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辛德勒最后的岁月｜每日读第81期（附上期赠书名单）

上海译文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6-06 20:41

正文

想做个每日精选一篇书摘的小栏目

从译文社的书中，摘一些有趣或无趣的内容

今天是第八十一篇

也欢迎看到您发来的个人建议

告诉我想读哪位作家的作品

- 81 -

“我们不会忘记当初在埃及经历的苦难，我们不会忘记哈曼这个奸人的诡计。我们不会忘记希特勒的大屠杀。所以，在这些不义者当中我们就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义士。我们要将奥斯卡·辛德勒铭记在心。”

文｜辛德勒犹太人

顺便公布下上周在文章《刚才和同事扒了一下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有人说：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下面留言，将获得新书——《最危险的厕所与最美丽的星空》和《神秘博士：死亡之城》——的十位幸运读者：IceMilk、ChrisleoloveChrislee、尧小木、杨开开、木目、404 Not Found、夏言少爷、🥐、Gargantua、无限透明的蓝。（每人随机获赠以上两本新书中的任意一本）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还请这十位读者发来您的真实姓名、地址、邮编、手机号。谢谢。

尾声

文｜托马斯·基尼利 译｜冯涛

摘自｜《辛德勒名单》

- 声明：如需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奥斯卡的光辉岁月已经落下帷幕。和平时期再也没有如战时那般令他意气风发。奥斯卡和埃米莉来到了慕尼黑。他们一度跟勒斯纳一家挤在一起，因为亨利跟他兄弟已经开始在慕尼黑的一家餐馆里演奏音乐，积累了一笔小小的财富。奥斯卡过去的一位囚犯专程前往勒斯纳家那个狭小拥挤的公寓探望他，不禁为他身上破旧的外套震惊不已。他在克拉科夫和摩拉维亚的财产自然早就被苏联军队充了公，他仅存的几样珠宝也都拿来换了食物和醇酒。

费根鲍姆一家来到慕尼黑的时候，见到了他的新情妇，是个犹太姑娘，一个远比布伦利茨糟糕的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多到奥斯卡租的房子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心情都挺复杂的，一方面对于他这点英雄气短的毛病忍不住还是纵容，可一想到埃米莉又不觉愧疚难安。

他仍旧是那个慷慨到卤莽的朋友，仍旧能神通广大地弄到旁人弄不到的稀缺物品。亨利·勒斯纳记得，他居然能在鸡肉极度短缺的慕尼黑找到一个供应鸡肉的货源。他满心依恋地跟他那些已经来到德国的犹太人家庭混在一起——勒斯纳一家、普费弗伯格一家、费根鲍姆一家还有斯特恩贝格一家。有些犬儒主义者日后可能会说，当时凡是跟集中营有些瓜葛的德国人都巴不得跟他们的犹太朋友保持密切关系呢，还不过像变色龙一样给自己披上一层保护色。可是奥斯卡对他的犹太人的依恋可决非这种本能的狡黠可以同日而语的。这些辛德勒犹太人已经成为他的兄弟姐妹。

跟他们一样，他也听到了格特去年二月被巴顿将军的美国兵抓获的消息，他当时正在巴特特尔茨的一家党卫军疗养院养病；被捕后就给关押到达豪；战争结束后移交新波兰政府受审。阿蒙事实上成为最先移交波兰受审的德国人犯之一。几位前犹太囚犯受邀作为证人参加公审，而自欺欺人的阿蒙竟然考虑请海伦·希尔施和奥斯卡·辛德勒做他的辩护证人。奥斯卡本人没有前往克拉科夫参加这次审判。参加审判的证人们发现格特已经被糖尿病折磨得骨瘦如柴，态度虽然恭顺，可仍然毫无懊悔之意地为自己辩解。所有处决和转移行动的命令都是由他的上司签发的，他声称，所以应该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不能算在他头上。至于那些指控司令官亲手犯下谋杀罪行的证人，阿蒙道，统统都是恶意地夸大其辞。是有几位囚犯因蓄意破坏而被处决，不过战争期间总会发生很多类似的蓄意破坏事件的。

米戴克·彭佩尔坐在特意被请来提供证词的证人席上时，旁边另一位普拉绍夫的毕业生盯着被告席上的阿蒙，低声跟他讲，“我现在看到那个人，还是忍不住直打哆嗦。”不过身为控方第一证人的彭佩尔本人却很从容镇定，一一细数阿蒙犯下的桩桩罪行。继他之后作证的其他证人，其中包括比贝尔施坦因医生和海伦·希尔施，也纷纷陈述了自己确定无疑的痛苦记忆。阿蒙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执行绞刑。距离他在维也纳因进行黑市交易的指控被党卫军逮捕，整整过去了两年时间。根据克拉科夫媒体的报道，阿蒙走上绞刑架的时候丝毫没有悔恨的表现，死前还敬了个国社党的举手礼。

