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今年10月19日是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Jacqueline du Pré, 1945-1987）逝世30周年。16岁登台，28岁罹患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42岁离开人世，她的人生像烟花一样绚烂和短暂。去年底到今年初，若干部以杜普雷为主角的纪录片在互联网上公开；她生命最后几年的挚友之一、大提琴家Moray Welsh在今年2月举办纪念杜普雷专场音乐会，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募捐。这些事件让听众的注意力再次回归于这位百年难遇的演奏天才。
20世纪60、70年代，杜普雷在英国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可能和甲壳虫之于流行音乐界差不多。媒体为她冠以“英格兰历史上为全世界贡献的最伟大艺术家之一”等称号，把她捧到国宝的级别。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茨哈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的夫人托比•帕尔曼曾经评价杜普雷的表演“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体验。那些没有听过她现场演奏的观众，我替他们感到遗憾”。
英国人的态度似乎很明确：既然杜普雷是国宝，英格兰人就有宣传她、保护她的义务。30年来，音乐界从不缺少崇拜、致敬、赞扬杜普雷的影视和文字作品，然而尽管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杜普雷的信息，这些信息的重合度却非常高，若非一边倒的赞美之词，也是对杜普雷偶尔所受非议的否认。
一位伟大的大提琴家的人生，仅仅在其身后的纪念作品中存在两个维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30年来，杜普雷的形象被一再地神化，渐渐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真实性。只有当我们得到更多角度、更多层面的关于杜普雷生前讯息之日，才是她从神一样的符号回归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之时。
前半生：1961-1972
杜普雷是一位音乐神童。她第一次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就被这浑厚的音色所吸引，爱好音乐、平时经常弹钢琴的母亲适时地给杜普雷买了一把大提琴，这件乐器比当时的杜普雷体格还要更硕大。一般家长可能不会选择让孩子学大提琴，因为它实在太不方便孩子携带了；就是那一瞬间的巧合，让这位未来的音乐天才和她赖以成名的乐器联系在一起。
大提琴家William Pleeth是杜普雷的老师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他将杜普雷从一个天才少女提升为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原本Pleeth给杜普雷上私课，后来由于当时Pleeth在伦敦著名的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 Drama任教，杜普雷随后也就进入了这所学校的学前低年级课程项目。这所学校培养了众多音乐和演艺界名人，比如长笛演奏家James Galway，电影观众熟知的Orlando Bloom, Daniel Craig, Ewan McGregor, David Thewlis和Lily James，都是杜普雷的校友。
Pleeth被杜普雷尊称为大提琴方面的父亲（”cello daddy”），自从跟随Pleeth学琴以后，她的演奏风格越来越凸显出模仿Pleeth的痕迹。两个人经常在上课时间进行合奏，从现存的上课录像可以看出，杜普雷外放的肢体动作甚至演奏时的表情都几乎照搬自Pleeth。
Pleeth形容他第一次见到杜普雷就看出她是一个有潜能的孩子，逐渐地，她的才华“像花朵一样慢慢绽开，演变成无止境的能力”。他周四下午给杜普雷布置两部新作品，其中一部是埃尔加协奏曲，周五杜普雷在家练琴，周六早上10点回琴，杜普雷说“我没怎么练”，然后把两部作品中的一首半背谱演奏下来，几乎没有瑕疵。她总共跟随Pleeth学了7年琴，直到1961年，16岁的杜普雷在伦敦首次登台演出，正式开启她短暂而辉煌的12年职业生涯。
