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的作品。每本我们会给出一点读后感。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光启”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为什么竹内好值得关注？鹤见俊辅说：
“竹内出生于 1910 年，于 1977 年去世。之所以要讨论他，是因为其撰文方式和其他人有着天壤之别。比如考虑战时的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去关注‘当时谁没有犯错’。这是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学校教育造成的结果。即，完全按照老师说的去做就能得到满分。抑或是认为老师不会有错，因此去积极地模仿。通过学校教育，此种作风逐渐普及到了整个日本社会。于是，我们受到了惩罚。在考虑战时问题时总是去寻找那个不曾犯错的人并试图加以模仿。在此种影响下，生存的力量便很难在当今的时代萌发出来。我们正在因为日本学校教育的普及而受到惩罚。”
我觉得这就是缘由。鹤见为我们展示的竹内好，“把自己的过失作为过失加以明示”，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艰难。他举河上肇为例，“他曾放弃了自己作为帝国大学教授的地位、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斯大林实施的大清洗，他为何避而不谈？”
这都可以让我们检讨自己的过失。
鹤见在书中说竹内：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能承担起个人的责任。
原来以为这本书算是“非虚构与历史”，看完之后，发现你会更喜欢鹤见俊辅，所以，它还是归类于“谈话与思想”。
我们选取了附录部分，发布如下：
人往往会因为想要忘却而遭到报复。在接下来的新时代里，日本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吧。我觉得日本人那段战争时 代的漫长记忆便是如此。从这一层意义而言，战争时代发生的事情就会成为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在我所知范围内，在 战后长达37年的时间里，始终紧紧咬住战时问题不断展开 写作工作的就是竹内好。与其回顾整个战时，倒不如对他的道路做一番思考。竹内出生于1910年，于1977年去世。之所以要讨论他，是因为其撰文方式和其他人有着天壤之别。比如考虑战 时的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去关注“当时谁没有犯错”。这是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学校教育造成的结果。即，完全按照老师说的去做就能得到满分。抑或是认为老师不会有错，因此去积极地模仿。通过学校教育，此种作风逐渐普及到了整个日本社会。于是，我们受到了惩罚。在考虑战时问题时总是去寻找那个不曾犯错的人并试图加以模仿。在此种影响下，生存的力量便很难在当今的时代萌发出来。我们正在因为日本 学校教育的普及而遭受惩罚。让人意外的是，竹内虽从大学毕业，其著作看上去却不像是大学毕业生所写。里面富含着一位“生活者”对普通日常生活的感想。我曾和竹内打过交道，仔细想来，他的厚重比我母亲要少几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从出生以来我就经常挨母亲揍，甚至感觉自己会被打死，真是勉勉强强才活到了今天。这份厚重，让我终生难忘。而竹内给我的厚重只比母亲少几分而已。其原因并不在于和他的多次会面交流，而在于他的文字进入了我的内心。现在他的全集刚刚出版问 世，所以接下来，我想围绕其第14卷——战争期间竹内文章著述中已得刊出的部分来谈一谈。一言以蔽之，竹内的著作在满洲事变——也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始终带着一种“对日中开战感到不安”的情绪。不过到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以“大东亚战争”的名义向美国、英国、荷兰正式宣战之后，他的心态却突然发生了改变，走向了全面支持战争的立场。所以，我想试着去回溯上述一段时期竹内的文章。那应是他二十岁至三十四岁的时候。你们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吧。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处在当时的环境，会怎么去做。这样一来，就应该能够把自己再次置于本源的位置。当然，要真的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让·盖埃诺（Jean Guéhenno）的《让—雅克·卢梭》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盖埃诺是现代人，比卢梭晚出生 200 年之久。但他在反复研究卢梭出生以来的资料时，总是会把卢梭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刻意排除到自己的视野之外。比如在研究五岁的卢梭时，他会把卢梭五岁以后做过的事情，写过的《爱弥儿》等全部忽略。研究他五岁的情况，就只使用他五岁以前的资料。而关于青少年时代的卢梭，就只会去写他和瓦朗夫人的那些情事。盖埃诺的方法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把事情累积下去。所以他的作品在众多卢梭传记中是最为出类拔萃的。这就是想象力发挥的作用。这对我们将来非常必要。不能只是口头上说以后想当学者或想当作家，这种想象力的发挥，是必须要去具备的。竹内当时是二十岁至三十四岁之间，我看你们的年龄和他当时也差不多，所以可以试着想象自己身处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根据当事人的手记，政府曾一度宣传是中国的暴动分子为了给日军制造麻烦而炸毁了一段铁路，但事实绝非如此。