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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向国民党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亡。他先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等要职，与汪的汉奸集团各政要均打过交道，尤其与陈公博接触密切，被汪伪圈子公认是陈公博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李时雨获取了大量日伪核心机密战略情报，并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49年后李时雨曾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北京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99年12月28日于北京病逝。

汪精卫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9年8月下旬，当时我（李时雨，以下的“我”都是指李时雨）冒充国民党改组派，以汪伪国民党“六大”代表的身份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开幕，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会场看见了汪。

汪精卫说：“大家随便谈，不要拘束。”

我因为有搞情报的思想准备，就第一个起来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汪精卫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中华民国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国。”

我问：“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

汪精卫含含糊糊地说：“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我又问：“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表示：“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们是想吞并中国，但他们吃不下去。我们成立政府，满蒙现在看来是拿不回来，但我们要争取做工作。我们要把国民党丢失的要回来。蒋介石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们也要和他合作。我们和日本订了和平大纲，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国防共经济提携，中国真正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撤兵。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要有很多周折，我们要努力争取。”

我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这是指华北汉奸怕汪伪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串通华北日军不支持汪伪一派的活动）。”

汪说：“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他们（指华北汉奸集团与华北日军方）还不理解我们建立国内统一政府的意图，日本内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平运动。”

我说：“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

汪答：“没问题，我们要审时度势，要承认我们是失败者，日本已经站在我们头上。”

汪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一定会被中国文化同化。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

（我们插话：“今天的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了”。）

汪说：“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

汪说：“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把中国引向灭亡。”

我问：“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

汪说：“没法妄断。但日本要吞并东南亚，可能性很大，英美他们能走到什么情况，也说不定。”汪在谈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内容，说这些和平条约来之不易，对中国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争取的结果。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第二次见汪精卫是1940年春，内蒙德王同伪华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东城的外交大楼设宴招待汪。我凭“请柬”进门，被引到二层的客厅。宴会前汪精卫已先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位伪华北党部的工作人员。

汪说：“先向诸位通报一下这次来北平同‘华北临时政府’和‘内蒙临时政府’会谈的情况。华北、内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们能不能收到统一的政府里，还要我们做工作。我这次来是有成果的。我们是很痛快地要他们统一于我们还都建立的政府。现在他们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说华北日本人不同意。我们不要急躁，正好同时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诉他：日本人至今不让我们华北党部公开挂牌子。

汪说：“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

汪提到大后方各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骂他卖国时说：“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发挥了缓冲作用，有了我们，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

宴会开始，汪豪饮，酒量很大，频频举杯干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阔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拢。汪翻来覆去地是强调一个意思：他已经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诺，由他来统一建立中国的政府，他也绝不会亏待他们。把他们的职务、地位安排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东拉西扯，虚言应付。捧汪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革命领袖，是真正的救国领袖，对他的统一要求则不明确回答，推说要看华北日军态度。

事后，一个在朱琛手下干事的东北老乡告诉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是个很滑头的政客，摆他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弟子的资格，卖他国民党的膏药，野心不小可本钱太少，日本人绝不会把华北给他，他们绝不愿意统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长了。

第三次见汪精卫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时，我到南京任伪政府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一次在汪公馆开茶话会，汪让我坐到他身边，说：“在上海、北平见面后印象很好，现在党国搞和平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真正懂法律的年轻专业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帮陈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见汪精卫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事前没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没把他放在眼里，表面上也宣布参战，但从此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情绪一直低落，但还是紧密“配合”。汪伪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搞清乡运动。这时汪伪政权的影响范围只有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城外都是游击队的天下（有我党的，也有国民党的）。汪伪搞清乡，搞治安肃正，实际是妄图肃清力量、影响越来越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搜刮老百姓、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老百姓都把清乡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

第五次见汪是1944年5月间，陈公博让我和吕琪（司法处长）、日本人科长山本等四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时代表他去东京看望在东京住院的汪。我们经山本联系，先在外间见到陈璧君，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我们进入病房，向他鞠了个躬，“汪先生好”，他点点头。汪面色不怎么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样子，但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听汪身边的人说，也看到汪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汪伪圈子里的人都说汪有风流野性，但实际上风流不起来。因为陈璧君看得、管得非常严。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包围汪，除工作时间外整天和他说说笑笑，让他接触不到外边的女人。陈璧君对汪伪的什么事都干涉，她随时掌握汪的行踪，检查汪的警卫，因为汪曾遇刺，她是吓怕了。同时她也是在照顾的名义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说不出，只能听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两个。一是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不放，言必称国父，就是孙中山如何说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照孙中山的意见办的，对于没有政治信仰、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有一定诱惑力、欺骗性。二是反共，他对中共、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仇视。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给人一种对蒋留有合作余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