杜普雷的手指力量非常大，很善于将手指的力量准确地汇聚在琴弦上。演奏弦乐器的基本姿势是，按弦时的手指应当保持一定的弯曲度，但是在高音区域为了加大按弦的力量，手指会不自觉地过度发力，造成手指僵直，僵直的手指会妨碍揉弦（vibrato）的灵活性，导致演奏出来的声音死板呆滞。杜普雷的左手技术之娴熟，让她即便演奏高音时不得不僵直手指发力按弦，左手也可以灵活到做出幅度很大、速度很快的揉弦动作。
杜普雷的右手握弓也很有技巧。抓弓时手指有足够的弯曲度，这种手形让她在运弓发力过程中，弓毛加力压迫琴弦的瞬间具备一定程度的缓冲，使声音听上去更柔和地变化。呈弯曲状的手指显然不比僵直的手指更容易发力，然而对于杜普雷来说，力量和缓冲的矛盾调和看似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即便在抓弓时手指的弯曲度给足了缓冲空间，她照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对琴弦发力，演奏出极富震撼力的声音。为了方便控制右手，演奏者发力一般都有所保留，而杜普雷的琴声听上去像是发了十分力量，仍然控制自如。
杜普雷和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很相似：神童、音乐天才、没有完整接受学校体系的正规教育、为人处世缺少世俗礼教的约束、英年早逝。莫扎特是一位屎尿屁笑话爱好者，写过诸如“请快点舔我的屁眼”（Leck mich im Arsch g'schwindi, g'schwindi!）之类的歌曲、书信与友人娱乐，他不认为创作屎尿屁内容的歌曲并和友人合唱是“不道德”“不合适”的。这一点让很多喜爱莫扎特音乐的听众无法理解，一位创作出众多典雅艺术作品的大音乐家，日常爱好为何如此粗俗。也许在神童们的潜意识当中，任何形式的礼教都是对天才艺术感知力的束缚。
杜普雷14岁时从通识教育系统辍学，全职投入短期音乐教育课程。幼年的杜普雷时常流露出厌学的情绪，如果说这只是小孩子不懂事，那么她的母亲鼓励她多花时间在大提琴课上、禁止她去老师或同学家玩，似乎更显示出她思维上的某种偏见：她母亲觉得英国大众音乐教育水平对杜普雷来说太低，和“普通的学琴小孩”交流太浪费时间。也许正是这种偏见造就了杜普雷特长突出、其他方面缺乏塑造的状态：她在演出后台故意扮出丑陋的表情模仿大提琴家帕夫洛•卡萨尔斯（Pablo Casals, 1876-1973），像野马一样在草地上撒欢奔跑，总是面带微笑，她所说即所想，看似百无禁忌的处世哲学既被人艳羡也遭人诟病。
杜普雷和俄罗斯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
杜普雷少年辍学，很少与同龄孩子在一起，可能是导致她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比较安静的原因之一。杜普雷的母亲对她的关注和陪护程度远远超过另外两个孩子，杜普雷由母亲陪伴着上下学、母亲代替她与老师沟通，另两个孩子在幼年就开始自己独立上下学。然而拉琴时的杜普雷完全转变为外露直率的人设，音乐可以触发她的能量开关。托比•帕尔曼曾说，她推着轮椅上的杜普雷从医院里出来，不巧赶上了下雨，周围的人一边担心自己的衣服被打湿一边急忙找屋顶避雨，而杜普雷抬起头很开心地说“下雨了！”那种与众不同、发自内心的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和接纳“只有杜普雷的挚友才能够理解”。
人生观的简单直接也体现在杜普雷的演奏中。Pleeth教育学生每次练琴都要换一种演奏方式，不要完全按照乐谱的表情记号演奏。杜普雷将这种思想转变为自己的演奏哲学，她几乎完全不按乐谱上的表情记号演奏，更不会考虑观众喜好，主动在演出中讨好观众。她对音乐的理解是独特的，不同于乐谱和世俗主流，她对自己的音乐感受非常忠诚，这份忠诚让杜普雷的音乐成为与作曲家本意并存的另一种真实。她的演奏速度通常比较慢，获取了充分的时间，把音符演奏得更热烈更饱满。
杜普雷的这一演奏方式似乎和罗马尼亚指挥家塞尔久•切利毕达凯（Sergiu Celibidache, 1912-1996）有类似之处，后者的音乐理念是放慢速度，获得禅宗式的超越世俗经验的体验（”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杜普雷曾经分别与巴伦博伊姆、切利毕达凯两位指挥家合作过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对比聆听之后会发现，前者指挥的乐队速度正常，杜普雷独奏速度会拖得乐队整体节奏明显放慢；后者指挥的速度本来就偏慢，杜普雷独奏速度显得更慢，整体演奏时间比前者还要再长3分钟。
