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富二代们不愿意苦哈哈地接班做实体经济了，
还有人认为做实体经济不时尚，更有甚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后继无人，经济的“空心化”似乎是必然趋势。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青年时报》，派记者赶赴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国富二代最集中地之一的浙江省的多个地方，与年轻的富二代们面对面，求证他们对待实体经济的真实态度。
视频采访（心疼流量的可直接看下面的文字记述）：
对于富二代来说，最讨厌的称呼就是“富二代”，理由是“包含着强烈的负面含义”。
在浙江温州，方正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二代，也是当地的政协委员。他有些困惑：“为什么很多负面新闻都会突出富二代呢？在我的朋友圈中，很多富二代都兢兢业业在坚守主业，而不是做钱庄、炒房、跑路……”
浙江兰溪，富二代经营管理的工厂。 章正/摄
在方正看来，二代们面临的很大外界压力是，如果做好了，很多人会说这是父辈打下了基础；如果做不好，流言蜚语就多了。尴尬的是，不管做好做不好，他们可能都没有功劳。
张鹏飞也是温州的富二代，如今他更多时间是在杭州工作。他说：“压力还是蛮大的，现在的二代很难。”
他打了一个比喻，做实体企业就像上了“一条贼船”，只能瞄准方向往前冲，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对于很多二代而言，接班之后的亏损其实很多都伤不了上一代开始就积累丰厚的企业的元气，亏损造成的舆论压力才是最大的。
2015年，根据媒体报道，家族企业二代中有接班意愿的仅有35%。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的富二代们估算，在实体经济领域愿意接班且能接好班的大约在一半左右。不少年轻人，尽管接班的意愿不太高，但是有部分人在家长的劝说下，也会选择回家族企业接班。
80后的老板遇到95后会怎么样？周纯就遭遇过。去年8月，生产车间的温度比较高，20多名95后员工给他写了一份辞职书：“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正处于青春发育期……世界这么大，我们想出去看看。”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集体辞职，这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周纯突然意识到这是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他经过调查发现，一线员工中的班组长，不少人都是60后和70后，虽有一技之长，但文化水平不高，管理不了90后。
怎么办？改革！从组长、车间主任、部长这一级，他全部拿出来竞聘上岗，不再是层层指定。
为了让年轻人安心工作，周纯想了办法，找到当地的团组织，帮着公司里的年轻人相亲。对象找到了，住房的问题怎么解决？他又与政府协调建设人才公寓，精装修，价格也不高，3500元一平方米。但有一个条件，10年之内产权不交割——这意味着员工必须要在企业干满10年。
对象有了，房子有了，有了孩子怎么办？如果遇到夫妻俩都要上班，寒暑假带孩子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总不能再开个幼儿园呀，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好怎么办。”
“管理企业是既当‘保姆’又当‘爹妈’，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周纯平时并不说上虞话，尽量说“浙江普通话”，原因是99%的员工都是外地人，成长背景、文化的不同，让他觉得管理起来不太容易。
社会上有一种倾向，总是同情弱者，总是认为民营企业有原罪。可是，在实际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有的二代也遇到过有员工故意把自己的手指弄断，找到企业赔偿；也遇到过有的工人故意说自己的肺部不舒服，威胁要做职业病检查。
“我并不在乎那一点补偿的钱，但是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随意给钱，如果成为常态的话，企业如何来管理。”周纯无奈地说。
“我们接班了之后，才知道做企业真难呀，遇到的都是一些想不到的困难。”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非常佩服自己的父亲，认为自己只不过在巨人的肩膀上摘果子。
