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4日，就任韩国法务部长仅仅35天的文在寅亲信曹国，正式发布通知宣布辞职。堪称“史上最短命部长”。
通知发布后的三个小时，他便离开了光州政府大楼，随着他逐渐远去，一场轰轰烈烈的韩国司法改革陷入暂时的僵局。而他的政治对手们，沿袭韩国党争一贯的霹雳手段，开始不遗余力开始对他进行政治清算。
2019年11月11日，正当韩国网友也热情参与中国商品的大剁手时，曹国的妻子郑敬心被法院提起公诉，而下周，曹国自己也将被法院传唤。
一场血雨腥风也即将到来。
这一切的背后，是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力主司法改革，向财阀开战的第一个战场。
作为文在寅心腹的曹国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却在这一轮中不得不黯然收场，且因改革不成而遭到残酷报复。而任命他的带头大哥文在寅，也在这一场生死对决中进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出生于1965年的曹国，与韩国第十六任总统卢武铉（2003年2月-2008年2月）、现任总统文在寅一样，都曾担任过人权律师，专为弱者发出声音，类似于专业的司法援助律师。
相似的成长路径，使得曹国在步入政界后，一直受到文在寅的青睐。2017年至2019年之间，曹国担任文在寅政府总统府民政首席秘书官，是为“总统大秘”，在文政府一直以耀眼的未来之星著称。
就像卢武铉是文在寅的大哥和导师一般，带领着文在寅不断前进，现如今就是文在寅委曹国于重任，继续向着韩国财阀宣战冲锋。前后三位斗士，如同传承一般，将一生付诸于与韩国的财阀权贵做斗争。但英雄落寞的身影，如同慷概悲歌一曲，一个接一个在绝望中浸染鲜血倒下。
要说曹国，就不得不提一下韩国发达的娱乐产业，及其光鲜亮丽之下的重重黑幕。
在韩国，娱乐公司与韩国的十大财阀形成了一条紧密的战线。各大财阀集团通过投资、控股掌控各大娱乐公司，垄断了一切的平台，比如韩国最强的三大娱乐公司，YG娱乐，JYP娱乐、SM娱乐。
其中与三星关系密切的跨国财团CJ集团通过旗下子公司naver，掌握YG娱乐股份；以能源化工、信息通信为主营的SK集团掌握着JYP娱乐，持股超过30%比例。SM娱乐则与这两家大财阀的关系都很好，同时SM成立子公司“SM Culture & Contents”时，则是由SM和SK电讯共同出资的。
人们熟悉的鹿晗、吴亦凡，当年都是出道于韩国的SM
这些财阀们，怎么都这么喜欢投资娱乐公司？是因为他们也想追爱豆吗？
当然不是。韩国娱乐公司用处大着呢，它们通过控制旗下签约的韩国明星，源源不断的向输送财阀和政商，成为了夜色最肮脏的“性招待产业链”。
9个月前的2019年2月，“李胜利事件爆发”，韩国艺人李胜利经营的夜店被曝出涉嫌对女性下药，送去VIP包厢供前来的消费的客人性侵，之后又被接连传出爆炸性消息，李胜利的夜店还有专门针对上层人士进行“性招待”的服务，盛传之下，李胜利霎时间成为韩国的“第一皮条客”。
艺人李胜利
罪恶链条的一端是韩国的政、商、法三界大佬，而另一是韩国娱乐圈的男女明星们，李胜利则在其中充当掮客，不断向这些“大人物”“进贡”年轻貌美的女孩或英俊的男孩，以巩固政商关系。
这可是个枢纽级人物，掌握着天量的秘密。
不禁让人想起，10年前自杀的韩国女星张紫妍，她在留下的50页遗书中曾详细记述了不堪回首的交易，成为有钱人的玩物，被娱乐公司老板监禁殴打，被迫在一晚上接待多名“客人”，即使是在她母亲的忌日。
张紫妍（1980年1月25日—2009年3月7日）
在侵害过张紫妍的人中就有韩国十大财阀之一的乐天集团的会长“辛格浩”和他的儿子“辛东彬”，极其讽刺的是，张紫妍的出道制作却是拍摄乐天的广告片。
就在今年10月14日，曹国辞职的同一天，韩国明星雪莉自杀。而从小以童星出道的崔雪莉，一直以清纯形象获得粉丝的喜爱；
崔雪莉（1994年3月29日—2019年10月14日）
但从2014年开始，雪莉的社交媒体风格突然极大变化，一方面放出性暗示的图片，一方面模仿烤鳗鱼的求救声音，而引来粉丝们诸多的不理解，但在有关人士的推测，也许她也正是另一个张紫妍，处在韩国娱乐圈的重重黑暗中，最终只能以死来摆脱控制财阀的玩弄和控制。
李胜利事件的爆发，再一次让普通韩国人看到了这背后的一幕幕惨剧，无数韩国民众群情激愤，开始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彻查李胜利案，抓出幕后黑手，彻底粉碎这一切阴暗。
首尔深沉的夜色，一边是光鲜亮丽的娱乐产业，男女明星们在无数粉丝前璀璨耀眼，而另一边则是“吃人”的深渊，吞噬一条又一条艺人的生命。
文在寅眼中，利用民意对财阀发起战斗时机也到了。