杜普雷拉琴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是滑指（glissando）。在她汗牛充栋的录音和视频资料中，滑指随处可见，这也是她演奏速度偏慢的原因之一，别的演奏家很干脆地完成的两个音符，到她手里要在中间加入滑音的过渡，过渡是需要花时间的。有不少观众质疑她滑指运用过多，极大程度曲解作品原有的意义，甚至听上去不那么具有美感。然而杜普雷我行我素，不管别人怎么说，终其一生捍卫滑指演奏的正当性。
我们现在仍能从当年曾和杜普雷合作过的音乐家口中，对她直率真诚的个性了解一二。小提琴、中提琴家平克哈斯•祖克曼（Pinchas Zuckerman）说每次排练之前，杜普雷都不关心要排什么曲子，大概都是前一天晚上给祖克曼打电话，问排练时间以及排练曲目，第二天早上直接上阵开排。她不需要时间去为了排练和演出做过多的准备，因为她的演奏天才已经帮她准备好了一切。
帕尔曼、巴伦博伊姆、杜普雷、梅塔、祖克曼（1969）
杜普雷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下一场音乐会在哪里，在她和钢琴家、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的众多合作演出中，往往都是巴伦博伊姆为他俩安排好一切演出日程。尽管两个人早就通过经纪人交流过多次，但是直到1966年圣诞前夜，两人才在傅聪的家里第一次见面，见面时并没有互道你好，而是双双演奏起了勃拉姆斯的作品。很快他们成为了古典音乐界的神仙眷侣，为了有时间相处而安排了大量共演机会。这段令所有人艳羡的音乐家罗曼史为古典音乐界产出了大量优质的演出和录音。他俩秀恩爱的方式非常高级，每一个去看他俩演出的人都被喂了狗粮。
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产生爱情的模式可能是非常独特的。两个人都是音乐神童，神童和神童之间的吸引可能更多地来自某种直觉。比如两个人初次见面，不需要世俗的语言，而是靠勃拉姆斯的音乐打通任督二脉，即能通过直觉判断对方也是神童，和自己是同一类人，立刻产生熟悉感、亲近感，进而激发托付一生的归属感。
不过用杜普雷自己的话来形容，走向婚姻的殿堂好像并不是那么漫长的过程。她回忆自己和巴伦博伊姆的结婚过程，只是说“和他到以色列一起演出，大家都很开心，正好在他的故乡，要和他结婚就要先皈依犹太教，于是就先皈依了犹太教，然后结了婚”。与其说迅速结婚令人吃惊，倒不如说是迅速皈依犹太教更令他的家人难以接受。杜普雷看似“草率”的皈依异教行为想必造成了她和家庭之间的隔阂。
杜普雷的个性似乎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她无比真诚坦率，享受音乐和生活；另一方面她年纪尚小就获得接二连三的关注和演出机会，被观众誉为“神童”，在舞台上赢得了无上的荣光，她内心深处可能产生了怀疑，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配得上大家的期待，并且这种怀疑很可能贯穿了她的一生。
很难说清这种心理状态来自哪里，来自她的自觉和自省，还是来自外部？天才们的才华往往超越了自己的意识，当听众们惊叹于杜普雷的才华时，她自己的意识也被吓了一跳，进而演变成深邃的不安、恐惧和压抑。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周围的人对她表现出的不仅是赞美，甚至还有嫉妒。嫉妒在她看来可能是自己的才华带给别人压力的表现，这样的人际关系让她感到些许自责，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善言辞，音乐是她唯一擅长的表达自己的方式，当一个人过分依赖于自己的某项能力时，他也许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危机感：如果有一天我丧失了这种能力，我该怎么办？越是“一招鲜”的绝顶天才，越会陷入对失去超能力之后生无可恋状态的恐惧。
