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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影录】之《鬼子来了》
姜文提供的精神食粮
文：张献民
1.姜文
姜文这几年的作品喜欢犯倔，他说得较的上劲。说他的作品，包括他出演的，不较劲的角色他不演。《寻枪》里他是个警察，与罪犯较劲；《绿茶》里是个恋人，与对象较劲；《秦颂》里与高渐离较劲，《有话好好说》与中年知识分子较劲。在戏外，还不断有他与其他人较劲的娱乐新闻，与导演、与管理机构、与记者等。
演到姜文这个地步，如果他演的角色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本人，说明他喜欢挑战，喜欢刺激激烈的生活，喜欢主动进取。
按当代心理学的说法，用一个人喜欢什么来界定他，不如用他害怕的东西来探讨他是谁。姜文害怕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讨厌蔫了巴叽。他特烦《情人》里的梁家辉，当时挺希望他去演，能演出另一番模样。所以无法假设万一路学长找他演《卡拉是条狗》里的老二，会是什么样子。老二也挺较劲的，为条狗在一天中把周围的人折腾一遍。也所以无法假设他如果与陈逸飞这个上海男人合作成功会是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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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讨厌蔫了巴叽，并非讨厌所有不主动进取的作品。比如他非常抒情，看很多片，听很多音乐，《阳光灿烂的日子》还不时出现60年代抒情歌曲和意大利歌剧《乡村骑士》的片段。可能抒情是生命激情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抒情在姜文这里与蔫了巴叽没有关联。
而且他敬重田壮壮的《小城之春》。这部影片无论新版或老版都有两种阅读：一为生命将尽；二为青春不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读到的更多是负面，姜文读到的可能是正面的青春不死吧？
2.个别有关部门与个人都犯倔
姜文该是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他对昔日的主义和理想有着自己的某种信念，对权力也有着个人看法。他的作品应该符合个别有关部门的要求，比如“积极向上”这一条。姜文是个积极的人，一个努力的人，一个不甘寂寞和平庸、要搞出名堂的人。他思考的是民族大义、生命价值，他把人放到一个非常高尚的位置上，他的人物忠于职守、忠于感情、忠于国家，他歌颂爱情、鞭挞仇恨。总之他的影片与主旋律口号距离不大。
那么，怎么他的影片《鬼子来了》就成了体制外作品？
为什么《鬼子来了》如此积极向上的宏大叙事不可能被个别有关部门容忍？这个事实促使思考的不单是姜文这个人和他表达出来的东西，“禁止”这个行为表达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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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按照当代心理学的说法，有关机构喜欢什么并不说明个别有关部门是什么，有关机构害怕什么都说明它的本质。比如美国不害怕伊拉克，伊拉克说明不了美国的本质；美国害怕911，世贸双塔归为灰烬才说明美国的本质。
我不知道不容忍《鬼子来了》的有关部门害怕的是什么。它可能什么都不害怕。我只知道它讨厌什么，它讨厌不听话。姜文是个不听话的人。他的信念是他自己的，他的思考和表达都是他自己的，观众和网友有很多人不同意姜文的看法，我理解姜文也理解这些观众。但个别有关部门在那里，它不需要强烈的信念和个人对民族的理解，它讨厌个人理解和个人解释，即使它是积极向上的宏大叙事，即使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爱，即使它鼓励一堆中国人奋发拼搏，这种个人观念对有关机构只能起巨大的解构作用。而且，《鬼子来了》力量越大越危险，因为个人的力量必然是瓦解的力量。而社会被认为建立在均匀统一的稳定基础上。
《鬼子来了》只不过是个人与僵化机构不相容的又一个典型。这种不相容不一定走到相互背离的地步。不相互背离的前提，是相互的宽容。即你的存在并非我的存在，但我的存在并不排斥你的存在。宽容的前提是存在基础的稳定性。一个不稳定的存在不宽容异己的存在，也就是不允许在身边出现不同与自己的东西。
《鬼子来了》非常强烈，但再强烈也不会不允许《南京大屠杀》或《血战台儿庄》等影片存在；而《南京大屠杀》和《血战台儿庄》作为公众意识的体制代表却不能允许《鬼子来了》讲述一套不相同观点。
个别有关部门和个人都犯倔的时候，该有关部门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个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个别有关部门的优越性不在于它说它保护大多数人，而在于它也有能力保护少数派不受多数派的侵犯。
个别有关部门和个人都犯倔的时候，做电影和看电影的人，如何象《鬼子来了》里的唐山农民一样，渴望对方的觉悟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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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神食粮
