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是幸运的，已经穿了22年军装。
16岁那年，还没走出校门就直接参军来到部队。如今，面临军改、面临转隶裁军、面临文职人员改转，我可能要脱下军装，实在有些不舍。
大家都说，不愿脱军装的原因大概有三种：一是缺少技术特长优势，对走向社会信心不足；二是服役时间长，把青春热血奉献给部队心有不舍；三是部队待遇会越来越好，想多在部队混几年。
我想说，想脱军装可能有一万种理由，可是不愿脱军装却只有一个原因：对这身军装深沉的爱！
1995年，新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一个戈壁滩上的边防中队。去新单位报到那天，我们早上凌晨4点多就出发了，可是直线距离300公里的路程，“东风”大卡还是行驶了14个小时。
路上中途休整全是在顺道的执勤点，计划是很周密，吃饭时间有30分钟，小休息解决个人问题只有10分钟时间。茫茫的戈壁滩上还没有路，汽车只能顺着流沙，崎岖盘旋的向着目的地开进。
大约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新兵班长动员说：“大家不要着急，还有7公里就到一中队了。”早已累蔫的我，突然兴奋起来，盼望已久的中队马上就要到了。目光从班长脸上掠过的一刹那，似乎看见班长的一丝坏笑。
班长接着说：“前面就是戈壁滩了，没有正式的路，可能有着颠簸，大家靠紧一点。”
谁能想到，这7公里竟然走了2个多小时！路上的颠簸无法形容，钻进来的细沙足足有两公分厚，我们全部成了“土人”。
这时，我才理解了班长那一丝毫无恶意的坏笑，明白了为什么分配时新训领导再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床单把背包裹起来，裹严实。
到达中队的第一站是中队部，中队有四个排，呈四角分布，排和排距离5至7公里不等。我被分在了二排，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按照四、一、三、二的顺序把我们送往二排时，车上只剩下班长和我们五个新兵。
班长其实是我兵之初的班长，对我很关心和照顾。我一直认为是他把我要到他们排里的，但我一直没有问过他。面对这份信任，我觉得唯一要做的，就是干好工作，不辜负这份信任，所有的语言表达都是多余和苍白的。
新训三个多月的生活，老兵们熟练和潜移默化地让我们，做好接受荒凉戈壁的心理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听到太多的口号和动员，也没有受到过多责备和训斥。
一级带一级，就是这样简单的办法：新兵跟着班长走，班长跟着排长走，排长跟着连长、指导员走，连长、指导员却又善于找新兵谈心。这样一个闭合回路，什么考学、提干、入党、学技术的动机和想法，都可以随时说出来。
1996年那会，支队没有礼堂。我们每次看电影都是借用3公里之外的一家棉纺厂的礼堂。
有一次看电影，快到晚上9点钟还没回营。班长提醒坐在我旁边一个感冒的战友按时吃药。战友四外找药却发现忘在营区没带出来。没想到这时，班长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把药和温水送到了战友手上。
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零下30多度，班长穿着棉衣棉裤大头鞋，来回飞奔了6公里送来了暖暖的感动。当天夜里战友躲在被窝里哭了，他说他的父母都没有班长对他好。
我记得有一天出操，我特意张望了一下真实的戈壁滩。
营区建筑除了8间简易的营房外，再没有其他建筑，也没有围墙。四周望去，戈壁滩除了太阳和明亮光线外，就剩下星星点点的石头和荒草，再往远处就是沙漠了。
不过，戈壁滩的天空很蓝，湛蓝湛蓝得很像油画。
这么荒凉的地方，却有这么炙热的人心，那一刻，我突然很感动。
因为执勤压力大，实际上，我们新兵下连几周后就单独上哨，这时有一些老兵们抽出时间来能够探亲了。
那个时候，都是相互谦让着让战友先探亲，张班长说李班长家有困难李班长先走，李班长说王班长第四年了王班长先走，大家好像比自己还清楚自己家的情况。
不过，那个时候车辆和路况还都不够好，从戈壁滩出去，再坐客车到乌鲁木齐，一般都到傍晚了，一般都赶不趟火车。指导员的老家在乌鲁木齐，所以他的老家就成了战友们免费中转的“驿站”。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外线电话。但是所有的战友，在接到探亲通知的时候都会收到指导员家的地址。
战友们说，指导员的父母为了尽好这份神圣的中转“驿站”职责，很少外出，特别是春节期间也不去走亲访友。
我1998年春节探亲的时候，切身感受了中转站的温暖。
指导员的老家很好找，在火车站坐公交7站路，就在公交站旁边的小区。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导员的亲戚家，指导员的父母为了大家方便，和亲戚家调换了住处。
虽然我一再说我吃过饭了，但叔叔阿姨还是迅速准备了可爱的饭菜。我清楚的记得那美味的“炒拉条子”我吃了两碗。他们让我在家里洗了澡，床上用品都是新铺上干干净净的。
叔叔阿姨的热情让人无法拒绝。第二天早上，我早起去买票的时候，叔叔阿姨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临行前，他们还交待我火车上注意安全，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
我探亲归队时间是大年初八，因为路程上需要三天四夜的时间，我提前六天，也就是大年初二出发。
有半天时间，我就是回去拜望指导员父母，我给他们带了一些老家的粗粮和香油，去拜望的时候故意避开了吃饭时间，回到连队也没有向指导员汇报此事。
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候，指导员专程来排里找到我，把叔叔阿姨给的粗粮和香油钱转交给了我。
在戈壁滩待了一年后，我被推荐参加了指挥部组织的卫生员培训。
在卫生队工作了一个多月，遇到了上来看病的战友。战友手术后第三天，就要求出院回连队，他说现在是执勤任务最重的时候，少一个人，大家就多一分负担。我再也不淡定了，再次向后勤处提交了归队申请。
后来归队执勤任务减轻时，我又申请兼任了通信员。
那时的干部洗衣吃饭都是自己动手，通信员主要负责取送报纸和信件，编制一直空着。
按照规定，我两个星期外出一次，把大家两个星期前的信件送出去，在送菜时再把收到的信件发给大家。
因为交通不便，有自行车没有路，我当通信员后，每周步行到邮局一次，当天再去各排一次，送信分发报纸加巡诊。
这一天下来，步行路程达40公里。有时候忙活一天挺累的，但心里却特别有成就感。
后来，我考取了军校，军校毕业后，很多人都不理解，我毅然申请回到了戈壁滩。
我在机关当了几年干事后，再一次申请去戈壁滩。时间飞逝，戈壁滩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树多了些，绿色也多了些；营房条件也越来越好，通自来水、自己种菜了，电视电脑用起来都很方便。可是，内心里总感觉空闹闹的。
这么多年来，部队经过编制调整，待遇和人员流动也好了一些，可是，真的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
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超强的。20多年了，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戈壁滩了。这种离不开，与艰苦的条件无关，与内心苦楚无关；这种离不开，是对这身军装的爱，也是对这身军装赋予责任的坚守。
这种坚守，这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默默奉献，让边防、艰苦和基层官兵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只知道做好自己的事，却不会提什么过分要求。
面对军改，面对转隶，面对裁员和转改文职，在无数道选择题到来时，这个时候，我们能否听到戈壁滩、听到边海防、听到一线基层、听到深山老林里那些普通一兵的声音了？
如果说少了点什么？真的是少了聆听基层的声音。
现在，我的班长、我的战友基本都已经走光了。
也许下一步轮到我了，可是，我真的舍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