杜普雷退役前发生的最离奇的事情，莫过于她在1971-72年和姐夫Kiffer Finzi的婚外情，这是杜普雷人生中首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逻辑断裂点。即便是对自己产生莫大的怀疑，问题真的严重到要靠婚外情解决吗？这个率真、热情、单纯、对世界毫无愤世嫉俗情绪的女孩儿，为什么会和婚外情联系在一起？她和巴伦博伊姆出了什么问题？和她那时候刚刚出现的多发性硬化症早期症状有关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疾病渐渐开始掠夺她拉琴的良好状态——这是她表达自我的唯一能力，把她推向更深层次的痛苦。巴伦博伊姆为她安排了所有的演出计划，这在以往的她看来再正常合理不过的事，现如今与她的压抑心理完全抵触，格格不入。硬化症早期症状总是毫无来由地来了又走，她说不清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不稳定，巴伦博伊姆总是从理性角度思考解决办法，未能成功地在情感上给杜普雷以抚慰。
她的姐夫被杜普雷传记作者Elizabeth Wilson称作“介于绅士和嬉皮士之间的男人”，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如簧的巧舌，也许给杜普雷展示了她从未在自己被家人和演出禁锢的过往人生中体味的多彩人生，二人的关系渐渐由好友变为情人。即便有这样的推理，也很难让人把这件事和杜普雷开心快乐的公众形象联系起来。然而，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默认了这是事实。杜普雷坦率的个性、从不撒谎的做人信条，令她很可能在姐姐面前毫不避讳自己和姐夫的关系，甚至和自己的亲密朋友，乃至巴伦博伊姆本人谈论过此事。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杜普雷人生中灰暗的一面，大家发自内心对这位国宝级艺术家百般保护，自然就对此事讳莫如深。
传记电影《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 1998）以杜普雷的姐姐Hilary的视角讲述了姐妹相伴的一生，影片中姐姐是一个为了迁就妹妹而不断突破底线的人，在妹妹出现抑郁症的时刻，以圣女的姿态主动将丈夫献给妹妹。妹妹一直在索取，她一直在给予。
目前针对此事的公开评论并不太多，杜普雷的好友John Williams面对媒体时说：“我愿意相信这是事实。我接受她和她姐夫上床的事实。这种八卦新闻没什么好隐藏的。我只是觉得不应该由她姐姐，这样一个疯癫的女人为我们讲述这个事实。”巴伦博伊姆看过影片之后说：“他们不能等我死了再说这件事吗？”Hilary的女儿主动站出来声称，不是杜普雷本人主动，也不是她的母亲Hilary主动，而是她的父亲习惯性出轨，在杜普雷精神状态脆弱之时主动勾引她。
没有哪一部作品比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更应成为杜普雷演艺生涯的首要注脚。她让这部作品重新焕发光彩，经过她充满感情的表演，观众重新认识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和莫扎特充满阳光温情效果的音乐不同，作为杜普雷一生的代表演出，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充满了悲凉和惆怅的情绪。
印度指挥家祖宾•梅塔（Zubin Mehta）形容杜普雷是一匹野马（wild mustang）。也许真的是她在前半生过于放纵自己的能量，导致后半生无可救药地陷入顽疾的禁锢，在无能为力的状态下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力缓缓流尽。
后半生：1973-1987
1971年杜普雷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多个部位开始失去知觉，尤其是手指。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又重回舞台。1973年2月，杜普雷原本计划和祖克曼、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和纽约爱乐乐团进行4场演出。第4场演出的当天早上，杜普雷的美国经纪人Harold Shaw在酒店和杜普雷、巴伦博伊姆见面。杜普雷突然说自己的手指失去了知觉，没法拉琴了，演出必须要取消。正当巴伦博伊姆完全摸不清状况时，Shaw想起自己的一位朋友得了多发性硬化症，症状和杜普雷非常相似，心里一阵紧张，立刻建议巴伦博伊姆带杜普雷去医院检查。