去改变社会，

让父亲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

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学习，

1989年， 他从清华提前一年毕业。

1990年初，他获全额奖学金，

入美国十大名校之一的 霍普金斯大学。

1997年，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的他，

就被美国常春藤八大名校之一的，

普林斯顿大学 聘为助理教授；

1998年，他在 普林斯顿创建了独立实验室，

因为研究成果，他被国际蛋白质学会，

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

他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的首位华裔学者。

2003年， 年仅36岁的他又成为了，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史上 最年轻的正教授。

他年轻且学术造诣深厚，

成了世界各个顶级大学争相竞聘的对象，

为了他这个难得的人才， 普林斯顿给他，

提供了无比优厚的条件：

他的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

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

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

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

生活上就更不必说了，

学校为他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

2007年，他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

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然而2008年，意气风发的他，

却在众人喝彩声中突然掉头，

选择“裸奔”回国， 为清华大学全职工作，

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掀起轩然大波，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惊呼：

“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更是极力挽留他：

只要你愿意在大学保留 半职，

你就能获得高达 10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

作为一个科学家，美国可以为你，

去为全人类做贡献，提供最好的科研支持。

朋友们也都苦口婆心地劝他：

“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

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而在更多其他人的眼里，拥有美国绿卡，

那是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梦想啊。

可他却坚定地说： 科学无国界，

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回国就是回家， 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

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

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

他回国后，也 迅速引爆了舆论，

许多人都怀疑他目的不纯。

有人说，他是回来捞钱的；

有人说，他想带回自己的学术亲信。

面对质疑他感到很伤心，难以理解：

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

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想干一些实事， 怀着满腔热忱，

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他决定，用事实和行动来证明这一切。

他在清华白手起家，从仪器都设备，

一点一点开始重新创建实验室。

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提到过，

自己回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育人 。

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

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

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

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

让他们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

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

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任！

他手把手地亲自教学生做实验，

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

他的教育方法很另类，

喜欢鼓励学生有理有据地跟他唱“反调”，

甚至怂恿学生挑战他，

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

在他看来，学生就应该有个性。

私底下，他还是学生的好朋友，

他常常组织学生去爬山，

课余时间与学生讨论任何问题，

关心学生要吃好穿暖…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他清醒地教育学生：

让价值观回归理性，

不再用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标，

而是去问自己，

是否真正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价值，

对百姓、国家、乃至世界的意义何在？

用科学报国，才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耀。

他说：现在学生受物质主义冲击太厉害了，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觉得

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们，

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

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

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坚定地往前走。

回国后除了育人，

他在科学研究上也是硕果累累，

在《细胞》《自然》《科学》

这世界三大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2014年，

还荣获了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爱明诺夫奖，

这是该奖 第一次颁给中国科学家。

更有研究成果， 被国际同行，

认为已经达到了“诺奖级”水平。

但是回国一段时间后，

他一边搞研究，一边观察国内实际状况，

他也亲眼目睹、经历了许多潜规则，

从心里深处为祖国感到焦急。

有话直说的他不止一次地，

公开表达对国内教育与学术状况的观点：

他说： 当今中国是经济强，但科技弱，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

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却排在20名开外。

有人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

怎么可能创新不够，

我们都高铁遍地开花了，

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

而他说： 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

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

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

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而在学术上，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

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

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

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

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

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

这样的国内环境，让他忧心忡忡，

于是他一肩挑起了三职：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

结果这让他遭受了更大的 质疑和攻击，

人们都骂他 根本就是为了从政才回国的，

更有记者犀利地问：

“你究竟是更愿意做一个体制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