事实应是：日本陆军派驻当地的参谋瞒着政府自己偷偷炸毁了铁路，然后公开宣传说这是中国人干的，并发起了军事行动。事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后日本政府也公开宣称“此事系由中方所挑起”，但实际上其内部也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竹内在当时的日记里记载过此次事变。他当时还是东大文学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系的一年级学生，大学一年级而已。看到自己研究的国家和自己的祖国发生战争，当然是极为关切的。而且从最一开始，他就感受到这是一场“强者欺凌弱者”的战争。在这样的情感状态下，“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建了起来。这在如今看来是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但是他当时作为中国文学系的一名学生建立所谓中国文学研究会，却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因为长辈、教授们都可能提出异议。但竹内终究是走上了这一条新道路。之所以要用“中国”来命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反感日本用“支那”这个称呼。后者不会受到中国留学生们的欢迎。那个时候还正在打仗呢。所以他们的这种想法极为强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竹内不喜欢汉学。所谓的汉学在日本指的就是“汉文”。现在我们的大学已经没有汉文系了。但国语里面还会有所涉及。竹内之所以讨厌汉文，其原因在于：里面满是中国汉字，我们日本人总是幻想着稍微把它调整成日语的风格就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内心，就能明白关于中国的一切。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很喜欢直接去引用汉文，从而导致自己说出来的东西既粗略又缥缈，让人不明所以。当时竹内讨厌的就是这些。就好像是在划船的时候往空中划桨一样，确实看上去很风光，也能说出不少冠冕堂皇的话来，但实际上船桨不在水里。即使不用汉文，日语现在也是能够成立的。因此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尽量远离汉文。关于为什么要和朋友一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往是有一篇文章来做解释的。标题是《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 其中说原因在于没有挣扎——所谓的挣扎大体是要折腾一番的意思，这也是鲁迅经常使用的词汇。中文的表达方式和日文不同，往往倾向于果断地、把事情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认为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这个世界里很多看似正确的事情，会和未必正确的事情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事情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会存在所谓的绝对正义。就是这种感觉，唉，就是明明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结果却是个坏事。这种感觉用汉文是表达不出来的。我说的是日本式的汉文。所以，竹内的文章就是在说如何从汉文学科的做派里脱离出来，建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事情。这就是《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一文的内容，撰写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而至于“中国”和“支那”的问题，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大家都是用“支那”一词的。因此称呼“中国”就意味着要另辟蹊径。这个蹊径就是明确地肯定中国人并确保与其展开对话。但是竹内后来去了中国，在那里教授日语，当时他乘坐人力车的时候却又感慨自己可能终究还是不能使用“中国”一词。他望着那个车夫的背影想着：我自己的学问对于这个人来说会有意义吗，或许还是“支那”“支那人”这样的表述更贴近自己的感受吧。于是，他此后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月刊上发文时就又改用“支那”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竹内从内心而言是想用“中国”一词的，而且也因此和他的长辈、教授们发生过对立，甚至有过要抹黑他们的心思，但是他的情感本身却仍然存在动摇。竹内做了用“中国”一词的决定，但也未必一定要在所有场合都生硬地使用。他认识到这个幻想，随之迎来了全新的自己。这个陷阱是可怕的。如今的考试仍会灌输这种幻想。这会导致我们无法估量自己的能力和自我本身。因为这是在空发言论而已。竹内此后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月报上发表了《关于支那与支那人》等大量文章。里面带有一种“我还不能用中国一词” 的意味。他总是会去选择那些自己觉得方便的用词。这样一来，其内心的反复与动摇就不断持续了下去。因此他文体的风格就不会带有“我和长辈们不同，就是要一门心思说中国不说支那”那样的色彩。对他来说，选择了某个词汇，这个词汇仿佛就能变成孙悟空的金箍棒。柳父章曾说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去城里租了一间学生房，在那里听到了疏远、扬弃之类很多自己不明白的词语，觉得挺难的。