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1：
更大程度的贸易冲击暴露会增加地区精英分裂的可能性。
国际贸易的突然变化可能引发重大经济冲击，并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经济条件的突然变化会影响精英的偏好，并可能对在位精英构成挑战。
贸易变化尤其如此，因为许多新兴精英依靠商业活动来提升社会地位。
因此，贸易冲击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对于解释当代民主国家的选举行为至关重要，对于理解过去选举独裁体制中的精英碎片化现象也同样重要。
假设2：
精英手中更大的动员能力有助于地区政党候选人的出现。
政治创业者不仅会考虑收益，比如在要求制定更适宜政策或获取更多职位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还会考量精英分裂的成本，即为赢得席位而动员选民所付出的努力。在决定是否打破精英团结并创建新政党之前，精英们总会考虑政治、经济或体制等方面的不确定性程度。动员选民的能力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能降低不确定性程度的因素，且与政党形成相关；同样，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各地的民族复兴运动，都与国家煽动者或基于身份认同的动员主体的存在有关。
假设3：
动员能力放大了精英之间不对称经济差异的影响。
除了贸易冲击和政治动员的主要影响外，本文认为这两个因素应相互强化。主流经济地理文献一直强调，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交织，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要素。重要的不仅是殖民贸易冲击的经济影响，或是动员主体的政治影响力。地区精英做出脱离中央精英的战略决策，背后是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受殖民冲击影响较大地区的精英，需要动员手段来在选举中具备竞争力，而缺乏动员能力则会降低他们考虑参与精英分裂的可能性。经济冲击的影响取决于政治动员手段的可获得性，反之亦然。
总体而言，本文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地区精英会有动机打破与中央精英的关系。不对称经济偏好的存在至关重要，但只有在贸易冲击等情况下，不对称性变得更深和（或）更显著时，它才会产生影响。再加上地区精英手中拥有动员手段，这应会导致中心-边缘精英分裂的出现。如果经济、政治或体制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且没有动员选民的可能性，地区精英就不会参与组建新政党。
加泰罗尼亚因其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特征成为研究精英分裂起源的典型案例。在经济方面，相较于西班牙其他地区，其工业化程度较高，但内部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地区高度工业化，而部分仍为农村，这使得经济偏好分歧和贸易冲击暴露程度多样。在社会层面，19世纪构建西班牙统一身份认同的努力失败，尽管加泰罗尼亚各地身份特征相似，但精英基于身份动员选民的能力不同。
从经济背景来看，19世纪西班牙经济地理呈多元化，多数地区以农业为主，加泰罗尼亚却在工业化道路上崛起，其纺织业占主导，棉花和羊毛部门特点各异，在国际贸易中的暴露程度也有所不同。政治上，自1876年起，西班牙处于选举专制之下，君主主义政党掌控议会多数席位并操纵选举，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精英虽支持君主党，但在政治代表方面较为疏离，不过在世纪之交其政治参与方式发生转变。
在19世纪晚期，两个关键事件推动了加泰罗尼亚的精英分裂。一方面，文艺复兴运动促使加泰罗尼亚文化和语言复兴。1892年“加泰罗尼亚联盟”成立并组织集会，代表们致力于提升加泰罗尼亚文化和身份认同，虽非政党创建之举，但成为身份认同的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1898年西班牙失去海外殖民地，给加泰罗尼亚工业家带来沉重经济打击，棉花等行业遭受重创，引发了政治格局的调整。在此背景下，为应对危机成立的内阁因增税引发罢工，随后工业精英联合知识精英组建“地区主义联盟”，于1901年参与选举，期望通过动员选民和阻止选举舞弊来实现自身诉求。这一系列事件清晰地展现了加泰罗尼亚精英分裂的过程和原因
。
图1：主要历史事件
本文构建了一个结合了选举、经济、动员和社会人口数据的数据集，来探究导致地区精英分裂的前提条件
。
