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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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又称微言大义，指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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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是指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游、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能改一字。”即指此。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用语准确，选词严谨，常根据事件的性质、情形和结果以及作者对该事件的态度，选用不同的词语。《春秋》的记事极简短，一般一件事只有一两句话。可是这极简短的记叙，往往微言大义，有着很丰富、很深刻的含意，不仅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且也给读者以深刻地影响。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这种作法被称为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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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宋欧阳修组织编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大量运用春秋笔法。
后来在民国初年全盘西化浪潮下，某些疑古派历史学家对《春秋》是孔子编写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批评这些为春秋作传的著作中也有部分内容为牵强附会。按照某些人的标准，这种风格可能并不被称许，因此这些人使用该词可能包含一定的贬义。而更多肩负社会中流砥柱重责的现代历史学家则在现代历史中传承、弘扬了春秋笔法这一华夏文化传统。至抗战爆发，春秋大义的价值始为更多人所重新认识。
实例
字面简单但含义深沉
如“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和公叔段是亲兄弟，但是公叔段因为得到母亲偏爱，对郑伯不尊敬。郑伯对这个弟弟也看不顺眼，并且放纵他，引诱他反叛，然后出兵攻打他。古时候，讨伐叛乱应该用“伐”，“克”则是平等地位的人之间的战争。郑伯是当时的大王，公叔段是臣子，郑伯应该是“伐”段于鄢。但是孔子用了“克”，仅用“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叙述了整个历史事件，展现了两兄弟的尔虞我诈，表达了自己对郑伯的不赞同。
春秋笔法运用中较知名的诸如三个表示杀的动词：杀、弑、诛，其实各有深层含义。杀指无罪而杀，弑指以下犯上，诛则指有罪、有理而杀。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中梁王问关于周武王讨伐商纣之事：“臣弑其君可乎？”指武王是以臣子身份起兵推翻杀死了纣王。孟子回答：损害仁义之人，只不过是个“一夫”（即无道寡助的匹夫、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我只知道诛杀了一个叫纣的有罪之人，却没有听说过这是以下犯上的弑君。）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
以上的论述只是关于《春秋》的皮毛叙述而已，殊不知，《春秋》正因为简短，所以用词颇费斟酌。很“艺术”地体现了微言大义，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是孔门治学的圣经。子夏乃治《春秋》的高手，然而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春秋文字的精练。另外，《春秋》简朴的文字背后深藏着艰深的隐痛和博大的胸次。庸常之人难以窥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为何后世知在焉，罪亦在焉者？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西周末年，奠基着华夏先民信仰人心的巨大基石：礼乐制度已经倾圮。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亡国的惨祸一再地发生，前事预言着后事，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乱臣贼子”们永远在重蹈着前驱的覆辙。不修《春秋》依周史旧例必定同时记录当时的祥瑞和灾异，而《春秋》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外只有灾异的记录。盖因真正授予“国命”的乃是生生不息的“仁”。在其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当时年迈的孔子与其弟子驾着车乘奔走列国，栖栖惶惶、席不暇暖，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探寻新的道路——“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凭籍其自作主宰的意志把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永远为后人所铭记的伟大的时刻，文明的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然而，从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他的伟大。而他所能报答主宰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愤工作，为其发起的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在这部书中，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孔子为他所眷恋的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