没想到有一次自己也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不是太疏远了吗”，无意之中用了这些词，竟然得到了对方的赞同，于是便顿时感到兴奋高兴。学生们的那种氛围，就是即便不喝酒，情绪也能够一下接一下地高涨起来。比如一说“这就是疏远，你还不懂疏远吗”， 彼此之间的情绪就上来了。此种情况自明治初年以来就存在，坪内逍遥的《当世书生气质》等就是如此。但中国文学研究 会却不是这样的团体。所以才会刚讲了“中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讲“支那”。在那种反反复复、沉沉浮浮之间来回折腾、挣扎。纠结着有没有挣扎，自己文章里有没有挣扎。这不是说学校的老师会看学生的文章里有没有挣扎。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皆是如此。考大学的时候，电脑的评分也不会去看学生有没有挣扎吧。它会把文章里有意义的部分标记出来，从而决定学生是否合格。拘泥于挣扎的人，大抵是要名落孙山的。考试制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能领悟到要领的青年往往会对自己做两种区分：在面对电脑时，从挣扎中脱离出来，接二连三地给出正确答案，换言之就是预想到老师觉得正确的答案并流畅地作答；而在其他场合，则是通过挣扎来面对的。能够做到此种区分的人，就是一个有能的人。当然与此同时也可能有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本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挣扎，终究和明治以后日本的教育体系不符。在思考现代中国文学时，中国文学研究会关注的是小品文。那个《论语》不是孔子的《论语》，说是的林语堂等人创办的小型杂志。当然很讽刺的是它居然和孔子的《论语》同名。这份杂志里面发表了小品文，其文学形式值得关注。如果要用那种庞大形式的文学，比如长篇小说、长篇诗歌等，通过它们形式上的美感和独创性来批判现代中国文学，那么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是没有那么优秀的。比不上同时代的日本文学。但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却在经历过自身的苦恼后，写出了小品文。进而不断付出努力，最终形成了一个文学杂志的中心。他们没有拘泥于形式，而是写着一些身边可有可无的事情。正是以这种小品文为中心，林语堂也好，鲁迅也好，开始崭露头角了。而郁达夫，作为竹内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他的作品和小品文还是有所不同的，属于 “私小说”的范畴。总之，中国方面当时形成了这一体系。中国也有不逊色于日本的优秀长篇小说。虽说是有，但如果去探索一番就能发现，它们并未真正睁眼看到中国的现代。比如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肩的长篇小说、可以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比肩的独创性小说，以及可以和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比肩的精致诗歌等，若在中国寻找类似作品的话，将是一种以“欧洲现代”为基准的视角。若戴着欧洲现代的眼镜去观察，你或许会发现：日本能打65分或70分左右，而中国就只能打35分了。但这副眼镜，是应该丢掉的。到了战后，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每天吃着带血的牛排、 尝试去挑战诺贝尔奖的小说家。那都是日本的小说家。当时竹内等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创办并经营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为了寻找另一种追求文学的方法。他们曾阅读过中野重治的文章《斋藤茂吉笔记》。当时中野重治正在遭受长时间的禁笔，但这篇《斋藤茂吉笔记》却被允许发表。其原因在于：斋藤茂吉是一个赞美战争的人物。据说竹内读过这篇文章后曾深感钦佩，因为其中表达出了某种“态度”。文学就是一种“态度”。这部作品没有考虑长篇小说、长篇诗歌等文学形式，缺乏一定的整合性，但能够看到“文学”，能够通过其挣扎看到“文学”。换言之，能够通过一番折腾和挣扎，看到他在当时的环境里想要去表达些什么。所以文章结论也不会在“是或否”（Yes or No）中两者择一，可以通过其态度发现一些东西。中野重治，此前一度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总指挥，此后被关押入狱时发 表了“转向”声明才得以重见天日。因此他那时是用另一种文学风格来撰写《斋藤茂吉笔记》的。但竹内却从中读出了 一种和他“转向”之前一脉相通的东西，于是才会写下感想称：这里存在着某种态度，而态度，正是文学本身。竹内这种看待评判文学的方法，和其关注中国的小品文一事是彼此关联的。有人认为鲁迅比不上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竹内却并不这么想。他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日本大环境之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即，一种和中国文学相互交涉的形式。思考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用挣扎来看待问题，和通过原理来看待问题，是彼此对照的关系。我当时也身处那个时代，也同样做过一些思考，所以没有被竹内吸引过去。我和他不一样。我在那个年代是紧贴标杆（原理）般默默忍受着度过的。我不肯定“大东亚战争”，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少杀人。甚至经常盼望日本在付出 较小牺牲的情况下战败投降。我那时的日记还写了很多艰难的困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军队抽查等等。