2019年3月18号，文在寅在听取了法务部长和安全部长关于“李胜利”和“张紫妍自杀”的相关报告后，说了一句“我们要赌上命运，去彻查真相”。
然而5月14日，首尔中央法院做出不批准逮捕李胜利的决定，当庭被无罪释放；一场滔天巨浪气势汹汹而来，却被横在面前的一座大山挡住——权力一手遮天的韩国司法体系，结果恍如一场闹剧上演。
总统发话，怎么都不管用了？！
初战受挫的文在寅暗下决心，先向司法动手——剥夺“司法机关”及“检察机关”从韩国建国以来拥有的巨大特权，对韩国司法系统进行一次彻底的洗牌，让司法不再充当对财阀调查的保护伞，才能掀开财阀们的遮羞布，让他们无数罪恶行径曝光于阳光下，接受法律和人民的审判。
此时担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的曹国，作为文在寅的心腹，就担当起推动韩国司法改革的重任。
今年9月8日，文在寅熬走了前一任司法部长，然后马上任命曹国接替上。顿时，这位前大秘在韩国政法界地位跃升至仅次于检查总长的尹锡悦。
曹国甫一上任，便烧起了三把火，积极推动韩国国会通过《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成立法案》、《检察机关调查权调整法案》等韩国司法重大改革。
这两大法案，就是将对政府“高级公职人员”的调查独立出来，并成立专门的调查处来负责。这样一招暗渡陈仓，就等于变相剥夺了韩国检察机关特权。
韩国的司法与检察体系权力极大，且体系十分独特，实行的是警检一体化体系。如果在中国，相当于把公安部归口到最高检察院下管理，各地的公安局归属于地方检察院的指导之下。
电视剧《王者》对韩国检察系统的描绘
韩国的检察制度来自于历史上日本的殖民统治制度，那时，日本殖民者需要有一套方便的制度，以便对半岛人施加“合理合法”的压迫。
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后，韩国制定刑事诉讼法时，审判制度上吸收了美国制度，可检察制度却依旧“旧瓶装旧酒”，全面继承了殖民时期制度，以至于后来形成韩国近乎一家独大的特权。
最能体现韩国检察官的权力的事件，便是引发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倒台的“闺蜜门”——成为朴槿惠亲信的崔顺实并无任何官职，却能保有诸多韩国政府秘密并干涉政府决策，因这一“干预政事”最终受到韩国检察机关的传唤调查并遭到逮捕，朴槿惠本人也因此受到韩国检方的调查并被认定为与崔顺实共谋作案，直接导致下台。
朴槿惠和崔顺实
韩国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与美国相同，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组成，而韩国的司法体系中的检察机关，隶属法务部（相当于我国司法部），称为检察厅。
整个检察系统则是如同金字塔一般，由上至下垂直领导，法务部领导的大检察厅下设高等检察厅，高等检察厅下设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下设地方检察厅支厅。
看起来和中国类似，可实际上韩国检察厅作为独立的体系，名义上是法务部的外厅，但检察的归检察，行政的归行政，法务部长不能干涉检察厅工作以及检察官办案，仅作为部门主官进行普通行政事务领导，像个外聘的大管家一般。在运作资源方面，检察机关也保持高度独立性，不受地方政府领导管辖，经费开支统一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
但在中国，检察机关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仅仅被定义为监督法律实施的机构。中国检察体系，一方面是监督政府行使行政权，监督法院行使审判权，一方面是对公共职务人员的侦查和起诉。
同时，中国检察机关不具有实质的行政处分和司法裁决权，本身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法院的裁决，又接受党的领导，这些都是防止检察机关一家坐大的制约。
中国检察徽章
相比之下，韩国的《检察官法》，对检察官给出了诸多职权，包括：
犯罪侦查和提起公诉及为其维持的必要事项；行使对犯罪侦查的司法警察官吏的指挥和监督；为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向法院提出请求等多条核心权力。
总结起来，便是三条：
1， 独家垄断的起诉权；
2， 指挥警察进行犯罪侦察的司法过程；
3， 面对嫌疑犯的紧急逮捕权及嫌疑人释放权。
一言以蔽之，韩国的检察官在犯罪侦查活动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反过来是警察厅等公务机关需要配合它，甚至在未经检察官的许可时，警察也不能擅自进行侦查或停止正在进行的侦查。