本文采用了1901年“地区主义联盟”（Lliga）成立至1923年军事政变结束复辟时期和常规选举期间的选区层面选举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班牙下议院和省级（地方）议会的选举，它们具有不同的特征，如选区规模和边界。主要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分指标，用于判断在每次选举中是否有“地区主义联盟”的候选人参选。该因变量反映了每个选区的精英分裂情况。图2展示了1901年至1923年期间每个选区的地区精英候选人数量，反映出加泰罗尼亚中部和东北部是地区精英的据点。
B.殖民贸易冲击指标
本文通过殖民贸易冲击指标来衡量1898年危机的经济影响。殖民贸易冲击暴露指标的构建基于以下步骤：首先，将所有出口产品类型与税收类别进行匹配。由于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应，大多数出口产品类别会与多个税收类别相关联。其次，计算1895年（古巴战争爆发之年）至1900年（殖民地独立两年后）每种产品对殖民地出口的全国层面变动情况。第三，按照公式（1），根据与特定税收类别相关的不同出口产品，计算每个税收类别（q）的殖民冲击暴露程度（ECS）
：
其中，
代表1895年至1900年间每个产品类别（p）的出口价值变动，
表示1895年产品p的所有出口价值，
指与每个税收类别q相关的所有产品价值。这些计算得出每个税收类别的殖民冲击暴露程度。
最后，采用类似步骤计算每个选区（j）的殖民冲击暴露加权值。具体步骤如公式（2）所示：
代表每个选区的殖民冲击暴露程度，它是根据每个税收类别的殖民冲击暴露程度，按照该税收类别所缴税额在选区总纳税额中的相对占比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的。图3展示了选区层面殖民冲击暴露的地理分布
。
C.身份动员
当地有致力于身份认同的领导者存在，这对地区精英而言，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们通过身份诉求动员选民的可能性。1892年，知识精英们曾就加泰罗尼亚的未来展开讨论，此次集会提供了相关地方领导者的信息。这些代表的出席情况，被用以评估基于身份认同的精英分裂在每个选区是否能得到足够支持。
D.经济与产业指标
在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了其他衡量方式来考量殖民冲击暴露情况。例如，考虑到市级层面的工业化数据是在殖民冲击之后的，采用1861年加泰罗尼亚的产业数据，以此考量殖民贸易冲击前的工业化水平。本文还通过工业化税收总额的汇总数据，对选区层面的整体经济活动进行控制。
E.控制变量
包括年度插值人口普查数据，涵盖总人口、性别构成、识字率、婚姻状况，以及出生在其他省份的人口比例。除工业化税收外，经济控制变量还包括土地所有权不平等指标，用以衡量土地精英的权力。通过土地所有者协会存在指标和市级农民协会存在指标，考量其他政治动员机制。最后，分析中纳入了空间控制变量，如选区中心到曼雷萨市的距离。
本文利用1901年至1923年的选区选举数据，分析加泰罗尼亚精英分裂的起源。本文采用逻辑估计模型，其中因变量是每个选区（j）和选举（t）中是否存在地区精英候选人（“地区主义联盟”，即Lliga）。主要自变量为1898年殖民冲击的不均衡暴露程度（ColonialShockj，或
）以及地区精英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j，或
）。该模型还包含一组控制变量
（选举类型、人口、识字率等）和一个时间趋势（
），以考虑所有选区共有的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由于选区内部变化并非主要关注内容，且许多解释变量随时间保持不变，因此这些模型不包含选区固定效应。该模型总结为公式（3
）：
为了提供更多证据表明殖民冲击是地区精英分裂的有效触发因素，本文在机制部分通过考察不同关键方面来探究该冲击的合理性。虽然本文研究设计并非双重差分法（DiD）——因为地区精英在冲击前并不参选——但会研究殖民冲击是否与之前的政治动态相关。按照平行趋势假设，各选区之间的差异应与它们受到的冲击无关，这样才能说明是冲击导致它们在1898年后在政治上产生差异。
表1展示了逻辑估计的结果，该估计基于对殖民冲击的暴露程度和动员能力，评估出现地区精英候选人（作为精英分裂的代理变量）的可能性。这些估计考虑了其他协变量，并纳入时间趋势和省份固定效应，以调整可能随时间或在省份内部影响选区的特定因素
。
正如预期，受殖民冲击影响更大的选区，更有可能出现地区精英候选人参与竞选。将殖民冲击暴露程度与“地区主义联盟”候选人的出现情况联系起来的简单双变量估计结果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在受殖民冲击影响最小的选区，“地区主义联盟”候选人参选的概率约为30%，而在受影响较大的选区，这一概率约为80%（图4，左图）。
表1中动员变量的主要效应也与假设2一致：基于身份认同的动员主体的效应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差异在实际规模上也很可观。与出席人数极少的选区相比，当1892年曼雷萨集会出席人数（取对数后）处于平均水平时，“地区主义联盟”候选人出现的可能性几乎翻倍（图4，右图）。地区精英在决定是否与中央精英分裂时，对动员主体的可用性很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