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文化英雄们的精神快断了，所谓“国学”也危了

葛兆光：余音？绝响？我没有答案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孔雪

近几年，67岁的葛兆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不免感叹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他确实在2008年做过眼部手术。可读《余音》，仍不难读到他每天看书的场景。2013年底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就忍不住对着余英时送来的新书《论天人之际》，一口气看了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不知不觉窗外飞雪，再抬头已白茫茫一片。

《余音》中，晚清、民国一代学人在潮流变迁与思想动荡中，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他看到另一种颜色，“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对于学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葛兆光的观点并不乐观。余音绕梁，但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似乎要袅袅远去了。

《余音：学术史随笔选1992-2015》

作者：葛兆光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1977年，葛兆光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年他27岁。在此后的几番学术热潮中，葛兆光很快寻找到了学术方向，从80年代起，他研究佛教和道教，在90年代就写出了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并转向更广泛的思想史研究。

作为“文革”后第一代学者，葛兆光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环境有深刻的关联。经历过那场“革了文化的命”的浩劫，人们开始反思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要求重视文化史研究的呼声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80年代“文化热”由此兴起。它背后更深层的现实关怀，是那一代人对于政治、对于社会走向的深切关注——因公开谈论政治的空间有限，他们以传统文化来讨论现实政治。

《中国思想史》

作者：葛兆光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到了环境大变的90年代，学术史、思想史又成为学者谈论现实感受的另一条路。晚清、民国时期一批曾被政治遮蔽、忽略、被边缘化的学人被热衷讨论，王国维、陈寅恪等学问专精、思想矛盾、情感复杂的学者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葛兆光的读书笔记中，这些学人的身影和思想片段陆续出现了。葛兆光并不全然认同他们的思想，更让他有所触动的，是这些人内心的痛苦。比如他笔记中的顾颉刚，就在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时代“徘徊到纠结”。不止顾颉刚，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动荡时代，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在新旧经验、秩序和知识之间，在难舍往昔传统与承认开放之必需之间，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但正是在政局多变、刚启蒙又救亡的时代，学术与思想相互刺激，传统人文学术发生现代转型，一批后世无法复现的杰出学者结群出现。

上图：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下左：王国维，（1877－1927），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郭沫若称其为新史学的开山。

下右：吴宓，（1894－1978），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红学的开拓者之一。

半个多世纪后，当葛兆光踏入学界时，面前却犹如一片空地。他曾将自己那一代学人比作“天生石猴”，无法可依，也难循规蹈矩。幸运的是，他的老师是阴法鲁、金开诚那一代学者。尽管难逃内心的撕裂，但是，“他们不会像‘文革’年代把传统的都视为‘四旧’，也不像现在很多人对传统隔膜”，“他们都睁眼看过世界，骨子里对世界上的好价值都是接受的”，葛兆光感慨。

在他看来，这些老先生们像是从晚清民国延续下来的最后一代学人，虽也卷入时代洪流，但只要环境给他们自由空间，他们还会表现出学者的良心。相比之下，当代学者与古代传统、五四传统之间的撕裂，显然，“这不是搞搞诗词比赛、读读《弟子规》之类就能改变的”。

从1984年研究生毕业至今，葛兆光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课。他坦言，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价值多元化的冲击，青年人对政治、对社会的关心与共识不断被冲淡。大学教书人还要跟中国年轻人脑子里的被教科书规训的一些东西做“搏斗”。

“这是一个态度？”谈及当代青年人对社会现实的冷漠，有青年记者曾追问。

“这是一个价值，”葛兆光回应。大家都习惯了弯着腰，站起来会怎么样呢?