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人体一部分神经细胞的轴突（axon）外包着一层白色脂质绝缘层，叫做髓鞘（myelin），白色的髓鞘是大脑皮层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信息在神经细胞上的准确传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发性硬化症的病理是髓鞘出现斑点状损坏，导致神经细胞无法正常传递信息，病因尚无定论，可能是遗传原因，也可能由感染性病原体引起，甚至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对神经细胞的攻击导致。
1973年10月，杜普雷确诊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据说杜普雷的姐姐和哥哥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杜普雷，多发性硬化症是“上帝对她离开天主教，皈依犹太教的惩罚”。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杜普雷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实属她的不幸。正如她所钟爱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首作品以其满溢的悲凉情绪著称，冥冥之中它的每个音符都像是杜普雷充满遗憾的演奏家生涯的总结。
1973年2月杜普雷独奏、祖宾•梅塔指挥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可能是已知的杜普雷最后一张现场录音CD。这张专辑目前已经难寻踪迹。这场音乐会在伦敦的节日音乐厅（Festival Hall, London）举办，这里恰好也是她17岁第一次登台演奏这部作品的地方。
杜普雷独奏，梅塔指挥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现场录音
手指失去知觉、连打开琴盒的力量都没有、发胖、无法站立、逐渐看不清楚、耳鸣、难以完成正常的逻辑思考、恐惧、狂躁、绝望、折磨，包括可能和病发有关系的抑郁症……所有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所必经的磨难，杜普雷都曾体会过。短短42年的生命，杜普雷人生的后半段处在无尽的黑暗中。她的主治医师Leonard Selby说，表面上她仍然经常开玩笑，但内心深处一定对事态如何发展感到很害怕。
后半生与轮椅为伴的杜普雷转而将精力放在教课上。杜普雷的指导都是简单直接的，比如“你应当在这里使用滑音”“右手要比左手先准备好”。她用很朴素的语言形容自己的演奏方式：“我演奏出来的就是我所感知到的，我能带给埃尔加协奏曲的就只是上弓、下弓而已”。普通大提琴爱好者苦练20多年的上弓、下弓，远远不及杜普雷演奏感染力的零头，这只能归因于音乐家的悟性。爱因斯坦质能方程、欧拉公式等等科学界的不少天才发明发现也都是外观上极简，同时深刻影响当时的学术界。天才思想的闪光注定是直接质朴的，苦练能帮演奏者解决大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天才演奏家发自内心的感受力是苦练所无法赶超的。
为了能近距离照顾身在伦敦的杜普雷，巴伦博伊姆1975年接下了巴黎交响乐团艺术总监的工作，一直到1989年，也就是杜普雷去世后2年离职。他是截至目前为止巴黎交响乐团任职时间最长的艺术总监。巴伦博伊姆负担了杜普雷全部的医疗护理费用。80年代期间巴伦博伊姆和俄罗斯钢琴家Elena Bashkirova在巴黎开始同居，生了两个孩子。杜普雷似乎对此都不知情，至少巴伦博伊姆是这样认为，他觉得英国的媒体在杜普雷生前很可能就已经知道了他和Bashkirova同居生子，但是为了保护杜普雷这位英国的国宝级音乐家，英国媒体选择了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纪录片导演Christopher Nupen在1970年拍摄过杜普雷、巴伦博伊姆和祖克曼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第五号钢琴三重奏“鬼魂”。拍完后Nupen因为一些技术问题礼貌性地对拍摄质量致歉，杜普雷看过影片后却说：“这段影片比演出本身的水准更高，因为你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包括音乐本身在内的一切”。