奥斯卡则在慕尼黑亲自指认了利奥波德。利奥波德当时是被美国人扣押了，奥斯卡在一个前布伦利茨囚犯的陪同下前去指认战犯，据他说，奥斯卡质问对他表示抗议的利奥波德，“你是想让我来指认你呢，还是宁肯等楼下街上站着的那五十个愤怒的犹太人把你揪出来？”利奥波德同样被处以绞刑——不是因为他在布伦利茨的罪行，而是因为他早先在布兹津犯下的谋杀罪。

奥斯卡当时可能就已经起意，想去阿根廷做农场主，饲养海狸鼠。这是种大型的南美水生啮齿类动物，以其珍贵的毛皮著称。奥斯卡信心满满，自己觉得一九三九年把他带到克拉科夫的那种出色的商业直觉，如今正急切地催促他横越大西洋。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不过联合配给委员会这个国际性犹太人救济组织乐意向他伸出援手。奥斯卡在战争期间曾数次为这个组织提供犹太人真实情况的报告，他们知道他对救助犹太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九四九年，这个组织特意为他提供了一笔一万五千美元的补偿金，还交给他一份由联合配给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M·W·贝克尔曼签署的介绍信（致所有可能的“敬启者”）。信上说：

美国联合配给委员会已经彻底调查过辛德勒先生在战争和德军占领期间的所作所为……我们诚挚地希望，所有跟辛德勒先生有所接触的组织和个人都能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以报答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辛德勒先生最初在波兰嗣后又在苏台德地区，以开设纳粹劳役工厂的名义，雇用并保护了大量犹太男女，否则他们早就惨死于奥斯维辛和其他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了……有很多亲历者都纷纷向联合配给委员会作证，他们说，“辛德勒设在布伦利茨的集中营，是整个纳粹占领区内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杀害甚至被鞭打的地方，他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当作有尊严的人类兄弟来对待。”

现在，辛德勒先生即将开始他的新生活，让我们来帮助他吧，就如同他曾慷慨地帮过我们的兄弟一样。

奥斯卡动身前往阿根廷的时候，还带了六个辛德勒犹太人的家庭同行，其中很多人的旅费都是他出的。他跟埃米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农场里扎下根来，并肩奋斗了有将近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间没见过他的那些辛德勒犹太人都觉得很难想象他当个农场主会是什么样，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个循规蹈矩的本分人。有人说，埃玛丽娅和布伦利茨之所以能以其怪异的方式成功存活下来，全仗了斯特恩和班吉尔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话也不能说全没道理。可是远在阿根廷的奥斯卡，除了依仗妻子的良好判断力和乡村出身所有特有的勤勉刻苦以外，已经别无所靠了。

奥斯卡蓄养海狸鼠的那十年时机也不凑巧，因为正是在那几年内，大家认识到，人工饲养的海狸鼠的毛皮远没有诱捕的野生海狸鼠的品质高。有很多海狸鼠养殖企业都在此期间纷纷倒闭，撑到一九五七年，辛德勒夫妇苦心经营的农场也宣告破产。埃米莉和奥斯卡只能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郊区的圣文森特，连住房都是由当地的圣约之子会为他们提供的。奥斯卡一度曾试图找个销售代表的差事，不过不出一年，他就只身返回了德国。埃米莉却仍留在南美。

他住在法兰克福一间很小的公寓里，筹集资金想买下一家水泥厂，同时他向西德的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赔偿他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损失的财产的大部。他这番努力却收效甚微。有些辛德勒犹太人认为德国政府之所以不愿给予辛德勒应有的赔偿，是因为希特勒主义在政府的中级官员中非但阴魂不散，甚至还有回潮。不过平心而论，奥斯卡的申请之所以未果可能纯粹是因为技术原因，我们在财政部跟奥斯卡的往来信件中，看不出有什么官僚主义的蓄意推诿和拖延。

辛德勒的水泥厂是仰仗联合配给委员会提供的资金，以及在战后事业发展得不错的几位辛德勒犹太人的“贷款”才开张大吉的。可是这家水泥厂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到一九六一年，奥斯卡再度破产。他的厂子再次生不逢时，因为接连几个严寒的冬季，使得建筑业内的工厂纷纷倒闭；不过有些辛德勒的幸存者认为这家水泥厂之所以这么快倒闭，也是跟奥斯卡耐不住寂寞、不肯踏踏实实苦干的个性有很大关系的。