从政治上的结论来说，我和竹内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但到了战后，我开始对自己那种紧贴标杆般的默默忍受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受到了竹内的影响。所谓的紧贴标杆，这里面的“标杆”指的就是康德、斯宾诺莎，以及同时代的罗曼·罗兰、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等人。如若把目光投向世界，我就感觉能找到缝隙并把自己牵引过去，从而找到那种避免被日本军国主义洪流卷 入进去的可能性。但竹内和我的这种姿态完全不同，他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法。当然，那肯定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的一面出现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际。当时基于原理进行演绎才是更安全的。康德寻找了永恒的真理，发展出永久和平论并据此展开了演绎，这使我如今看似找到了自己应该如何生活下去的钥匙。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这样的。即便有着正确的原则，那也不过是第一原则而已。如果要准确把握身边的状况，就应该有一种在经验上完全不同的判断。除了康德，从不愿屈从于纳粹的意味来说还有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他们都曾在各自时代的压力之下发出过自己的声音，都展开双臂向时代发起了挑战并撰写了自己的著作。因此，康德和雅斯贝尔斯并没有“紧贴标杆”。那个时代的压力转化成了他们自身的力量。这一点是必须要看到的。如果是学校教给我们的思考方式，那就只会是肤浅地学习康德的东西并加以演绎而已。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在考试里取得更好的成绩。在日本，或许是因为学生人数实在太多，学校往往会对其进行斗量筛分。也可能是为了方便处理事务，学校才这样去做的吧。但是，康德、斯宾诺莎、雅斯贝尔斯等人都曾有过挣扎、扭动的经历。所以如果不具备将其放在自己身上加 以理解的能力，那么就很难真正领会到他们的思想。在战争结束以后我曾深切地感到：再用紧贴标杆的办法可能已经行不通了。反过来说，我虽然在战争时期没有把竹内的著作全部读完，但也觉得不读完并无大碍。因为我确实曾有过被他吸引过去的那种可能性。刚才我把康德、斯宾诺莎等人和紧贴标杆联系在了一起。这里我再换一个别的例子。正如我前面所说，在划船的时候如果一味地往空中划桨看上去是比较风光的。我们的学习只学到了这个动作而已。所以船桨一旦放到水里去，可能就会坏掉。竹内当时之所以向汉学摆出反对的态度，就是因为汉学像是正在水上拼命地划桨。他的目标是要从美文或雄文的文体中彻底摆脱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东亚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竹内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进而在机关刊物《中国文学》上发表了《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他到了战后仍负起责任，将其翻印了出来。竹内这种不逃避责任的姿态，一直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热爱祖国，热爱邻邦。我们相信正义，我们也相信力量。大东亚战争成功解决了事变，使其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而如今使大东亚战争本身走向完成的，将是我们。我们甚至一直在怀疑：日本是否正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欺凌弱小。我们日本不是惧怕强者的懦夫。当战刀向强敌举起的时候，一切都得到了证明。他当时写下了这些文字。因此，其立场也能够被归于军国主义。这样下结论也算是说得通的。竹内还曾在其他的文章，比如《读王国维特集号》——王国维是一位中国学者、 政治家——里写道：“不过我个人的癖好是不喜欢用华丽辞 藻来昂然放言的。”竹内的这句话，或许能够和他自己所写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联系在一起。过去了近40年之后，他依然可以感知到自己那篇文章的重量。这在其战后的文章中也得到了体现。不过，《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还是应该和他当时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联系到一起来看。在同一时期，内另有五篇文章发表，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两篇。其一是《关 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个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当时在东京举办，由日本政府从亚洲各国召集了一批愿意和日本共同战 斗的文学者参加。当时大会使用的交流语言只有日语而已。确实是一场很不像话的会议，明明有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的人员参加，却非要规定只能用日语。那个时候亚洲的文学者可不是都懂日语的。总之给人造成了一种强迫的感觉。中国方面的参会者，都是那些要讨好日本的人，或是实在迫于无奈只得服从日本政府的人。当时在日本以 “中国”两字冠名的文学研究会，只有竹内等人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而已，所以大会主办方就来邀请他们参加。结果却遭到了拒绝。