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远在北京的女儿杨多奇听说此事时，事情已经过去了3天。不过，女儿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甚至也没想过劝阻父亲。
“多少年了都这样，别人都说他像个‘刺儿头’，老去犯上。”杨多奇说。
还是在任时，杨维骏就举报过许多副厅级以上官员。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仕途也因此阻滞不前。
据说，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杨维骏和另外两名代表对一位高官的持续举报，惹怒了高层，换届选举时，3人同时落选。在他离任前的一段时间，参加一些会议，都会被人提前打招呼，“不要发言”。
“一团和气、彼此心照不宣、互不拆台嘛……”——从政60余年，杨维骏并非不懂“为官之道”。
“可我学不来那一套。” 他摇摇头说。
这个女儿眼中的“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这样批评眼下的官场：“一层层都有官僚气、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不像以前的官员那样，‘有种朝气、讲原则’。”
这正如吴文兴对他的评价。这个70岁的前村民小组长感叹，杨的身上，有“老一辈官员的正气”。
“难得杨主席89岁高龄还为我们奔前走后。带我们跑了两个部门都没有找着人，杨主席还倒过来劝慰我们。”吴文兴注意到，杨维骏上下楼折腾几趟后，有点儿气喘吁吁。
这让村民们十分过意不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因身患白内障，杨老下楼梯的时候有视力障碍，需要人搀扶。毕竟，他已是耄耋之年。由于用脑过度，免疫功能失调，肾也不太好，前些年，这个离休干部曾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极高危病人”。
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杨维骏坚持不肯“打招呼”。52岁的女儿杨多奇无奈，只能一边排队挂专家号，一边担心为做检查而空腹的父亲会不会晕倒。
但这个坐久了会头晕、每天需要服用多种中西药的老头儿，并不太听医生的话。平日里，他阅读大量的报纸和资料，撰写各种政论文章，上门反映情况的老百姓，他也来者不拒。
在这个出入需要登记身份证和以电话通报的别墅区，杨家的访客经常会令门口站岗的武警多看两眼。有手指粗黑、袜子破得像鱼网一样的上访者自己找上门来，将油腻的布袋往餐桌上一摊，就开始倾诉自己的不公平遭遇，平日里爱干净的主人，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也许是家世和经历令他“见不得不平事”。年仅3岁时，身为滇中名将、曾任孙中山的代参谋长的父亲杨蓁将军即被刺杀，小时候的生活颠沛流离，又曾被错误划为“右派”长达20年。
就在前几年，杨维骏走在大街上看到人起争执，还会上前拉架，急得老伴王琬琦一把抱住他：“你这么大年纪，轻轻一推就倒了，还去拉别人？”
三四年前的一天，王琬琦在饭桌上说起，小区里的一家餐厅因为生意红火被人觊觎，找了个借口说是厨房排烟影响了住户，要被赶走，邻居们都十分不舍。
本是无心的聊天，杨维骏却又打抱不平了。第二天，他亲自拿着尺子爬上楼顶，丈量了餐厅排烟管道和居民楼之间的距离，写下论证反驳，还发动了100多户住户签名。金牛餐厅终于得以保留。
“他做个事情，调研要搞得清清楚楚，又一定追着，看到问题解决。”王琬琦说。
果然，带村民上访的当天下午，杨维骏又只身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分管耕地保护的副厅长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满口承诺，一定责成相关部门调查村民们反映的情况。
据说，在领导的亲自过问下，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区政府、福海社区街道办事处将与维权村民代表约谈。
能让这么多“官员”当面听取自己的诉求，这是吴文兴之前想都没敢想的事。跟着杨维骏上访未果之后，村民们没敢再去麻烦他，直到再次接到杨老的电话。
“杨主席没忘记我们的事，为我们又跑了好几趟！”吴文兴大声告诉每一个前来探听消息的村民。
于是，村民们订做了一块匾，上书“中国好官”，打算“敲锣打鼓地送进杨家，亲手挂在客厅里”。
不过，“公车上访”事件传开之后，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却令这个“中国好官”应接不暇。前些天，一位访民找到杨家时已近中午，保姆不敢打扰“爷爷”接待客人，只好将午饭热了又热。
但杨维骏知道，“不能什么事情我都包办”。
“我精力不够了，没办法处理每一桩是非曲直，只能先看着眼前这件事解决好。”他的声音低下去，身上的毛裤和棉裤在暖洋洋的昆明冬日午后，提醒着他的年龄。
“其实我能做的，也就是把他们领进大门。”他突然又激动起来，“上访是党和国家的制度，光明正大的事情，怎么会上访60多次，却找不到一个能认真听农民讲话的官员？”
“公车上书”之后，有电视台来采访杨维骏，驾驶员有些顾虑，要求记者不要拍摄那辆已经出名的汽车。杨维骏却生气地说：“你怕什么？”
“得罪人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得罪老百姓？”这个“离而不休”的老干部大声说道，“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如果不作斗争，我就枉自来世上走一遭！”
其实，他还是有害怕的事儿。
直到如今，杨维骏都不敢去小区里面的那家餐厅吃饭，尽管这是家门口最方便最实惠的餐厅——因为人家不肯收他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