在辨证法中，精神食粮与物质粮食的相互关系，在电影《粮食》的时代，上升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众人为粮食的搏斗是人与人的斗争，取得粮食便要剥夺对方的生命。为物质粮食剥夺对方生命，不仅是饥荒的反应，更是对饥荒的恐惧的反应。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已经说明对饥荒的恐惧并不足以阻止饥荒，对阶级或民族敌人生命的剥夺也不足以阻止饥荒。为物质粮食剥夺对方生命，只能说明我们在今天仍然很原始，而且，与其说杀死对方是取得粮食的物质手段，不如说是安慰自己的精神手段。
精神安慰还有更高级别。只有精神安慰仿佛能在粮食的排它性上说明我们好象已经不那么原始。剥夺对方生命和取得粮食都有着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建立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等。电影，作为我们的精神食粮，曾经告诉着我们：物质粮食都是为崇高目标服务的。感谢前辈，这些目标有一些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有着充足的物质粮食。是否正是由于物质粮食的问题在60年代中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当时的领袖才认为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中下一个目标是精神生活，所以才有文化革命？
然后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在90年代初出现，明确地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概念并列起来。它的前提可能是领导人认为80年代中国在物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精神方面相比较来说比较弱。老百姓说，吃的好了，堕落了。文人说饱暖思淫欲。
我说是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在物质粮食不足的时代，大家为求得未来粮食充足的希望，以一个别人教导他的崇高精神生活安慰自己，宁愿相信只要有这样的精神生活，未来就有个充分的物质生活。在物质粮食过剩的年代也就是今天，很多人心理上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别人教导他的崇高精神生活作为安慰，他需要的是—按照19世纪德国哲学的说法—在精神上完成自己。依然说明我们非常原始的是，完成自己的最佳方式，是享受。并且更具体地说，如果享受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此时精神生活的通常做法是给自己制造正在享受的幻觉。
《鬼子来了》是物质粮食丰富时代典型的精神享受。物质粮食与五十年代电影一样是个暴力的借口。但五十年代物质粮食占据中心地位，《鬼子来了》当中它只是个转折，一个剧情中必要而且合理的手段，不影响精神上对两个民族的思考。剥夺对方生命，并非为了取得物质粮食，而是为了精神生活，为了个人、家族和民族的尊严。
如果说《鬼子来了》具有批判性，它批判的不是中日两个民族对待物质粮食的不同态度。浅层次的是这两个民族相互对待的不同态度，而且民族的相互态度落实到特别具体真实的个人身上，这是个精神生活范畴内的东西；另外有个非常深刻的层次，对于双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较劲、犯倔地以个人和民族尊严的方式在精神上完成自己。
姜文阐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差别和与暴力的不同关系，我个人深表怀疑，或更明确地说，根本不同意。我如果胆敢对汉民族以及汉民族与外人暴力接触有个看法，肯定不是《鬼子来了》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日本人，基于我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也不赞同他的看法。
我只不过同意更深一个层次的精神需求。这一点，《鬼子来了》与《阳光灿烂的日子》毫无差别，就是，姜文在通过他的影片在精神上完成他自己。
《鬼子来了》通过近三个小时的黑白影象讲述一两个日本俘虏在中国农民手中的遭遇，直到最后发展为一个大家预料不到的暴力结局，听起来有点象第五代早年的《一个和八个》。
《鬼子来人》拖了很久之后在日本已经公映。在大陆还不能公映。传说有解禁的可能性。它与另一些体制外影片相比较，确实没有政治上的硬伤，只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与官方的有点不同。它如果解禁，并不能说明电影管理部门有根本转变。
而且，它可能的解禁，对于电影分级制度的压力会增大。《鬼子来了》让一部分人非常不舒服的是暴力的具体和美感。依照西方标准，这不是一部所有观众都有权力观看的影片，就是说儿童不宜，比如12岁以下不许进影院观看。
近来也传说《站台》可能解禁。与《鬼子来了》相比，《站台》同样只有非常少的政治硬伤，但是一部所有观众都可以观看的影片。
《鬼子来了》提供着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正因此，作为成年人，我既为它还不能在大陆公映而遗憾，也对它表达出来的人格乖戾和暴力影象的精致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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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书城》杂志
作者：张献民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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