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人才紧缺，高校和律师行业都在做什么？

据商务部数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年来，是遭遇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期间，与中国有关的双边、多边贸易摩擦数量越来越多、类型逐渐多样。2016年我国共遭遇2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17起“两反一保”案件，涉案金额高达139.8亿美元。

中国也同样有类似进口产品调查，自2019年至2023年3月商务部共启动进口调查193起，被诉国涉及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或地区。

这些国际争端和纠纷都意味着，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涉外律师业务包括国际经济合作、国际贸易、海商海事、金融与资本市场、跨国犯罪与追逃追赃、跨境投资、民商事诉讼与仲裁、能源与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九大类。

有关部门也多次提出，加快涉外法治工作对外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但仍有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多、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等问题。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文亮列出一组数据：“就涉外律师来说， 我国能够熟练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仅有7000余名，其中可以从事‘双反双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业务的律师仅500余名，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独立办案的律师只有300余名。 相关涉外业务很多，但能参与进来的涉外专业律师，人数太少、占比太低了。”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可追溯至大学法学教育。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高校积极探索外向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也有主张开设“涉外法专业”的声音，但还未能得到重视。

“ 当时，我国法学教育重国内法而轻国际法，更轻国际经济法。改革解决了法学本科的基础问题，但对培养精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法学人才重视不够。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撰文说。

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金融、法律等专业“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至10%”。一些法学院校相继开设“法学+外语”等特色试验班，培养涉外法治人才。

2011年，教育部会同中央政法委制定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首次进入国家规划。该意见确定的目标是“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次年确定了22家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随后几年，在不同场合和各类文件中，均不乏提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2014年，首次以中央全会文件的形式提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问题，“涉外法治人才”取代“涉外法律人才”。

一些高校也开展了相关探索。例如，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教育中国际法学院单独开设了“涉外班”、吉林大学在本科教育阶段将国际法课程由32课时调整为64课时、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采用了英文讲授普通法，中文讲授中国法的培养方式。

不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仍然面临难题。肖永平指出，调查发现，各校涉外法治实验班的规模在30人左右，即便学生都成才并在毕业以后就职于涉外岗位，全国每年也只有约600名合格的国际法（涉外法）本科生。而 此类培养要求高、成本大、就业面较窄，如果没有政府特殊支持，将很难维持。

就业面窄源于人才培养与实务部门需求的错位。 许多实务部门对应用型涉外法治人才仍不重视，除特别专门部门外，一线实务部门日常工作中对国际法人才需求较低，但处理特殊涉外业务时又需要了解业务，并熟悉国际法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实务部门的实际需求，也与培养的理论型人才错位。

“ 20多年前我国取消了国际法本科专业，近10年又不断减少国际法课程、压缩国际法学时，导致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下滑。 ”肖永平写道，尽管有国际法实验班和若干人才培养基地，但由于经费不充足、评价不合理、参与学生有限，许多学生未参与过涉外法务的处理，难以切实提升学生实践实训乃至实战能力。

在实践层面，多数高校尚未开展贴近国际法学的模拟法庭和仲裁庭实践训练。对大部分学生，有关国际法的实践停留在书本案例分析中。

而在培养模式上，众多高校的培养仍停留在“外语+法学”的阶段。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RECP贸易体系的构建等，更需要学习者能结合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背景，满足“法律+国际政治”、“法律+国际贸易”的需求。

此外，在一些尖端应用型领域，对相关人才也提出了其他跨学科知识的要求。肖永平也提出， 未来涉外法治人才的专业分工必然越来越精细 ，例如，环境保护、数据跨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国际法问题将不断涌现。但与培养人才相匹配的师资队伍，未形成。 主要原因是，有的高校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不彻底，一些优秀青年不敢或不愿从事相关工作。

另一方面，现在并没有专门针对应用型涉外法治人才的考核标准。“法考”考察重点为国内法，国际法涉及较少，其分值占比在八门科目中是最低。显然不能对涉外法治人才进行考核。还有一种考核方式，是法律英语的全国考试，法律英语也仅仅是涉外法治人才所需要的一种能力。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完善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设置。教育部也发文，支持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权的高校自行按程序，设置国际法学相关一级学科。“涉外法治”也被列入，“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

这些政策推动效果有限，肖永平称，目前仅有4所高校明确建设国际法一级学科或者开设国际法本科专业。他呼吁，应尽快提供特殊政策支持，对51家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实行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建立法学院校与有关部门、机构的协同工作机制，让更多学生参与实践等。

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还可借鉴国外经验。日本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其借鉴美国经验，采用以国内高校联合培养为主、以跨国高校学分互认机制为辅的模式。近年来，日本进一步加大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力度。 这些措施由政府主导，高校自行落实，同时也为高校教师提供了支持。

美国最早开始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其以国内高校开展的法学人才国际交流项目为主，着力培养多学科的国际化法学人才。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面向理工科专业人才开设的法律硕士项目，依托其理工背景知识完成有关知识产权法的学习。

高校之外，各地方司法部门也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同探索。

最常见的是由一些地方司法部门指导、组织涉外律师培训活动。 例如，上海市律师协会举办的“领航计划”涉外律师培训营，已连续5年举办6期，截至2023年，累计培养了302名涉外律师人才。

“北上广”是涉外律师最集中的地区，据智合的《中国涉外律师客户指南2020》，共收录2262名涉外律师，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入选律师占总人数的41.7%。这些省份对涉外律师的培养更加多样。

广东省律协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精英班+普及班”“线上+线下”等培训模式进行涉外人才培养。2023年以来，广东省省司法厅和省律协联合举办了18期涉外律师人才系列研修班，累计培养涉外律师近2000人。还建立相关了机制，提升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课程中的涉外实务课程占比，强化实习人员及执业律师涉外业务技能培训。

2023年7月，广东省司法厅印发的《广东涉外律师人才培养“粤律工程”建设方案》中提出了多种措施，例如，支持高校和实务部门探索建立“双导师”制；结合地方优势，支持律协加强与港澳律师行业协会的合作交流，建立健全互派实习律师制度；加强行政立法、执法、法律服务等领域涉外公职律师的设置和培养。

对于专注涉外领域的律所，内部即有专门培训项目。段和段律所有50%以上的涉外业务，与剑桥大学从2018年开始就有战略合作，每年所内有约50名律师可以到剑桥大学进行为期1个月的培训。

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在未来国际争端的解决中，才能有更多的选择，不再仅依赖机关内部的官方人员，避免在争端解决时思路选择的限制。

本文作者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