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山大，群星璀璨（五）

赵太侔先生于1932~1936年、1946~1949年，两度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虽然时间都不长，但对山东大学的发展和提高，也有多方面的建树，曾为学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教育界的佳评。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都是中国形势急剧变革的时期，赵太侔顺应时代潮流前进，不愧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国立青岛大学师生激于爱国的热情，民族的义愤，组成请愿团奔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校长杨振声对此以“惩之学生爱国锐气受挫，顺之则校纪国法无系”，电请辞职。1932年春，教育部指令国立青岛大学进行整理，同意杨振声辞职，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赵太侔先生接任校长后，文、理两院合并为文理学院（不久仍分开），取销教育学院，在济南设立农学院（暂不招生），筹建工程学院（1933年成立），由杜光埙任教务长，，其他教学组织负责人基本未变。除坚持杨振声的“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外，他加强学校下述四个方面的建设，并身体力行，做出成绩：第一，建立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第二，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实行教授治校；第三，撙节行政开支，添置教学设备，改善教学条件；第四；培养严谨勤奋，基础扎实，敢于开拓的优良学风。

抗日战争中，国立山东大学内迁至四川万县，旋即奉令停办。八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教育部批准国立山东大学仍在青岛复校，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再长山大。此时复校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他独具创见地抓住四个方面急待解决的问题：收回校舍、系科设置、延聘师资、全国招生。

解放后，赵太侔先生任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1958年山东大学奉命迁校济南时，他表示愿留青岛。在山东海洋学院任外语教研室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还任政协山东省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及民革山东省常委和青岛市副主任委员等。晚年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研究工作，写有《汉字改革方案》、《汉字新法打字机拟议》等文稿，受到国务院高等教育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的重视，批语有：“目标扼要，值得鼓励”，“认识正确，应予协助”等等。

冯沅君先生能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成为一代宗师，有六个字似可概括，即：勤奋、严谨、谦虚。

先生青少年时，有才女之誉，且有父母庭训，名师启迪。但是再聪明，客观条件再好，如果自己不勤奋，到头来仍然是碌碌无为。在做学问上，要想有所作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是昙花一现，是需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万万不可投机取巧的。先生写词曲史不是靠粗看宋元明清的诗词与散曲，而主要是靠背诵和领会透词曲，以及阅读大量文献后才着笔的。先生年轻时代所以能写成具有一定深度的词曲史，是先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

先生在治学上另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严谨。正如人们所常说：文如其人。先生为人是很严谨的，所以先生的著书、教书，乃至平素写一篇发言提纲，写一张纸条，也无一不是工工整整，认真不苟的。翻看先生遗存的手迹，都是端正耐看。这就说明先生的严谨表现在各个方面。先生著述的《古剧说汇》，是最能体现先生中年时代治学严谨、精细的代表作之一。

除了勤奋、严谨，先生在治学上还有一个最突出点是谦逊。一部约30万字的《古剧说汇》，无论考证什么，总是少定多疑，不把推得的论断说到了极端。一般地说，这是符合考证文章特点的。因为既是考证，就是从未知中求得已知，就必须态度很谦虚，进行耐心探索，从一点一滴的材料中下功夫。在这一点上，解放后，先生所写的《王实甫生平的探索》，就更典型。先生不掠他人之美，原原本本摆出他人已有的成果，然后再根据自己所见到的《商调集贤宾》散套，“给王实甫的生平画个轮廓”。而且说明一者因为掌握材料不多，所画轮廓未必就准；二者这个未必准的轮廓，还是“依赖着这些年来古剧研究者的共同劳动”。这是何等的谦逊！

“大智若愚”，真有实学者并不自矜，先生无论治学或日常与人谈话，总是冲和谦逊，彬彬有礼，令人望之可亲，即之也温。先生的声望日隆，学林仰重，是靠自己的道德文章赢来的，是靠谦逊、严谨和勤奋治学得来的，是靠踏踏实实为党为人民工作得来的，而不是靠其他。

先生人虽去，而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却是与世长存的。

萧涤非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唐代文学专家。萧先生对杜甫的研究，成绩尤为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先生在文革前曾担任过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等职；文革后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一九八二年被推选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萧先生于一九〇六年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的一个穷秀才家，幼年失去父母，靠大哥和堂叔抚养成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先生以优异成绩免试入该校研究院深造，享受学校助学金。一九三三年，先生又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于研究院。从此，先生辗转任教于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等高等学校，一九四七年回到山东大学至逝世。

先生的著述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读诗三札记》、《解放集》、《杜甫诗选注》、《杜甫研究》，校点《皮子文薮》，并参与主编高教部委托的《中国文学史》，此外，还有部分论文和诗词创作散见于各地报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先生在研究院的毕业论文。这是一部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史，曾受到他的导师、著名学者黄节的称赞，说他“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此非容易之才”。《杜甫诗选注》倾注了先生巨大的心血，它以选目完备，考索翔实，注释精当，新意迭出而著称，几十年来一直被广泛誉为海内外最好的杜甫诗选注本之一。先生学识广博，功力精深，治学严谨，辞章优美。阅读先生的学术论文，实是一种艺术享受。

内容来自《百年山大，群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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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张子钦

编辑/武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