他们拒绝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另一方面，是杂志《中国文学》的停刊。在即将停刊之际，竹内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之所以要停刊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党派性。我觉得竹内应该负有一些责任。因为如果在 “大东亚战争”期间无条件地追随国家，势必是要失去党派性的。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最终归结。那时，日本政府为了能够得到中国人的“合作”也开始逐渐放弃“支那”一词而使用起“中国”来。从这一角度看，有人会觉得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立场是正确的。但在竹内看来，正因为变正确了，也就变狭隘了，于是他才会决定解散研究会。我始终坚信，大东亚的文化只有通过日本文化否定日本文化自身才能形成。……日本文化作为日本文化而存在，其理由并不是要创造历史。因为这会反过来导致日本文化的固定化、官僚化，从而使其存在的本源趋于干涸。我们必须打倒文化的自我保存主义。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如果解放亚洲的目标是发自真心的，而且要通过战争去实现，那么，日本人将会改变。恐怕日本这个国家也会走到濒临解体的那一步吧。（竹内好的宣言里）包含了那样的预见。在此之前，大致在同一时期他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即 《关于现代支那文学精神》。里面强调：日本虽然宣传鼓吹了 “大东亚战争”，但可以想象中国的文学者们不会马上在内心予以接受，所以必须承认中国人也有另一种文学精神。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精神，虽然在表面的活动上遭遇了挫折，但是却在其沉默的背后不断地涌动着。……假如，我们的大东亚文化之理想是与其背道而驰的，那么，我们或许就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相反，他 们会把现代支那视作一个完整的体系，欣然迈入这一具有包容性的场所。不过这个场所必须是通过对近代日本和近代支那的同时否定来实现的。因此，为了予以实现，我们必须做下非常之决意并付出非常之努力。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说，它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是不会实现的，也是毫无道理的。这正是竹内作为浪漫主义者， 其思想表现得颇为复杂的一面（也是我想要批判的一面）。而至于他究竟以何种方式支持了“大东亚战争”的问题，应该说，能够在其战争期间发表的文章里找到明确的回答。北一辉曾在其著作《支那革命外史》里如此写道：“向太阳射箭者，乃日本自己，此上天不允许者也。”就此，竹内亦曾表态称当时研究中国的日本人都有着此类观念。我们可以在其公开发表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附属文书中看到此点。如果把这些文章放到一起去看的话，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战争期间不全部读完竹内的著作应该也是无大碍的。由于自己没有被他吸引过去，所以我顺利地紧贴标杆， 把反战思想和自身联系了起来。与此同时也意识到了自身的狭隘之处。我在战争时期还曾读过小林秀雄、保田与重郎、田边元、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等人的著作，但它们都未能从根本上打动我。莫如说我当时最喜欢读的书籍，应是在海军 “酒保”那里看到的渡边一夫翻译的《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第1卷，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此外还有老子、鲁迅等，酒保那里都有。对于当时从军的我来说，这些书能够深入我的内心。由于我成长在一个政治家的家庭，所以相对来说，从孩童时代起就能够经常看到这类人。同时，我也明白那些处在国家权力中枢的人是多么的愚蠢。他们在日本的中枢部门宣扬自由和亚洲的“解放”，但那些被派往基层的人员却在印度尼西亚整天殴打别人、虐待别人。所谓的“东亚解放”，不过是在中央、在议会的演讲时随便说说而已，实际上各地现场完全是另一派光景。不过，竹内也在这里看到了别的东西。即，身为民众的每一个个体，把国家所做的决断当作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我是这么感觉的。那场战争，可不是仅凭领导者的一声号令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仅靠人们的服从便可完成的。人可能会面对死亡，是会死人的。但是，也有人下定了决心，非要来实现这个理想。他们眼中所看到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呢？或许也是日本的一种未来吧。但在那里面必然也会看到日本在亚 洲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这样一种情况，是否能够完全归类于军国主义是存疑的。其中的一部分，或许可以从东条首相和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那里展露出来。我认为重读竹内在战争时期发表的文章，能够更加让人感受到一股重量。尤其是他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 一文，以及此后撰写的，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第三份文书。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意思就会变得很明确。