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门罗主义”与全球化纪元

所谓“国际法”本是 17 世纪以来 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之间 形成的行为规则。 对任何一个身属 欧洲之外 的政治体的智识人来说，产生如下问题都在所难免：何以欧洲国家之间的秩序规则会成为 全球性的国际 秩序原则。 对于 承负着 在两千年文明史中形成的“中华秩序”原则的中国学人来说，这个问题尤其无法挥之而去。

更让如今的中国学人无法挥之而去的问题是： 何以美国持有一套 特立独行 的“国际法”规则，既能“干涉全球事务” 又能 拒斥 域外政治体对美国事务的干涉？ 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问题的确让人困惑。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dt，1888-1985）

要搞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到早已经被学界遗忘了的“门罗主义”。 施米特 在 1950 年发表的《大地的法》如今已经成为研究 全球化过程 的经典著作，他在书中写道：

施米特从国际法史的角度对门罗主义的历史嬗变的剖析，迄今被学界视为无人出其右。 [ 2 ] 其实，《大地的法》中有关门罗主义的 基本论题 ，在二战之前已经成型，文本例证即施米特在 1939 年 4 月所作的题为“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的学术报告。两年后（ 1941 ），这篇学术报告以《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不仅如此，《大地的法》也不是施米特探究全球化进程的最后著作。 1963 年，施米特发表了《游击队理论》。我们从中不难看到，施米特在这里发展 甚至修改了 他对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观察，尤其是改变了对门罗主义的历史评价。 在笔者看来，施米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与美国在西半球的崛起相比，新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对形成正义的国际法秩序原则即 多元的大空间秩序原则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 门罗主义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按照施米特在 1939 年 4 月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描述 ， 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诞生于 16 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 均势原则 ， 即以 领土性 民族国家的 主权 为基础的大国制衡机制，其具体体现即 规范和约束 欧洲国际战争的法规。

16 世纪以降，因应西欧各王国的“地理大发现”及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扩张，欧洲大国之间还发展出一种所谓 amity lines ［友好线］原则 。这个原则的含义是， 在基督教欧洲范围内，国家间的战争属于国家间的 正常 交往方式，但在基督教欧洲之外的地区，西欧各王国则相互友好，利益分沾，不可相互打斗。

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 第一个阶段 ，是西欧各王国对欧洲以外新发现的地缘空间的 自由占有 ，形成各自的“利益划分区域”。 对欧洲以外的全球地缘空间中的政治体来说，这是 赤裸裸的 帝国式 强力扩张 ：最初是对尚未开发的不毛之地的政治占有，随后是凭靠武力对亚洲国家宣称有 自由通商 的法权。 “友好线”原则无异于划分了两个世界区域，而两个区域都有 国际性战争 ，但欧洲国际法在两个区域有不同的用法，即所 谓的“欧洲中心主义”。

维也纳会议

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长达 20 年的反法同盟战争结束时的 维也纳会议 （ 1814-1815 年）表明，欧洲的国际法仍然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性质。接下来， 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足以表明，“从形式上看，国际法 不再是 欧洲 - 基督教的国际法”，全球化进程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 第一 ，美国总统 门罗 （ 1758-1831 ）在 1823 年 12 月发表的宣言（史称“门罗主义”）“第一次冲击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第二 ， 1856 年，“土耳其被接纳进基督教的民族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秩序》，页 140 ）。

相比之下，美国的“门罗宣言”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英国允许土耳其加入欧洲共同体与英国在 1902 年与日本 结盟 让日本成为“第二个非欧洲帝国”，不过是增加了欧洲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让它们进入“友好线”有资格参与欧洲式大国扩张的 自由竞争 。与此不同，