那年，以色列的辛德勒犹太人听说他陷入困境后，遂邀请他访问以色列，费用他们全包。他们在以色列的波兰语媒体上登了个广告，请求所有认识“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的前布伦利茨集中营居民都跟报纸取得联系。在特拉维夫，奥斯卡受到狂热的欢迎。他的幸存者于战后生育的下一代团团簇拥在他身边。他已经愈发发福了，五官的轮廓也重拙起来。可是每逢宴会和招待会，在原来就认识他的老相识眼里，他仍是那个永不服输的奥斯卡。尽管经历过两次破产的打击，可他的谈笑风生，他的机智幽默，他那种放肆、非凡的夏尔·布瓦耶式的魅力，他那千杯不醉的豪爽酒量仍一如往昔。

那年正逢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奥斯卡对以色列的访问也连带引起了国际媒体的一些兴趣。在艾希曼正式受审的前一天，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写了篇特写稿，专门比较艾希曼和辛德勒这两个人的生平事迹、所作所为，并引了一段辛德勒犹太人发表的呼吁大家都来帮他的宣言的序文：“我们不会忘记当初在埃及经历的苦难，我们不会忘记哈曼这个奸人的诡计。我们不会忘记希特勒的大屠杀。所以，在这些不义者当中我们就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义士。我们要将奥斯卡·辛德勒铭记在心。”

在大屠杀幸存者中间，有些人怎么也不相信竟然会有奥斯卡这样专为行善建立的劳役营，显然，有很多媒体的记者对此也持怀疑的态度。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怎么解释，”他问奥斯卡，“您竟然熟识克拉科夫地区所有的高级军官，而且还频繁地跟他们进行各种交易？”“在那个历史阶段，”奥斯卡幽默地答道，“我很难跟耶路撒冷的首席拉比来讨论犹太人的命运问题。”

大屠杀纪念馆的证词部在奥斯卡居留阿根廷的后期曾特意跟他接触，他遵照他们的请求提供了一份有关他在克拉科夫和布伦利茨两地主要活动的综述。现在，出于纪念馆自身的意愿，并在伊扎克·斯特恩、雅各布·斯特恩贝格和摩西·贝斯基（原来曾专为奥斯卡伪造官方证件的他，如今已经出落成一位备受尊敬、博学多识的大律师）在大力影响和推动下，大屠杀纪念馆的托管理事会开始正式考虑要授予奥斯卡一项官方的荣誉。理事会的主席是兰多法官，正是审判艾希曼的首席大法官。大屠杀纪念馆于是开始征集有关奥斯卡的证词，结果得到热烈响应。在雪片般寄来的证词中，只有有四份对他提出了指责。虽然这四位证人也都公开承认，若是没有奥斯卡他们根本活不到今天，不过他们仍然对奥斯卡在战争初期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批评。这四份贬损奥斯卡的证词中，有两份出自一对父子之手，也就是我们在此前称为C氏的父子俩。他们本来在克拉科夫经营搪瓷器具的买卖，可奥斯卡却把他的情妇英格丽德安插到他们店里做受托人。第三份证词则是C氏父子的秘书提供的，重复的无非是奥斯卡如何殴打老人、欺凌弱小的行径，内容跟一九四〇年斯特恩跟奥斯卡汇报的传言如出一辙。第四份指责奥斯卡的证词中宣称，他战前就在奥斯卡的搪瓷厂里拥有股份，那时候搪瓷厂还叫里考德，可是奥斯卡从来没给过他分红。

兰多法官和他的理事会肯定是考虑到，相对于其他辛德勒犹太人提供的证词，这四份贬损奥斯卡的证词显然不具备普遍性，尽可忽略不计。而且，既然这四个人都坦白承认了奥斯卡毕竟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据说就连理事会的诸位谦谦君子都忍不住要反问一句了，既然如他们所言，奥斯卡对他们犯下了如此这般的罪行，那他干吗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反过来拯救他们呢？