对竹内而言，如果日本的文化不改变，那么包括朝鲜、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之解放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哪怕日本转向共产主义体制都是无妨的。然而这个目标也不是仅仅通过日本转向共产主义就能实现。里面有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不能解决的其他问题。我感觉这从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很清楚的。竹内的这种想法作为对1941年12月8日局势的一种预测显然是错误的。日本不可能打赢这场“大东亚战争”。日 本也不具备实现此种“理想”的能力。竹内做出了错误的预测，需要承担起责任。而在那个时候，我（比竹内小十二岁）也做过预测，但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是刻意用英语写的“Prognostical documents”。里面的预测虽然没错，但我在战后却感到正确的部分并不多。在战时所做的预测里，我当时紧贴标杆般与自己联系起 来所做的预测是相对更准确一些的。不过，误判的部分也确实存在。或许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不证自明的吧。但误判就是误判。如果是像输入电脑那样直接的方式，那么这些误判绝对是错误的。这是电脑的规则使然。然而，这种误判就真的是误判吗？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去努力构建一个不再侵略或伤害中国人、朝鲜人的日本人共同体。但是战后的日本却在不断地封闭这条道路。问题是俨然存在的，战后日本却抛弃了这个问题。于是，竹内在战后把那个被抛弃了的理想捡了回来，分析了明治时代撰写《大东合邦论》并开展右翼活动、国粹主义活动的樽井藤吉，点评了写过《三十三年之梦》的宫崎滔天，以及不太被提及的右翼人物北一辉，等等。不仅仅是在战后，就像我前面引用的北一辉文章那样， 竹内那种重拾理想的工作从战时便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其战时、战后所做工作的一部分。但这个工作的目标并不是要对战前、战时的右翼做出全面肯定性的评价。重掌权力的岸信介不愿承担战争的责任，也不曾反思自己。他出任总理大臣之后，由于1960年强行批准《日美新安保条约》而引发了大规模斗争。当时的竹内，下了要尽全力与之对抗的决心。这无疑能够证明：他的立场完全不是要肯定战时的右翼。竹内没有刻意掩盖自己在战时发表的著作，而是将其公之于众，承担起了责任，并通过后续著作明确了自己在战后将要前行的方向。日本的战后思想，就大学与论坛、传媒而言，都把自己的工作设定为选择战争时期最没有过失的人们的思想，并且继承它。就是说，像侦探一样去确认谁没有犯过错误；然后，在方向上将其视为与自己的未来直接相续。那些选择了正确道路的人很多都死了，所以，他们不会继续犯错误。此外，还有关在监狱里的和身处国外的人们。这些人当然都很了不起。可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把自己的过失作为过失加以明示，不断地对其进行反刍，在此基础上思考未来。区分出正确的思想，把它作为正确的东西固定下来，并且打算继承它，这样的操作就意味着总是在我们 的生活中仅仅引入从即时性状况中割裂出来的课题或者原则。我也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能够在六七十年里一直反复言说“和平”“反战”的人，就算无法富有弹性地处 理状况，也还是了不起的。不过，要是想在状况之中尝试着 推进某些工作的话，仅有这样的原则是不够的，这就意味着只去赞美那些死去的思想。这就是如今大学、论坛所采取的做法。例如，河上肇是一个伟人，岩波书店也出版了他的全集。他曾放弃了自己作为帝国大学教授的地位，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斯大林实施的大清洗，他为何避而不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从和田洋一那里得到过一些启发。在昭和初期的日本，一旦成功实现了革命，那么身为 社会科学者却做预测一事，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失败，本身就可能意味着错误。为什么战后河上肇的那些崇拜者不去向过失学习呢？换言之，为什么不在河上肇的过失里学点什么呢？当然也可以从荒畑寒村的过失里学一些东西。因为他也曾对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大加赞赏，甚至一直持续到了苏联政府开展“斯大林批判”之时。从伟大先人的过失中学到东西，理应作为工作内容列入我们的计划之中。继承伟大先人的遗志，反而会导致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一种输入电脑般的做法。这样做虽然能考上大学， 也能顺利毕业，但到了社会上却无法予以活用。这难道不是在一条极为怪异的道路上不断重复、反反复复地绕来绕去吗？我认为应该从竹内好的过失中学习。这就是今天我们对问题的设定方式。不惧误解地说，作为在“大东亚战争”中战斗过的人，竹内好对我而言是教师，也是反面教师：他拥有这样的一面。那么，竹内在战争结束以后做了些什么呢？由于战争结 束伊始他还身处中国，所以《中国文学》的复刊是由其他人来实现的。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战争期间犯下的错误很少，也没有参与，甚至是反对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所以是很了不起的。其过失确实不多。因此，他们就站在以往的延长线上，开始继续出版自己的杂志。此种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从中国返回的竹内而言却终究难以忍受。他当时曾质疑为何要复刊并提出了停刊的要求，进而写下了一份“备忘录”。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