1982年，杜普雷已经瘫痪在了轮椅上，Nupen来到杜普雷的家和她共进晚餐。巴伦博伊姆从巴黎打来电话，在得知Nupen也在场的情况下，巴伦博伊姆对Nupen说，法国歌剧导演Jean-Pierre Ponnelle看了12年前这段三重奏影片，评价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把音乐转换到银幕上”的作品。这段评价本身并没让Nupen印象深刻，令他感动的是，直率、真诚的杜普雷听到这段评价之后，马上对Nupen说，你还记得吗，我当年就说过，这部影片比演出本身的水准更高。
1982年Nupen为杜普雷所做的最后的视频采访中，她自己直言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丧失了阅读能力。她的咬字非常费力，口齿不清。她很疲惫，每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休息片刻，就连脸上的笑容也是费了吃奶的力气才挤出来的。除了教课、看戏，她的生活局限在轮椅上、家里，以及护工推着她在家旁边的公园里散步。
即便在病魔的桎梏下生活多年，杜普雷率真的灵魂仍然闪烁着人性光彩。她很坦然地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得这种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困难；但同时又有这么多人帮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不觉得我是勇敢的。很多人情况比我严重，比我更能适应生活。”“我确保自己每天都很忙，这样就不会每天坐在这儿闷闷不乐了，我曾经也是个闷闷不乐的人。”“我更加感恩我生命中已经拥有的东西：友情对我来说更加珍贵了，不像我当年忙于全球巡演时那么转瞬即逝了。”“我怀念以前在台上表演的日子，不过我现在还能尝试演奏《动物狂欢节》《彼得与狼》，我已经很满足了。”
最有意思的是，杜普雷在采访中和Nupen开起了玩笑。Nupen评价杜普雷教课时的状态说：“现在的你对于音乐表达的清晰准确程度要求更高了（articulate）。”Articulate这个词既有“清晰准确性”的含义，也指人说话咬字清楚。杜普雷抓住这个词的后一个含义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没法亲自拉琴了，只能用嘴说了。”Nupen问她：“你现在还会回想你活跃在舞台上的那几年吗？”杜普雷马上调皮地答道：“一点也没有！当然有啦！”
杜普雷懂得用articulate这个词的一词多义开玩笑，可能并不完全来源于她固有的幽默感。自从她丧失行动能力之后，她的兴趣开始扩展到文字上，不仅花费大量时间去戏院看舞台剧，同时也开始读诗，眼睛看不清之后就请朋友为她读诗。她人生最后几年教过的学生Gérard Leclerc曾说，一次上课期间杜普雷对他的要求很高，他很生气地说“我已经很努力在按照你所说的进行尝试了（I’m trying as HARD as I can）”，杜普雷回答说“你为什么不尝试放松呢？（Why don’t you just try it EASY?）”
说话时她仍然闪现着笑意的眼神，让人觉得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强颜欢笑；然而到底是不是强颜欢笑，可能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杜普雷怎么可能不回想从前，她那么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评论过Nupen的电影。她是一个为舞台而生的人，在她的幼年时期，老师和母亲都不太愿意让她过早出道，害怕出道成功之后紧随而来的是对她才华的过度开掘，在她的长辈看来，过度开掘是神童的坟墓。杜普雷年轻时对于长辈的决定感到不开心；当病魔渐渐爬上她的身体，她仍然不放弃最后一丝气力，用琴声在台上发出生命的呐喊。友人劝她多注意休息，她总是说：上台演出是我唯一最想做的事情。
人的回忆就是如此，越是到人生的后期，越能够想起很多很久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的事情。当年的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梅塔一起演出《鳟鱼》，上台前几个人在后台一直在打闹嬉笑，毫无一般演奏家上台前的紧张，上台后立刻可以转成严肃模式，非常精准地演好作品，下台之后继续在后台嬉闹。也许只有天才的艺术家才能在台上和台下的状态之间如此自如迅速地切换。