在温州的富二代圈里，柯巴嫩算是小有名气：从小在温州长大，在北京读大学，进入体制内工作后辞职，从父亲手上接过餐饮集团。
“有的时候，我也很困惑。”在婚庆主题的酒店包厢里，坐在西式的白色沙发上，柯巴嫩对记者说。她父亲安慰她，做餐饮很辛苦的。但是做什么不辛苦呢？她喝了一口茶又说：“有时候想过放弃，父亲又鼓励我说做都做了，干脆坚持下去吧。”
富二代接班，有人羡慕他们一工作就能有一个好平台，也有人羡慕他们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光环的背后却鲜有人关心，他们接班过程中有多少酸甜苦辣。
他们中有“救火型”的，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
在杭州城西的泰昌科技园，一间三四十平方米大的办公室，装修简单，别看办公室的主人张鹏飞才30出头，但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浙江人特有的精明气质。
时间倒退到14年前，2003年，张鹏飞19岁。当时，他正在北京念中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准备毕业后就去加拿大念大学。可是，当年3月，他突然接到一个噩耗，父亲意外出车祸去世了。
临危受命，赶回温州接班，“那时候就是害怕，对企业一点概念都没有。” 张鹏飞说，在接班后的两三年，关系不错的叔叔就告诉他，“多听、多想、多看、少说”，特别嘱咐他遇到事情，不能乱表态、瞎表态。
5年是一个人的成长周期，对他来说也不例外。接班后的第一个5年，他被别人扶着走；第二个5年，他自己走；第三个5年，做好了跑的准备。
五六年前，他看中了一个生物疫苗项目，可是公司中不少人提醒他存在风险。他去成都，与对方吃了两餐饭，就认准了，投资3000多万元。这个项目虽然在新三板上市了，但是没有其他项目营利那么快。
有人觉得这个项目不靠谱，但是他认为，应该坚持做电力配件生产这一块主业，同时，在不影响主业的情况下，应该分散投资，风险一定要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两年，他开始布局电力相关的孵化园，为下一轮市场转型提前做准备。
绍兴的金雷有同样的经历，虽然是一家企业的老总，面对记者还是有些腼腆，但其实他的经历比同龄人更加丰富。2011年，还在新加坡上学的他，父亲身体出现状况，不幸去世。当年，他就赶回了诸暨老家，第二年，他全面接手企业。
金晟弹簧，在当地算是响当当的品牌，是父亲一手打造起来的。接班那年，他25岁，公司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必解题。
“企业的大股东是我，我的姑父占有一部分股份。”金雷说，他姑父出面帮着他稳定销售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他自己则沉下心来与管理层和员工沟通交流。
即便是“少东家”接班，公司也没有经历太多的动荡。去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拿出股份对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他设计了一个公式，根据不同的工作年限，可以低价购买股份，让他们成为股东。同时，还可以引入外部的投资，当然每股的价格会更高。
“我的目标，家族控股50%就可以了。”他说。
他们中有“蹲苗型”的，家族有足够的传承时间，显得较为淡定。
自从接手企业之后，金华兰溪的童云霞就从没有睡过懒觉，早上7点就赶到厂里上班，晚上7点下班。她需要管理一个两三百人的印染厂，这是她家族企业业务的一部分。
到底要不要接班？与很多年轻人一样，童云霞也迷茫过。不过性格温和的她，本身挺愿意与别人交流。2013年，她决定回家接手企业。她做过企业的销售，拜老员工为师，学习成本如何核算，外贸业务该怎么谈。之后，还在家族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学习风险管理。
内部培养不是目的，接班才是目标。家族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牛仔面料，印染是重要环节。于是，父母让她接管印染企业，童云霞当时有点蒙。
让她压力很大的是，那段时间，她还没有把员工认识全，就会接到一份辞职书。更让她没底的是，刚开始她并不知道辞职员工的重要程度。有的同行在挖人时，只要每个月多给500元工资，有的技术工人就选择跳槽，甚至有公司会承诺一次性给付3年的工资。
浙江实行“五水共治”后，兰溪这个县级市，印染企业从100多家，缩减至十几家。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兰溪一年的坯布生产量在20亿米，不少印染都需要去外地完成。如今，环保标准倒逼印染行业的门槛提高，父母和她商量后决定，买生产线扩大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