“门罗主义” 的 原初要义 是三项宣称 ：欧洲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未来殖民的对象，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事务。这听起来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主权国家 独立自主 原则， 实际上，“门罗宣言”表明 新生的美国 在为自己划定排斥性的地缘空间 势力范围 。 因为，不准欧洲大国染指的不仅是美国本土，而且包括 整个美洲 ：只有美国有权干涉美洲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是美洲的家长。 [ 4 ]

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

尽管如此，宣布独立建国的美国的主人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虽然切断了与大英帝国的从属关系，仍然是基督教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因此，“门罗主义”让美国既从属于欧洲国际法体系，又打破了欧洲国际法的“欧洲中心主义”，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国际法原则：

如今美国的政治史学家也承认，“门罗宣言”使“ 美国 伪善地 行动 ，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亦在美洲大陆扩张，同时 却以高尚的话语描述其动机 ” 。

直到差不多 200 年后的 2013 年 11 月，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 门罗主义时代 已经终结，今天的美洲国家是平等伙伴，美国不再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鉴于美国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是否如此是另一回事情。从晚近的 委瑞内拉事件 来看，美国对俄国的作为的确莫可奈何，但这并非因为美国 自愿放弃 门罗主义，而是因为 瘦身后 的俄罗斯有能力 以门罗主义对付门罗主义 。

二 门罗主义的世界政治史含义

在施米特看来， “门罗宣言”表明美利坚 合众国 由此成了美利坚 帝国 ，它凭靠自己的 国家武装力量 建立起一种 排他性的禁止域外势力干涉 的 Großraumordnung ［大空间秩序］。

“门罗宣言”实际上是美国对 1815 年形成 的 欧洲神圣同盟 企图干涉美洲事务作出的 坚决反应 。 因此， 施米特指出， “ 真正原初的门罗主义”代表着一个 历史进步 的政治正当性原则，即反对 君主制的 王权政制的合法性，而基督教欧洲的国际法恰恰基于君主制的神圣正当性——维也纳协议是其最后的表现。 如果基督教欧洲的君主制列强有干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民主革命的合法性，那么，从逻辑上讲，它们也有“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进程”的合法性。

我们作为中国人自然会钦慕这种 美国精神 ，因为，一百多年来，屡屡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 前赴后继 致力追求的正是这种“自由和独立的姿态”。 奇妙的是，“门罗宣言”之后，美国将自己的国家权力转向亚洲并 干涉亚洲的政治空间 ： 1844 年 7 月，美国趁鸦片战争之机派自己的东印度洋舰队进抵广东沿海，在澳门望厦村迫使中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分得与英国同等的 靠武力获得 的权利，某些方面甚至还享有比英国更多的权利（如更大的领事裁判权范围）。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简称《望厦条约》）部分条款

欧洲大国（英法两国）主导的鸦片战争不仅欺凌中国的主权，也打破了有悠久历史的 东亚文明秩序 ： 1846 年，美国派遣海军准将 贝 特 尔（James Biddle） 率舰队进抵日本试图开设通商渠道未果， 7 年后（ 1853 年），海军准将 佩里 （Mathew C. Perry） 率舰队再抵日本，以武力迫使日本于次年签订《美日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美国本来企望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有《望厦条约》那样的条件，但除了最惠国待遇外，其他条件均未得到满足。 1858 年 7 月，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美国迫使日本重新签订《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获得了 5 年前未曾得到的所有各项权利。 [ 6 ]

发人深省的是，日本凭靠仿效西方列强成了东亚空间的欧洲式帝国后，美国竟然教唆日本在东亚推行“门罗主义”，前提是必须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分沾” ：

施米特并没有忘记指出，英美资本主义在中国谋求利益与日本觊觎中国东北乃至“改变、重组中国的要求”有着本质差别。 “门罗宣言”之后的美国在东亚的一系列行为表明，美国一方面切割了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仍享有基督教欧洲的君主制王权国家间的“友好线”待遇。然而， 1898 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夺取西班牙在南亚的殖民地菲律宾，实际上打破了欧洲大国间的“友好线”。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

