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 | 日军的“扣号作战”计划与华北的敌后战场

众所周知，1944年的“一号作战”（又称“大陆打通作战”，我国称“豫湘桂战役”）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也是近代日本陆军自建军以来参与的最大规模战役。此次作战，空间跨度约为2400公里，覆盖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日军共动用了约51万兵力，持续交战了8个月之久。其中，战役的前半期被日方称作“扣号作战”（又称“京汉作战”，1944年4—5月），后半期则是“拓号作战”（又称“湘桂作战”，1944年5—12月），而我国则分别将其称为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此次战役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界的臼井胜美等代表性学者就曾出版《日中战争》等书籍，对“一号作战”的基本情况及作战期间的部队装备、兵员补充、美军空袭等问题做了梳理与介绍。此后又得益于资料集《战史丛书》三个分卷《河南会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湖南会战》（朝云新闻社，1968年）、《广西会战》（朝云新闻社，1969年）的出版，相关研究开始呈现深化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大量史料档案与日军文件的公开，对“一号作战”的考察又进一步快速发展。包括波多野澄雄、山本昌弘、笠原十九司、芳井研一、岩谷将、谷拓弥等人在内的大批研究者都曾对此一时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决策、作战行动、情报系统进行过细致的检讨。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在最近20年迎来了迅猛发展。有学者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民众动员等情况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也有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正面战场，考察了国民政府的指挥系统、情报机制、判断决策、应对策略在此次战役中存在的不足与犯下的错误；还有的学者分析了该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其作战行动、政治工作、宣传战术及敌后战场的影响做了一定程度的考察；有的论文还曾另辟蹊径，着力分析了当时新四军基于中共中央“绾毂中原”指示开展的积极活动。此外，我国台湾学界亦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有的学者则从情报的收集与研判等角度进行了研讨，同时亦有大量当事人的日记、记录出版。可以说，正是因为史料的相继公开与学术工作者的反复努力，目前关于“一号作战”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水准。

然而，以往的专题研究仍有不充分之处，尤其是存在“单向”叙事、缺乏印证的问题。长期以来，因为过于侧重分析正面战场两军的交战，往往容易忽视当时敌后战场的联动情况；虽然看到了日军在前方的恣意突进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但是未对同一时期日军在后方的狼狈与共产党军队的跃进展开更为详细的研究。因此，本文参考日方解密的原始文献档案，考察“一号作战”期间日军实施的“扣号作战”计划以及日方如何因应中方敌后抗战的问题，以就教于先学。

一、 “扣号作战”的立案与华北日军的策略

为了考察日军对敌后抗战的观察与因应，首先要弄清楚日军的作战计划与相关策略；而若要分析其计划与策略，就有必要先明确其作战的动机与过程。

事实上，早在“一号作战”的一年前，即1943年夏季，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就已经开始研究类似的方案，而位于南京负责统辖整个侵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亦在同年8月的《1943年度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指导大纲》中做出了翌年2月后要打通平汉线的计划。然而，因为当时太平洋方面战局吃紧，筹措兵力实属不易，此案一直处于待定状态。