特拉维夫市政当局是第一个授予奥斯卡官方荣誉的机构。在他五十三岁生日那天，特拉维夫市政府邀请他亲自为树立在英雄公园内的一块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的铭文将他描述为布伦利茨集中营一千两百位囚犯的大救星，虽说这个描述远远低估了奥斯卡实际拯救的人数，可它明白地宣称，这个纪念碑是犹太人怀着无比的敬爱和感激树立起来的。十天之后，奥斯卡在耶路撒冷被正式授予“义士”的荣誉封号，这个头衔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根据古老的以色列部族文化传说，在大量异教徒中，以色列的上帝总会特意降下几位大义士，他们就是酵母，影响异教徒，帮助犹太人。奥斯卡还受邀在通往大屠杀纪念馆的正义大道上亲手栽下一棵角豆树。这棵专门有一块纪念铭牌用以标识的常青树，至今仍耸立在以其他义士的名义栽种的小树林中。其中有一棵专为纪念尤利乌斯·马德里瑞施，这位企业家为了他的犹太劳工从黑市中购买面包，竭尽全力保护他们，他的行为对于克卢普和法本这类党卫军宠爱的工业巨头来说简直匪夷所思。还有一棵常青树是为了纪念马德里瑞施工厂里的主管雷蒙德·蒂奇。在那片遍地都是石头的贫瘠土地上，这些纪念树极少能长大十英尺高。

德国的媒体也报道了奥斯卡在战争期间如何救助犹太人的事迹，以及大屠杀纪念馆如何表彰他的情况。这些报道对他当然都是揄扬有加的，可反而让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法兰克福的街道上走过时，总有人恶意地嘘他，还有人向他扔石头，有群工人大肆辱骂他，大声喊叫着说他早就该跟那帮犹太人一起被烧死。一九六三年，一个工厂的工人骂他是“亲吻犹太人的猪”，他激愤之下揍了那家伙一拳，那人就告他犯了侵犯人身罪。在德国司法机关的最基层单位——地方法庭上，法官把奥斯卡教训了一通，还命令他支付一笔人身伤害的赔偿金。“要是这还不能让他们满意的话，”他给纽约皇后区的亨利·勒斯纳写信道，“那我就只能把自己给宰了。”

他受到的这些羞辱，使他更加倚赖他的犹太幸存者。他们是他情感和财政两方面的唯一保障了。在他的余生当中，他每年都要跟他们一起度过几个月时间，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过过荣耀优裕的生活，在特拉维夫本·耶胡达大街上的一家罗马尼亚馆子里免费享用美酒佳肴，虽说有时候不得不服从孝顺儿子一样的摩西·贝斯基给他制定的限酒令：每晚的饮酒量不能超过三杯双份科涅克白兰地。不过最后，他终究还是得回到他灵魂的另一半常态当中：他那个失去了人权尊严的自我；他那个距离法兰克福火车站只几百米之遥的简陋逼仄的小公寓。那年波尔代克·普费弗伯格从洛杉矶给身在美国的其他辛德勒犹太人写信，呼吁所有的幸存者每年至少把自己一日的所得捐献给奥斯卡·辛德勒，他将奥斯卡的现状描述为“沮丧、孤独、幻灭”。

奥斯卡与辛德勒犹太人的团聚继续每年进行一次。他的生活也像季节转换般分裂为两段——半年是以色列的花蝴蝶，半年是法兰克福的菜青虫。他的钱仍是不够用。

特拉维夫的一个委员会——伊扎克·斯特恩、科布·斯特恩贝格和摩西·贝斯基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继续游说西德政府，要求他们为奥斯卡提供适当的养老金。他们提出此项要求的理由是奥斯卡在战争期间大无畏的英勇行为、他白白丧失的巨额财产，还有就是他如今已经非常虚弱的身体状况。不过，德国政府做出的第一次官方回应却是在一九六六年授予奥斯卡荣誉十字勋章，颁奖典礼由康拉德·阿登纳亲自主持。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财政部才“高兴地宣布”，自即日起，政府将每月支付奥斯卡两百马克的养老金。三个月后，领养老金的辛德勒从林堡主教的手中接过了圣西尔维斯特教皇骑士封号。