更多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陷落。2004年，学者赵园在政协会议上发出“救救人文学科”的呼吁。类似的呼声在那几年也登上《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对全球性的人文学科危机忧心忡忡。葛兆光套用《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一个蔑视人文学科的幽灵，似乎已经在全世界徘徊”。

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后，重视实用价值的商业化社会逐渐形成，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对人文研究也多有限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已有人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年，人文学者们还能洪亮而有力地追问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而近些年，葛兆光面对着更具体的人文学科的失落，只能越发感到无力。

“学术界已经没有共识了”，他在文章中直接而怅然地批判市场、体制、政治、媒体等对于学界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前有句话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是中国之大，根本就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

尽管如此，他仍在自己不平静的书桌之上撰文讨论如何拯救人文学科，强调学者的自省和回归底线：人文学科要建立专业的知识基础，同时人文学者还需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介入公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话题。

这不仅是一种呼吁。2007年，葛兆光转至复旦大学并筹建复旦文史研究院，希望效仿民国时期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和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曾任教的清华研究院，在当代开拓“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方向。

与之同时，在互联网不断更新国内传媒方式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公共领域的发声一直未断。近些年，他参与讨论“中国”、“国学”、“传统文化”等在当代有争议性的概念，对社会政治的观点直接而有力，比如，“我绝不接受有人说‘文革’有可取之处”。

长居上海十年，京沪学界风气不同，少了北京学界的“侃”的习惯，葛兆光深感能深谈的朋友不多了，此时写下《余音》，“也是一种对过去的纪念吧”。

葛兆光所纪念的，是怎样一种过去?

是晚清民国时期大家成批出现、新旧碰撞的时代，还是上世纪80年代人文学者一呼百应、影响公众的曾经？又或是人文学者还在做当做之事，还能尽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的往昔?

有另一种理解，细腻地铺展在《余音》中。那是一个学人在激荡的转型时代，在各式各样思潮中，寻觅“道”之所在的过去。在那里，吴宓、陈寅恪那样的人于内心撕裂中，仍在追问人为何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脉”。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生存与否”并非玄谈，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原来社会价值系统的解体引发意义危机，导致人们实实在在的困惑。就在此时，实用主义被引入中国，并逐渐失却哲学意味成为工具主义，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

合上《余音》，人们会恍惚，这种过去已有百年之久，但似乎并未过去？至少，当那代人寻道之余音散去，他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却延续至当代，衍生出这个时代学人内心的四分五裂。由此，不难理解葛兆光在书中对于陈寅恪书信、诗集格外细腻的琢磨。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所缠绕纠结的难解情结，因学人之理性难以在学术中宣泄，终于“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直教他联想到一个意象：“啼血”。

《陈寅恪集：书信集》

作者：陈寅恪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7月

“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

葛兆光实在不知道要怎么答。但他知道，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作为当代学者，更让他深受触动的是，无论是在陈寅恪的年代还是他所处的当代，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竟是一般乖蹇，两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因之有一种相似的、无计排遣的悲哀。

无解的问题不止一个。一次记者问出“这个世界会好吗?”，葛兆光又一次真诚地给不出答案。他只能以反思学术史后的痛苦追问，提出另一个问题作回应——“这个学界会好吗？”

很多年了，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反复出现，“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余音“回放”之前，序言最末一句，葛兆光如是写道。一位当代学人最真切的怅惘由此展开。

《余音》序

（摘录）

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这个选集。

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

一

从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

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20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6月14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马分道而驰，则宓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挽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

鲁迅《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二

这本集子里面写到的人物，除了少数之外，大多人的学术生涯，都经历20世纪上半叶，换句话说，好些人都可以称为“民国人物”。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评价，可能就要看这样几个大关节。

第一个大关节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公平地说，这个时代不仅在政治上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学术上也堪称从传统到现代的“轴心时期”。梁启超《新史学》之后，原来的四部之学变成文史哲三分天下，西洋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加上科举废除，新学堂、新知识、新式教科书，连同报纸杂志，逐渐把传统学问做了一个大改造，所以，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中国文学史改旧换新，中国古代史重新书写，整个儿学术变了一个模样。现在你再回看我们自己现在从事的所谓“学术”，可不仍然在这一巨变的延长线上？

第二个大关节是“新发现”和“新解释”。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库书楼记》、《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里面，曾三次提醒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什么？因为晚清民国恰恰是大发现的时代。甲骨卜辞、敦煌文献、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以及胡适指出的日本、韩国有关中国文献）等，恰恰在这个时代被发现，说是偶然却也是必然。