1899 年 9 月，美国政府针对列强在中国的行为提出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权利宣称。我们值得意识到，由英籍中国海关雇员 希普斯利 帮忙制定的“门户开放”声明是在 甲午战争 之后 5 年、 山东教案 之后 2 年出笼的，它体现了 正在崛起 的美国对参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并分沾地缘战略利益的强烈意愿。 [7 ] 施米特有理由说，“门户开放”声明充分表明门罗主义转变成了帝 国主义式的扩张原则 （《秩序》，页 105 ）。

“门罗宣言”明确针对美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它表明美国力图凭靠自身的地缘位置打造“禁止外国干涉”的地缘政治空间。“门户开放”声明虽然同样针对美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但目的是参与瓜分东亚的利益，与“门罗宣言” 并行不悖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派军队投入欧洲战场，情形就不同了：美国抛弃了不干涉欧洲冲突的“门罗主义”承诺。

1914 年欧洲爆发欧洲式的大战之后， 威尔逊 （ 1856-1924 ）认为美国应该抓住时机介入战争并站在协约国一方。由于借助让美国人“远离［欧洲］战争”（ 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 ）的竞选口号赢得总统连任，他一时很难改口说服美国人远渡重洋到欧洲参战。今天的美国史学家说，未料德国人帮了威尔逊的忙： 1917 年 2 月 1 日，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威尔逊政府随即宣布与德国断交。紧接着，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企图援助墨西哥革命给美国制造麻烦的电报；再接下来，德国潜艇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击沉了三艘美国商船。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

美国对德国宣战的理由已经足够了，但要违背“门罗宣言”还需要为美国参战提供 更高的理由 。 1917 年 4 月 2 日晚， 威尔逊 以情绪激动的演说强烈要求国会授权向同盟国开战， 他提出的参战理由是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 。

不仅对于基督教欧洲、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威尔逊提出的这一参战理由在世界政治史上都算得上是 划时代事件 。

美国的参战以及威尔逊在战后给 巴黎和会 带去的新“国际主义”原则不仅“宣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崩溃” （《秩序》，页141）， 而且更改了 欧洲式国际战争 的传统性质： 非歧视性 战争变成了 歧视性 战争。 因为， 美国的参战理由让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争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的战争，从而“垄断了对正义战争的判断”。

对我们来说，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为何竟然会导致“ 不仅不可能区分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 甚至不可能区分 ‘战争’与‘非战争’”？

在施米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强权国家自行订立国际规则提供了法理依据，“条约原则”形同虚设。 “华盛顿会议”（ 1922 年 2 月）结束不到 10 年，日本就在我国东北制造了“ 918 事变”，这一事件很长时期都没有被视为针对中国的战争行为，不外乎因为日本凭靠“自由原则”自行订立规则。因此，施米特在 1937 年的学术报告中说， 1932 年以来的“决定性现象是，日本侵略东亚为国际联盟的战争概念引入了新的问题”；发生在东亚的事件“极为悲剧性地证明，战争概念上的混乱困惑带来了新的困境，而全世界都意识到，现有的国际法并不能解决这一困境”（《战争》，页 7-8 ）。

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凭靠“自由民主原则”不断发动形形色色的战争和 准战争 （如 煽动和资助 它国的“不从国教者”搞 动乱 ） 。也正是凭靠这一“原则”，香港的“不从国教者” 扬言 要过一个“革命的圣诞节”。在如今的 美国式全球化 语境中，任何国家若要 正当翦灭 任何“不从国教者”的 爆乱 ，首先得 剪除 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神圣原则”。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三 “门罗主义”的政治史学含义

无论如何，“威尔逊主义”（ Wilson Doctrine ）绝非仅仅意味着门罗主义变成了“扩张空间的进攻性帝国主义原则”。 不过，施米特指出， 以“自由民主”的 正当性名义 干涉域外政治制造他国动乱，并不是美国的发明，而是继承“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航道安全”原则的做派。