奥斯卡仍旧矢志不渝，全力跟联邦司法部合作，追捕潜逃的纳粹战犯。在这方面他似乎毫不留情。一九六七年他生日那天，他提供了一份涉及普拉绍夫集中营多名成员的秘密情报。从他那天递交的情报的一份抄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但有所知，全部坦诚相告，决不隐瞒，同时也表现出他是个是非分明、一丝不苟的证人，如果他对某一个党卫军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不知道，决不妄下断语。对于阿姆瑟，对于一个叫楚格斯贝尔格的党卫军和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性主管奥内佐格小姐，他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决不惮于公开把博施称为凶手和剥削者。他说一九四六年时，他有一次在慕尼黑火车站认出了博施，就径直走上前去质问他，在经过普拉绍夫的暴行之后他还能不能睡得着觉。奥斯卡还说，博施当时持的是东德的护照。有个叫莫温克尔的主管，曾是德国军备物资监管局派驻普拉绍夫的代表，就被奥斯卡严厉地谴责为：“聪明但无比残酷。”说起格特的保镖格林，他给大家讲了个故事，当时格林已经奉命要令处决普拉绍夫的囚犯拉穆斯，是奥斯卡用一瓶伏特加作为贿赂才救了他的命。（大屠杀纪念馆里收藏的很多囚犯的证词中都证实了这个故事是确有其事。）说起党卫军军士里兹切克，奥斯卡说他臭名昭著，可他本人对自己的罪行却毫无自觉。他也不能确定司法部给他看的照片是否真的就是里兹切克。在司法部向他咨询的嫌疑犯名单里，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奥斯卡毫无保留的嘉许，那就是胡特工程师，此人在他最后一次被捕时给过他无私的帮助。他说，就是那些犹太囚犯们对于胡特也有极高的评价，胡特受到他们极大的尊敬。

年过六秩以后，奥斯卡开始为“希伯来大学的德国朋友”组织工作。这份工作也是在那些辛德勒犹太人的竭力撺掇之下开始做的，他们想为奥斯卡的生活寻找个新的目标。他开始为在西德筹措基金奔忙。他过去善于诱骗和迷倒官员和商人的本领再次得以施展。他还大力促成了一个使德国和以色列的儿童得以进行互换教育的计划。

尽管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不稳定，他仍然像个年青人一样生活毫无节制，一样花天酒地。他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认识了一个叫安妮玛丽的德国女人，再度坠入爱河。她将成为他晚年情感生活的重要主题。

他的结发妻子埃米莉仍旧独自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圣文森特的小房子里，没有得到他一分钱的经济援助。在本书创作期间，她仍旧住在那里。她也仍旧像在布伦利茨的时候一样，是位沉静高贵的女性。德国电视台在一九七三拍摄过一部纪录片，采访到她的时候，她平静地说起奥斯卡和他的布伦利茨，说起她在布伦利茨的所作所为，语气中没有丝毫弃妇的酸楚和怨恨。她颇具洞察力地指出，奥斯卡不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没有成就什么惊人的业绩，他的黄金时代正在于战时。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幸运的，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这段短促的极端岁月只，他遇到了激发出他内在潜能的那一群人。

一九七二年，奥斯卡访问纽约的“希伯来大学的美国朋友”的日常行政办公室期间，由三位身为新泽西一家大建筑公司合伙人的辛德勒犹太人牵头，另有七十五位辛德勒囚犯共襄盛举，共酬得十二万美元的捐款，在希伯来大学的杜鲁门研究中心买下整整一层楼面，敬献给辛德勒。这层楼面将收藏一本珍贵的“生命之书”，详细记载奥斯卡营救犹太人的义举和一份获救者的完全名单。三位牵头人中有两位，默里·潘蒂瑞尔和伊萨克·莱文斯坦因，在奥斯卡把他们带到布伦利茨的时候才只有十六岁。而如今，奥斯卡的孩子们已经成为了他的衣食父母，成为他最可靠的援助者，成为他的荣誉之源。

他差不多已经病入膏肓了。曾在布伦利茨担任医生职务的几位老相识，比如亚历山大·比贝尔施坦因，对此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其中有一位曾这样提醒奥斯卡的几位密友，“照他身体的状况，这老头子还活着就是个奇迹了。他的心脏完全是出于固执才继续跳动下去的。”

一九七四年十月，奥斯卡在法兰克福他那个火车站旁边的狭小公寓里一病不起，于十月九日在医院中溘然长逝。他的死亡证明上说他死于晚期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生前他曾跟几位辛德勒犹太人表达过一个心愿，这一心愿已经在遗嘱上明确写明——将他安葬在耶路撒冷。不出两个礼拜，耶路撒冷圣方济各会的本堂神父正式同意，将奥斯卡·辛德勒先生，这位最不安于清规戒律的教会子民，安葬在耶路撒冷的拉丁墓园之中。

又一个月后，奥斯卡的遗体躺在铅制棺椁中，穿过耶路撒冷老城中拥挤的街道，来到那个天主教的墓园，这个墓园南向俯瞰的就是希诺姆山谷——在《新约》中被称为地狱。在媒体发表的送葬照片上，我们可以在辛德勒犹太人的洪流中认出伊扎克·斯特恩、摩西·贝斯基、海伦·希尔施、雅各布·斯特恩贝格和朱达·德雷斯纳的身影。

每一块陆地上，都有人为他哀悼服丧。

（完）

本文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