韩国检察院旗帜
检察机关如此庞大的权力，如果听从政府的指挥，能够用来对抗财阀本身，那么文在寅便如虎添翼，此役必然功成；但可惜韩国的检察机关，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悄无声息的被逐步替代为财阀关联的利益共同体，近乎腐蚀殆尽。
在韩国，检察官不是豪门，却胜似豪门，因为成为一名检察官在背后所要求的资源支持十分庞大。
一般而言，要在韩国成为一名正式的检察官，需要通过三道门槛：
第一道，法科科班出身。2007年韩国通过的有关法律资格及法学教育的法案，司法考试报名要求限定为“从‘法科大学院’完成学业”的学生，而韩国25所法科大学院每年向全国招收的学生仅为2000人。同时《法科大学院法》第22条规定，入学要求为学士学位或有关法律认定同等及以上的学历。那么具有参与司法考试的资格，便是六、七年法学学业以及折合至少上百万的人民币，远非一个普通韩国家庭能够负担。
这第一道门槛，就将大部分穷苦人家出身的子弟排除在外。
影视剧中的检察官
第二道，韩国司法考试分三次进行，第一次考试以选择题的形式，考试科目主要有宪法、民法、刑法、文化史等课程，仅1/10考生可通过初考，保持两年内有效；第二次考试考察论述题，科目有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民诉法和刑诉法等法典，是司法考试中最难的一次考试，仅不到1/2的考生通过；第三次考试是面试，考察是国家使命感、伦理意识与法律素养，淘汰率相对就较低了。
第三道，要正式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需要在司法研修院进行为期两年学习，接受法律实训，而结束司法研修院学习后才能择业，只有其中成绩优异者才能从事检察官与法官的工作，其余的人只能进入律师行业。
数据统计显示，1963年—2004年，韩国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仅为2.54％。2006年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近3万人，合格者仅为994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司考通过率却稍显宽松，2002、2003两年内通过率为6.7%、8.8%，而从2004年起普遍在10~20%之间。
韩国的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中产阶级与富家子弟更容易上好大学以及好的法学专业，最终也更容易成为检察官。有人统计了1998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毕业于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及高丽大学这三大名校的人数，在通过司法考试成功进入司法系统的总数中，占65.5%。
首尔大学
随着韩国社会的发展，资本财富支持下的家庭培养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检察都有着悄无声息间完成了检察体系中的代际替换。而培养出检察官的富庶家庭，在韩国近乎财阀垄断的体系中，要么附庸从属，要么自身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李胜利无罪释放的故事深刻的告诉我们，即便是赌上性命的韩国总统，也无法让检察官最终定罪，将藏在幕后的财阀一一揪出。
但战斗已经打响了，文在寅和曹国已经没有了退路。在这样你死我活的局面里，盘根错节的官僚机构和财阀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曹国和文在寅拉下马。
“司法”的反扑比想象的来的更早一些，这一场改革最终走向了熟悉的政治斗争。
曹国在法务部长正式上任前就已经酝酿好了议案。另外一边，和财阀紧密联系的检察机关，也展开了对曹国的调查——作为抨击权贵的左派代表人物，曹国自身十分廉洁，韩国检方于是故伎重演将调查重点从曹国身上转移到了他亲人身上——和当年对付卢武铉如出一辙。
曹国的女儿曹敏就读名校高丽大学，在读期间曾有两次考试不及格而留级，却依然获得1200万韩元奖学金，同时获得伪造东洋大学的“奖状”，这对于曹敏后来进入韩国釜山大学医学院起到很大作用；此外，曹国的老婆郑敬心还曾出资10亿韩元，帮助曹国表弟运作一家私募基金会，产生大量来历不明的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