1943年11月25日，发生了足以震动日军高层的大事件。当天，从江西遂川起飞的15架驻华美军战机（包括9架B-25、6架P-38）对日据台湾的新竹地区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这是开战以来首次从中国大陆方面对日本“本土”实施的轰炸。这不仅意味着其后方的工业地带已然暴露在炮火之下，更戳穿了日本军部欺骗民众“本土绝不会遭袭”的谎言。再加上得知驻华美军实力为战斗机约160架、轰炸机约70架，其中桂柳地区部署战斗机约100架、轰炸机约20架，日本陆军中央顿感紧张不已，认为若再出现航程半径更大的B-29轰炸机，那么不仅是江西，中国的西南地区亦将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航空基地。正是在这一刺激下，“一号作战”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既往研究指出，日方当时负责主导立案的高官是两人，即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真田穣一郎以及该部下属的第二课（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但从日军文件记载的情况来看，“扣号作战”部分应是由前者来完成的。其具体情况是：遭到空袭三天后的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天野正一奉命返回东京领受军令，当时真田代表陆军中央向其传达了发动“打通作战”的意图并结合地图展示了自己考虑的方案，要求尽快研究具体计划以打通粤汉、湘桂（拓号）及平汉线南部（扣号），同时阻止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天野于12月3日返回南京后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汇报了此一指示。7日，该军司令官畑俊六便拿出了首套方案《大陆纵贯铁道作战指导大纲案》，其主体思路如下：（1）将按如下顺序推进战役：拓号第一期作战→扣号作战→拓号第二、三期作战；（2）扣号作战将于1944年7月初发动，持续时间约一个半月，将动用华北方面军4个师团兵力从新乡渡过黄河发动进攻，击败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主力并打通平汉线。真田在收到该方案后并不是特别满意，认为启动作战的时间“甚晚”，提出了是否能提前至三、四月份的要求。进而，又在同月下旬指令服部主持进行了“虎号兵棋推演”，对未来的作战资材、作战准备、部队调动、中国军队动向等做了详细的模拟研究，最终得出了“拓号作战可予提前”的结论。于是，“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于1944年1月4日再次修改了计划，形成了《一号作战计划大纲案》。该方案与此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前了“扣号作战”的时间，将其放在了“拓号作战”之前，同时进一步为战役追增了兵力。其具体构想是：“命令华北方面军下辖的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七、一一○师团与第三装甲师团为基干）于4月下旬从黄河河畔发动攻势……（完成任务后）安排两个师团的兵力确保新占领区。”此份计划在提交后最终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央的批准。于是，“一号作战”的正式命令便于1月24日下达了。即《大陆命第九二一号》规定：务必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空军主要基地；“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须攻占粤汉、湘桂及平汉线南部沿线要域；南方军应予协助。同时在一并下发的《大陆指第一八一零号》《一号作战要纲》等文件中强调：“中国派遣军应于晚春从华北、夏季从武汉及广州启动攻势……尤在4月前后派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扣号作战。”此外，为了隐匿企图，还特意要求将事前的准备行动命名为“五号演习”，进而又在2月1日颁布了《一号作战企图隐匿要领》，要求各部队佯装成开赴太平洋战场的样子。

可以认为，此次战役虽肇始于新竹空袭，但其作战目的却并非仅限于打通平汉、粤汉、湘桂三线并进攻航空基地。在当时意大利投降、纳粹德国战局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日军亦期盼通过此战来提振士气、打击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意志、利用南北铁路运输战略物资并强化部队的机动力，从而实现以小规模兵力维系其在华战线的企图。

那么，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接到陆军中央与“中国派遣军”下达的作战命令之后，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当时华北日军的基本情况做一考察。当时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北平，主要控制着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河北地区，下辖4个军，其中“驻蒙军”占据察绥两省，“第一军”占据山西，“第十二军”占据山东，方面军的直辖部队盘踞在河北。这些部队在百团大战以后为了防备八路军及地方游击队的再次袭击，采取了高度分散的配置，将所有兵力广泛散布在重要的都市、县城、资源产地与交通线，所以当时呈现出“点线”构成的网状布局，根本无法做到“面”占领。在长期与八路军、游击队交战的过程中他们早已意识到：“我军仅占有点线而已，同时民心背离，故（在华北）有如沧海一粟。”再加上频繁的部队调动、新建兵团的素质低下，越来越难以应对敌后抗战力量的扩大与发展。尤其进入1943年之后，日军更是发现“共产党已度过了艰苦时期，逐渐恢复了过来……甚至能够（发动群众）对地形进行改造，连本地人有时也可能迷路。而且村与村、乡与乡之间还修建了地道，不现身于地面亦能实现向邻村的转移，太行等山区亦在山间挖了隧道”。无奈之下，日军只好更多地动员伪军参与防卫、收集情报，以图为自身“减负”。但伪军的情况却是“军纪废弛、贪污军饷，毫无斗志可言”，“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之事甚多，导致民心离反而无法获得正确的情报”。偶尔还会有伪军士兵秘密呼应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并协助游击队藏匿武器、掩护其撤离的事情发生。此种情况反过来又成了日军的新负担。尤其在情报方面，其指挥官曾多次被激怒：“接到敌情的报告后出动主力发起进攻却无法找到敌军，小规模部队接到并无敌情的消息后外出反而会遭到伏击，情报人员究竟干什么吃的！”所以，当时华北日军出动扫荡时，“最为担心的事情莫过于敌方部队是否果真存在于作战区域之内”，颇显滑稽。

