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玥
:就目前而言,“定制婴儿”还是科幻范畴,即便是技术层面有实现的可能,基因组知识储备的匮乏也会让人们在着手此类事情时望而却步。
与现实更为接轨的说法,应该是“健康修正婴儿”,这也是全球人类胚胎基因修改研究热潮的初衷。
我们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变异会导致疾病发生,例如带有BRAC1基因突变的女性个体会大大增加其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能在胚胎期,通过基因编辑进行BRAC1的“修正”,那就很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由遗传因素导致的乳腺癌患病问题,进而得到健康宝宝。
至于第二个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对错,问题根源是人类怎么使用,所谓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也是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认知反馈。如果说只是做疾病的修复应用,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支持还来不及。但修改的地方与疾病无关,自然会引来质疑。
往回看,法律和伦理的关注与相对技术发展是有滞后性的。计算机领域可见一斑,现代网络发展带来的种种安全隐患更是凸显了这个问题。比较微妙,或者说与以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不同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法律与伦理”部分相当热门,不仅与生物技术发展同步,甚至在热点问题上,伦理有所超越,这其中也许有人类自我认知保护和社会文明意识提升的原因。
无论怎样,这种现象都是积极的,并且不应该认为技术与法律伦理是“挣脱与束缚”的对立关系,而是一个教学相长、互相依存的关系,因为两者都在发展。不仅如此,就法律与伦理来说,其部分根源在于担心,担心源于无知和不公(失衡),如果基因编辑技术能为大众所熟识,普惠众生的过程中不分你我,想必能省却不少法律争端。
现在回头直面一下这个问题,目前或不远的将来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引起的
法律问题
包括技术本身及其衍生品的专利保护、基础研究红线制定、临床应用监管条例等;
伦理问题
可能主要集中在“非治疗目的的基因修饰”趁虚而入,不仅引起“人造人”、“我是谁”等极端敏感的问题,也会进一步加速社会不均衡发展。
总的说来,我们应该对技术发展持有宽容之态,毕竟基因编辑是根本解决部分病患问题的有力工具;其次我们也要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思想、法律架构和自我约束力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未来基因编辑技术会在合适的场合发挥它的最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