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承认，这其中有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存在。
在互联网尚未大行其道，甚至连电视都没有普及的时代，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是相当匮乏和贫瘠的。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别说大型综合晚会，恐怕一般性的文娱表演也难得一见。对于演员而言，在阖家团圆的喜庆时刻，向全国观众展示自己的才艺，绝对是宝贵至极的演出机会。
稀缺带来珍惜。在那样一个年代，一台集全国顶尖文艺工作者的表演于一体的晚会，自然能够带来整整一年的期待与满足，成就一年一度的“难忘今宵”。
然而，到了今天，文化产品丰富了，文化供给渠道增加了。想听歌可以去看演唱会，想看相声戏剧有各地的大小剧场开心麻花德云社。互联网的存在，更是让优质幽默作品的影响力呈几何级数扩张——《吐槽大会》的网络播放量动辄以亿计。
春晚这个舞台，无论是对观众而言，还是对演员而言，都已经没有以往那么稀罕了。
（二）
藏在时代变化这一表象之后的，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群分化，或者说阶层分化。而这又带来了审美观、价值观的多元化。
成功的文艺作品需要引起受众的共情，在“全国一盘棋”的过往时代，这件个目标相对容易达成。赵丽蓉挥毫泼墨写下“货真价实”，是因为全国人民都在感受着“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的眼花缭乱；赵本山和宋丹丹的乡土气息不用多说，哪怕是看似在讲演员故事的《主角与配角》，也在暗讽着生活中的身份差异和“主角主义”——外表高远，但内核贴近。
那些年的语言类节目，讲的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事情”。
然而，看看今天的小品。贾玲的《真假老师》，父母海外工作，留守儿童雇人冒充家长（且不说这个节目对于当年赵本山高秀敏小品《送水工》的仿照），这种问题在一二线城市可能出现，在中小城市中却很难引起普遍共情。而《同喜同乐》这种“万国来朝”的小品（不提其中可能存在的种族歧视因素），只能让人看着觉得“挺好”“扬我国威”，然而潜意识里却总觉得“这是啥，跟我有啥关系？”
要想像原来那样，场场晚会都是经典，个个节目都是回忆，自然已经是不可能了。
（三）
好了，上面两条理由，已经是我竭尽所能为导演组找到的借口了，下面我再说点实话。
技术层面，虽然我不知道春晚的本子是如何产生，如何打磨。但最近几年的语言类节目情节之老套，桥段之笨拙，价值观之生硬，让老一辈的春晚忠实粉丝们也只能在电视机前保持略带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后春晚时代”，蔡明阿姨大概可以当之无愧地拿下“尬演之王”桂冠。回顾她最近几年的作品你可以发现，全靠“金句”“毒舌”堪堪凑够表演时间。不信你告诉我，《学车》这个小品，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到底都讲了些啥？
相声讲究“铺平垫稳”，“立人物”；剧作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架构、叙事。这是需要用心雕琢和设计的，不是光在网络上扒段子能凑出来的。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没有情境，只有段子，那也就别怪观众不买账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来之前，皇军都告诉我了！”这种看似普通的台词，从来不需要标榜自己是“金句”。单纯从文字上看，你甚至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笑点。但是当这些看似普通的台词与小品中陈佩斯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走向一结合，立刻就能产生让人捧腹的笑果。
而且尤为珍贵的是，直到今天，这种笑果依然经得起我们的反复咂摸。
（四）
按照官方媒体的表述“今年相声、小品题材广泛，涵盖了讽刺官僚主义、倡导社会公德，关心青少年成长、展现和谐社区，反映爱情、友情亲情等众多内容。”
说实话，尽管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如此全面，我还是更怀念赵丽蓉时代、陈佩斯朱时茂时代作品中所阐述的价值，那种真实、朴素，却又三观极正的价值。回头看看赵丽蓉饰演的每一个的老太太，不娇柔，不做作，不绑架子女不妄自菲薄，老有所得老有所乐，绝对提前进入了新时代。
至于今年的所谓“讽刺官僚主义”作品《提意见》，倒真的可以说得上是非常讽刺了——如果导演组还记得这几年的春晚已经基本不让大家吐槽和提意见这件事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