第三个大关节要提到的是“自由环境”与“时局刺激”。晚清民国的政治强人未尝没有王安石那种禁绝“异论相搅”的念头，但晚清正处乱世，民国政府不强，加上从帝国而共和，总需要顺应民主自由大势，因此，对学术的控制相对松一些，这给晚清民国的学术带来自由空间。比如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章太炎、梁启超影响犹在，胡适、顾颉刚正是当红，陈寅恪、傅斯年成为主流，柳诒徵、缪凤林也依然不弱，就连被胡适后来斥为“反动”的钱穆等人，也照样进了大学当教授。这个时代的学术，就有着传统时代所没有的内在紧张、丰富内涵和多元取向。

所以，不必搬前朝万神殿，也不必拿本朝功劳簿，我们只要看看1946 年顾颉刚写的《当代中国史学》就可以明白。千万不能有后来居上的盲目自大，那个时代机缘凑合，时势催人，确实促成了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拓展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扩张，更成就了一批至今还值得纪念的大学者。

《当代中国史学》

作者：顾颉刚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4月

三

有意思的是，这些值得纪念的学者，有好些现在被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在现在“国学”不仅得到官方首肯，而且被列入体制作为学科……这让我不得不讨论长久以来一直避免直接批评的所谓“国学”一词。

重提“国学”，大概要到中国不得不从“天下”（帝国）转型至“万国”（现代国家），而且还面临新的民族国家深刻危机的时候，那种严分“我者”与“他者”的界定，促使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借了日本国学（其实还应该注意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兴起的“国粹主义”）之名，催生了现在的“国学”这个概念。

有关中国历史观点的最大变化，是“空间放大”（从中央正统王朝到涵盖四裔之历史）、“时间缩短”（把三皇五帝的传说神话驱逐出去，让考古发现来重建历史）、“史料增多”（不仅诸多发现至今仍在继续，历史观念变化也使得更多边缘资料进入历史书写）和“问题复杂”（各种价值观念、分析立场和评价角度，取代了传统或正统的历史观念）。

从“国”这个字来说，现在所谓“国学”门径很窄，似乎并不包括汉族之外即以前陈寅恪所说的“异族之史，殊方之文”，如果说“国”就是汉族中国，是二十四史一以贯之下来的中原王朝，这当然还勉强好说（恐怕也难以涵括元朝与清朝），但是，如果你还想维护满蒙回藏汉苗的“五族（或六族）共和”的“中国”，这个习惯于追溯三皇五帝、捍卫周孔程朱之学、动辄要制礼作乐的“国学”，似乎就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从“学”这个字来看，现在国学提倡者的所谓学问，恰恰和前面我提到的现代学术四个变化冲突：按照传统文化认知，中国文化总是在儒家文化范围或正统王朝范围，这就与“空间放大”不合；按照传统历史观念，中国历史得上溯三皇五帝，至少也得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是这就和“时间缩短”不合；按照传统文献范围，那些敦煌文书、甲骨卜辞、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之类，大概并不是习惯使用的资料，更不消说域外文献、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显然和“史料增多”也不吻合；至于捍卫儒家、理学主流文化，最多勉强纳入佛教道教资源，在预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学术研究，也完全不符合“问题复杂”的取向。

现代国学热现象

四

时代已经变化，知识人已经从帝制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学问也从传统的经典文史知识，转型为现代学院的文史哲研究，但那种读书思考的传统，应当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总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重起炉灶。坦率地说，中国学界现在缺的是从容，不缺的是生猛，太少些“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沉潜，太多了“倚马立就”的急就章。其实，学术往往是马拉松或接力赛，不是百米短跑。

其实，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只有政治与制度创造了一个“放得下平静的书桌”的环境，这个环境，一方面让社会稍稍减少一些庸俗实用、唯利是图的风气，让人们延续那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文的传统，一方面允许学者拥有“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看得无比重要，也许，这个学界才能变好，现代的学术超越晚清民国时代才有可能。

2011年夏天。一次访谈中，面对记者提问，我突然想到梁漱溟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话曾被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艾恺用作书的标题，至今这个标题仍像“警世钟”一样震撼人心。因此，我也随口说了一句，“这个学界会好吗？”这句话被记者用在了访谈的结尾，成了我自己反思学术史之后的痛苦追问。说真的，好多年了，这个问题仍然在我心里反复出现，只要你关注学术史，就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重新追问这个问题。

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