她毫不避讳地和别人谈及自己的病情，甚至以此作为开玩笑的契机。她对Leclerc严肃地说：“你知道吗，我得了不治之症，这种病一旦得上了，就会让这个人丧失一切。”Leclerc想到杜普雷要提及自己的病症，心里非常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病叫做……”杜普雷说道这儿，脸色马上转怒为喜，“滑指发炎（glissanditis）！”意思是说她是一个很喜欢滑指（glissando）的演奏者。
病入膏肓之年的杜普雷也许仍然希望在大家面前表现积极开朗的一面。但她也会时不时盯着窗外，看着窗外走来走去的人问道，这些人身体健康，但看上去并不能对这个世界给予什么；我还有太多想要给予这个世界，为什么得病的会是我？医师Leonard Selby说她经常感到很受伤，因为她周围的人并不都像她那样坦诚、直接，她从不说谎，她以为整个世界都和她一样，因此而得到了不少教训，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直到生命的后期才感知到人生诸多潜规则，不能不说是作为天才的杜普雷的遗憾。正如小提琴家，与杜普雷、巴伦博伊姆同为神童的梅纽因（Yehudi Menuhin, 1916-1999）曾说过的，他在幼年能够感知到喜怒哀乐的情感，并将其运用于演奏中，这让他的演奏比同龄的少年演奏者更具备感染力；然而当时的他年纪太小，他看不懂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无法将他所感知到的情感与真实人类的言行举止联系起来。这一点让与梅纽因一样的诸多天才音乐家一方面能够用层次分明的音乐再现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体会到的各种情感，另一方面对每个普通人身上背负着的无比现实的丛林法则一无所知。
更不必说杜普雷小时候她的母亲为她忙前忙后，成年之后巴伦博伊姆为她安排所有行程，让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独立生活过。她所依赖的不仅是她的才华、她的大提琴，还有她身边的每一位家人和挚友。她总是说她离不开舞台，上台演奏是她生命激情之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她太依赖于观众对她的关注了。多发性硬化症剥夺了她所能依赖的所有。
杜普雷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除了她的贴身保姆和巴伦博伊姆之外，钢琴家Clifford Curzon，传记作家Elizabeth Wilson，好友Cynthia Friend，大提琴家Moray Welsh和Gérard Leclerc也经常陪伴她；她的恩师Pleeth也经常来看望她。她的姐姐和哥哥很少露面；她的父母则因为健康问题住进医院，反而是在母亲患上癌症即将不久于人世时，已经彻底失去行动能力的杜普雷才在保姆的协助下，赶到母亲所在的医院见了她最后一面。
关于杜普雷最后的日子的记录来自Leclerc。杜普雷死前2周，杜普雷给他上了最后一堂课，他和杜普雷通了最后一次电话，杜普雷在电话里告诉他去听博凯里尼（Luigi Boccherini, 1743-1805）的协奏曲，感受作品中春天的气息。杜普雷生命的最后2天，医生和护理人员开始安排朋友们见她最后一面；最后1天早上，巴伦博伊姆赶回家里，杜普雷见到他之后，眼睛里流露出可以安然赴死的神态；她死后埋葬在犹太人公墓，墓碑上标注着“巴伦博伊姆的妻子”。
杜普雷的后半生一直在服用类固醇类抗抑郁药物。临去世前几年她一直让身边的密友称呼她为Smiley，可能是因为药物起了作用。她希望自己仍然是那个随便拿起一件弦乐器就能拉得很好的音乐天才，假如没有病痛，还能利用闲暇时光在山坡土丘上像野孩子一样撒了欢儿地奔跑。患病之后的杜普雷曾经说过：“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年轻时就拥有了一切，我已经演奏过大提琴的所有作品，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William Pleeth, 挪威大提琴家Truls Mork, Hilary du Pré, Piers du Pré在杜普雷故居门前合影（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