从形式上看，美国的“新门罗主义”与“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航道安全”原则完全相反：

大英帝国为了维持自己的 跨越地缘空间的帝国形态 （ 迪斯累利 让英国女王同时是 印度女王 甚至 香港 的女王），得凭靠“海洋自由”的宣称控制海洋通道 。 事实上，所谓“海洋自由”不外乎是凭靠超强武力 主导战争胜负 的大国的 权力自由 。 比如，当时的英国宣称“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不过“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军舰为了攻击俄国驻扎黑海的海军，可以自由地在这些海峡航行”。凭靠“以自由民主为导向的人道主义的普世性解释”，这个“分布于全球的地缘性世界帝国”能够把自己的 强盗性质 的利益 诉求说成一种“普世性的合法概念”，把“疆域之内的帝国利益等同于人类的利益 ” （《秩序》，页 108 ， 114 ）。因此，施米特坚持认为，“在国际法的讨论中，海盗概念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绝非“纯粹的理论琐事”，毋宁说，它“代表一种全新的国际法的突破，这种国际法推翻了国家概念”（《战争》，页 12 ）。

辉煌时期的“日不落帝国”

在施米特看来，没有必要把大英帝国的这种宣称“解释为伪善和谎言”，毕竟 ，欧洲国际法的 传统形态 总是与大国的政治实力有关，而大国难免遭遇 历史的兴衰 。因此，问题仅仅在于，“大英帝国的利益与国际法之间的和谐能够维持多久。”显然，一旦大英帝国的政治实力衰落，大英帝国式的国际法就难以维持下去（《秩序》，页 114 ）。英国的政策与美国的门罗主义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冲突，已经显明了两种不同国际法原则的对峙：

可是，在大英帝国走向衰落之际，美国领导人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并未持守门罗主义的“原始要义”，而是承接大英帝国的“普世原则”，把门罗主义重新诠释成一种“普世性-帝国性全球原则”。 严格来讲，原初的门罗主义“从一个具体的地缘历史”的“大空间”概念蜕变为普遍适用于全球的“普世性-人道主义的世界法”，标志着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秩序的真正来临。

威尔逊主义中有一条十分著名的被喻为政治“快刀”的“民族自决”原则，它针对的是基督教欧洲数百年来的 均势体系 这堆“乱麻”： 从今以后 ，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这一原则促成了“凡尔赛条约中的少数民族法”，在施米特看来，其“内容包含诸多稀奇古怪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倾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 “普世性的自由 - 个体主义思想” ：

正是凭靠这条标准，美国的“新门罗主义”有了 全球干涉 的合法性依据，并以此“作为 思想和道德武器 的一部分，朝向某种新的、整体的世界战争，朝向一场伟大的‘正义战争’” （《秩序》，页 115 ）。奇妙的是，大英帝国“作为真正的自由合法的宪政国家”却“在国际法之下并没有保护少数民族，甚至还曾讨论过如何 镇压他们 ”：

凡尔赛-华盛顿会议

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欧大国（英国 - 法国）的国际霸权主义与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正式结盟，使得它们凭靠凡尔赛体系拥有了“控制和干涉东欧国家的权力”，而实际上这不过是由于他们凭靠美国的介入而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正由于这场胜利，他们的控制和干涉还可以不断扩张”：

换言之，无论“民族自决”原则还是所 谓“普世性的自由-个体主义思想”，一旦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往往不过是掩盖大国干涉的借口。 因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谓“保护少数民族”的要求实质上关乎的是“干预”（ intervention ）问题，而这来自国际法思想强调个人优先的法理（《战争》，页 11 ，比较页 17-20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利坚帝国取代大英帝国的全球化势力，美国“将一个专指美洲的空间思想变成一个超国家、超民族的世界意识形态”，亦即“将门罗主义用作盎格鲁撒克逊人以资本统治世界市场的工具”。 这种“新门罗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让“一个普遍的无地域和无界限的世界主义”以自由民主的正义名义成了干涉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事务的“合法理由” （《斗争》，页 396 ）。直到今天，这种“自由民主的 国际正义 ”的借口还不断出现在美国政府发言人的口中。