时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大城户三治，曾对中国共产党做出如下评价：“中国的东部要地已纳入我军掌中，重庆的军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南的腹地与山区，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相反，共产党军队却利用日军抽调缩减之机，在华北、华中的丰饶地区构筑起了坚固的地盘，获得了稳定的地位……他们已经克服了长期以来的逆境与困难，踏破了苦难之途，仅从此点来看，其坚强的意志与奸智终究是常人不可企及。在研究共产党军队时，切不可无视其传统与特殊性，尤其是其基层部队每一个人皆为优秀战士的事实。”

在形势已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日本华北方面军接到了“扣号作战”命令。2月下旬以后，其司令官冈村宁次、参谋长大城户三治召集下属军官开过两次兵团长会议，通过兵棋推演的方式确认了在正面战场平汉线河南方面的作战计划：（1）位于山东的第十二军担当主攻，在中牟附近突破国民党阵地后推进至郾城附近，调部分兵力进攻信阳以配合华中日军打通陆路联系；（2）同时，派主力调转方向朝洛阳前进，负责进攻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部队主力；（3）位于山西的第一军担当助攻，从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后牵制中方的增援部队并切断陇海线。而身后的华北战场，则由于“要尽可能地集结大规模兵力进攻正面，不得不让现有占领区的防守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

从日方当时的《进攻兵力与后方兵力对比表》来看，华北方面军总兵力137个大队中，参加“扣号作战”的进攻兵力为67个大队，留守华北的后方兵力为70个大队。这意味着本来就疲于应对敌后困局的华北日军一口气抽调出了约半数兵力转向正面战场。所以问题的蹊跷之处便在于：他们为何非要从后方抽走这么多部队呢？或许其司令部留下的记录能做出解答：“在我军中，无论是谁都喜欢积极的进攻作战而不愿参与无趣的治安防卫，这也是武士的本质所在，既然作战大纲要求我们动手，那么方面军的态度就必然是‘倾尽全力’。”换言之，当时华北日军不仅已无力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更对敌后棘手的作战模式感到厌倦和疲惫，所以才会按耐不住冲动，积极派遣大量部队前去进攻正面战场，以满足其“武士”的虚荣。

当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是完全对其后方撒手不管的。为求保险，他们当时除了为正面作战进行黄河铁桥的修复、储备资材、集结部队等工作外，亦曾在后方实施过如下几方面的准备：（1）对山东地区做战线收缩整理。由于抽走的部队主要是担当主攻的第十二军（包括司令部与4/5的作战部队），山东方面出现了兵力极为薄弱的现象，仅留下第五十九师团负责全省的防卫，所以一方面将该师团纳入方面军直辖之下，另一方面放弃了武定、利津等黄河下游的县城，向南面的青城、博兴地区收缩战线；（2）新编一批部队用以接防。即，新组建7个独立步兵旅团来填充防守的真空，包括独立步兵第一、二、三、四、九、十、十四旅团，分别部署在兖州、正定、汾阳、济南（后调新乡）、新乡、阳泉、潞安等重点地区，并叮嘱其对驻地与铁路进行严防；（3）特别注意保密。要求各日军部队在转移、集结、换防的过程中严格隐匿企图，只让最小限度的部队逐次逐批地移动并完成任务交接，尽量不让中方有所察觉；（4）加大伪军的动员力度。对伪军士兵，大肆鼓吹“日中两国人要同生共死”，反复告诫其“皇军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对伪政权尤其是汪伪政权在华北的办事机构则多次提出要求，勒令其必须为了保护后方而做出“努力”。这些内容，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日军当时也拿不出办法来从根本上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所以在“扣号作战”打响之后，其破绽必然会接二连三地显现，而日方能做的，唯有查漏补缺、匆忙应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