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早在发轫之初，就捉住了其带有娱乐功能的一面，这同世界电影的发展有着阶段性的同步。早期传入中国的影片当中，喜剧电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包括法国百代公司的齐卡、林戴闹剧片、启斯东的警察追逐片、卓别林喜剧等。
喜剧片以其轻松诙谐的剧情、引人发笑的表情与肢体动作、出人意料的情节设置，被广大的市民观众所接受。
其所表现的生活场景亦是观者所熟悉和生活的日常空间，喜剧电影以光影这样一种新颖、陌生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熟悉的生活空间，无疑让观者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再加上拍摄成本低廉，也使得喜剧片更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劳工之爱情》（1922）
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劳工之爱情》作为中国现存的最早影片，描绘了上海弄堂中克服困难终成眷属的小市民自由恋爱故事，它的成功有多层次的喜剧模式、深厚的中国伦理与城市文化氛围支撑。
《劳工之爱情》的喜剧首先来源于其夸张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导演非常强调单镜头的连续动作的内部表现力。
在镜头的大特写之下，老医生瞪大的老花眼的疑问状，水果贩卖力切西瓜的夸张动作，医生女儿吃到情人扔过来的水果时的羞涩微笑，都被放大出了更多意味。肢体动作在表现人物性格、交待情感关系、帮助叙事推进的基本作用之下，衍生出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为影片带来轻快而幽默的视觉感观。
片中的颇多细节设置都带有诙谐的市民风格。例如医生女儿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自己和水果贩眉目传情，遂将父亲的老花镜掷给水果贩。
导演使用特写镜头表现了水果贩带上眼镜后主观化的夸张变形的世界、以及晕头转向的表情，与老医生找不到眼镜的摸瞎形成对比。在生活化的伎俩里同时将观众置于全知视角，从而带来发笑体验。
而影片的高潮部分，水果贩为了让老医生医馆生意好起来而故意在楼梯设下机关，同样是设下一个观众与主角已知、剧中人未知的喜剧点。这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与空间位置设下的必然发生的喜剧情节，同卓别林喜剧有着非常大的相似之处。在电影语言的探索方面，导演也使用了相当多的手法来增强喜剧效果，除却上文提到过的特写镜头以外，水果贩思念情人的叠化手法、老医生治疗伤者的降格摄影，都让观众在发笑之余，惊叹于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反观同时期的无声喜剧，大都如《劳工之爱情》一般受到了国外喜剧电影的影响。在技术与影像叙事尚未发展成熟的早期中国电影里，简单夸张的肢体动作组合、摆脱声音限制就能使观众发笑的喜剧桥段成为了当时喜剧片的共同特点。
《劳工之爱情》的场景设置在上海，由于当时拍摄环境和条件限制，影片并未能全景式的展现上海的城市空间。场景构建也相对简单，布景单一。但是我们依旧能从这样单一而几乎平面化的场景设置当中窥见上海的城市文化空间。狭窄的弄堂是男女主人公构建爱情空间的基础空间，也是构建同为第三者矛盾冲突／主人公情感推动力量的基础空间-----水果摊旁的茶铺。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空间在弄堂两侧相对而建，狭窄的弄堂过道既构建了爱情的障碍，也营造了美妙而朦胧的情感距离。作为第三者的矛盾空间—茶铺在水果摊隔壁，构成了感情故事中最为常见的三角关系。导演给有限的空间承载上了更多的元素，同时在水果摊、医馆、茶馆三个场景的空间设置上都体现了浓厚的上海气息。弄堂这种最基本、生活化的市民场景空间，为叙事提供了亲切而真实的场所和可能性。场景设置小而不乱、简而不陋，尽量表现了上海所特有的，即便是在小与简陋中依然要追求生活质感的特性。影片的另外三个叙事空间分别是水果贩的家、俱乐部与俱乐部楼下---影片高潮发生地。后两者皆被做了简化处理，甚至有几分想象中的舞台空间的质感。
这一与当时场景设置和技术原因限制有关，一则因为当时的电影布景范式依然受到戏剧舞台布景的影响，一则在于为主人公的想象场景和「楼梯机关」提供一种虚拟中的真实可能性。
水果贩设想的打架场景原本就是虚幻想象，利用「楼梯机关」让人受伤就医也是难以实际执行的。但将这样的情节替换到一个相对虚拟或留白的舞台空间中，便是可以实现的了。
故事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的肯定，同时也符合当时社会价值观中的新思潮，属于当时的新剧类影片范式。但其本质上，依然是遵从中国传统儒教道德礼义守则的教化影片—「自由恋爱须得在父亲的同意之下方可进行」，「对女儿好是不够的，必须要让父亲的生意好起来」。其间透露着浓重的父长为先，孝道为重的理念。明星影片公司当时拍摄的一系列影片，都带有这样的教化意义。例如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同一时期的其他公司制片也都带有此类准则。比如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就在当时给中国政府的呈文中明确指出「冀为通俗教育之助···表彰吾国文化」。
《孤儿救祖记》（1928）
早期中国喜剧电影多数产生于上海，大多为市民通俗喜剧，张石川在1913年为亚细亚影片公司拍摄了近10部滑稽短片，使1913年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喜剧片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也于1919-1922年拍摄了大量的喜剧短片。这种植根于市民生活，通俗易懂，「唯兴趣是尚」，有些许庸俗无聊但又不低俗的影片，作为一种大众艺术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可。早期中国喜剧电影在结构和制作手法上都有其幼稚之处，但其贴近市民生活的态度却是尤为可嘉的。在一门艺术尚未建立起自己精致的讲述范式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下神坛，走入民间，或者说艺术原本就是源自民间，它需要人民的烟火气的滋养才能抹上搪瓷的釉色。而城市空间与文化，则是滋养这门艺术的现实空间。上海的城市文化造就了市民电影中的喜剧范式，观众们是这个城市空间中的群体，他们充塞着这类电影的表现空间，也分享着它的社会空间和观看空间，同时也是这个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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