“ 门罗主义 ” 漫画

四 走向克服“门罗主义”的纪元

不难设想，如今谁要用“门罗主义”的原初含义即“禁止外国干涉”来对付 美国主义 ，那么，他就会遭到“新门罗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和“普世性的自由 - 个体主义”民主原则的反驳。 施米特敏锐地看到，西方民主思想的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式的“神圣原则” ：

这话的含义是：如果反对君主制神圣同盟的自由民主 -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 19 世纪具有 历史的正当性 ，那么，到了 20 世纪，这种“西方自由民主的神圣同盟”就 应该是 “新的政治理念和新成长的民族”的 革命对象 。奇怪的是，在施米特看来，这种“新的政治理念”或“新成长的民族”所凭靠的正当性原则又恰恰来自门罗主义的“原初含义”。 因此， 施米特盛赞 原初含义的 “门罗主义”，称它为 后殖民时代 的国际法奠定了基本的 正义原则 ，即 独立自主 的有 自我觉醒意识 的政治“大空间”原则 ：

换言之，“国际法的大空间”概念才应该是全球化秩序的基础。

既然历史中的门罗主义已经蜕变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普世干涉 原则，它在本质上“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事务的干涉”，并成为 美国主义 的代名词，那么，要回到门罗主义的“原初含义”就必须超越美国主义的国际意识形态。

与 1941 年发表的《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对勘，我们可以发现，《大地的法》具有更为广阔的世界政治史视野（从荷马说起），也具有更为明晰的“全球化”视野。 但是，《大地的法》删除了 1939 年的学术报告中的一个关键论题，即“大空间”原则与 新的帝国形态 的关系 ：

《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与《大地的法》之间正好隔着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很难说是 民主与专制 的决斗。毕竟，与美英结盟克制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苏联帝国，并非英美帝国眼中的“自由合法的宪政国家”。 严格来讲，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是在 模仿 美国的“新门罗主义”，从而不过是 各色 “新门罗主义”之间的血腥冲突。 唯有中国 的抗日战争是在抵抗日本的“亚洲式门罗主义”， 因此，二战中的 中国战场 具有与其他战场完全不同的 世界史含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抗战 10 年史（ 1931-1941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战之后的所谓“冷战”，仍然不过是两种“新门罗主义”之间的对抗。 真正争取自己的排除外国干涉的“大空间”的“政治觉醒的民族”，只能在这两种“新门罗主义”的两极对抗的夹缝中成长。由此可以理解， 冷战时期的施米特在新中国身上看到了全球化纪元实现“国际法大空间”构想的一线微光，尽管它当时还笼罩在“一个内在矛盾”的阴影之中 ：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施米特没有看到，这个“内在矛盾”恰恰来自欧洲的“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新生的中国要克服这个“内在矛盾”并不容易。在两次欧洲大战之间的历史时期施米特已经看到：

但是，施米特 当时 没有看到 也不可能 看到，在欧洲的“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及其由此衍生出来的法西斯主义怪胎 相互厮杀 的历史语境中，根本不可能形成“新的政治理念”。尽管如此，《游击队理论》表明， 思想敏锐的施米特虽置身“冷战”语境却能够超逾这一语境，从新中国的成长经历看到 有 自我觉醒意识 的 “新的政治理念”得以生长的土壤。 因为，只有新中国的建立以及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禁止外部空间大国进行干涉的国际法的大空间”才真正 第一次 得到承认，尽管是 初步 得到承认。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游击队理论》中，施米特再没有提到原初含义的门罗主义对形成“大空间”秩序概念的历史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依托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