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2014年7月5日上午，一场朴素的追思会在复旦大学附近一家酒店举行。大屏幕上定格逝者照片：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背着双手站在一片开阔草坪上，温和微笑。

他是杨小凯。尽管已去世10年，但直到今天，他仍被视为当代中国最有作为的经济学家之一。

追思会当天，戏称自己为“小凯粉丝”的张维迎早早就坐在台下，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参会，因故无法到场的张五常则通过视频实时接入会场发言。

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出席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他穿一件白色格子衬衫，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林毅夫

林的到来让年轻学者张居衍感到“有些意外”。他是杨小凯去世前带过的最后几名博士生之一，而他的硕士导师则是林毅夫，“没想到林老师也来了。”

这样的反应让人想起本世纪初的一场学术论战。2001年年底，杨小凯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一场主题演讲。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一方面，经济增长在此前3年持续遇冷，另一方面，又在申奥与入世这两件大事上获得成功。

杨的演讲针对当时学界中较为乐观一方的判断展开，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其弯路，是为“后发优势”。

杨小凯认为，恰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轻易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

不久后，林毅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林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相反，制度是内生的，且与其发展阶段有重要关系。他的主张是，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

这个话题被迅速放大为热门的经济学事件，学者们分别进入不同阵营展开论争。时至今日，杨小凯与他的对手林毅夫，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他们各自支持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这些论争本身，也构成中国改革的思想光谱，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独特的国家风景。

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

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特地带来一份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未发表文稿，题目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天后，他又发来一个修改后的版本。“我觉得现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他解释道。

在此之前，杨小凯去世10周年当天，有财经媒体重发一篇题为《纪念杨小凯》的旧文，作者是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周其仁。许多人将周的这篇文章视为“理解杨小凯的一把钥匙”。

在文中，周其仁讲述了自己与杨小凯相交的几个片段。他1984年去蛇口考察时第一次遇到杨，然后是1987年，他接杨小凯回国做学术讲座，在路上，杨批评了北京当时能够参与决策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知识不够，但因为靠近权力中心，显得自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天则所，听杨讲“后发劣势”。

在那次演讲里，杨小凯提到自己参观浦东的加工出口区，结果发现85%的企业里国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连一些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都是政府在办。“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杨小凯的理论框架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垄断，而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

杨的讲述让周其仁觉得“有说服力”，“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

201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

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张维迎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周其仁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自己仍然保留着2004年《纪念杨小凯》一文中的判断，没有新的话要再说，“很多看法，要经受的检验期是很长的，多说也帮不了多少忙。”几天后，他又回复了另一封邮件，“其实，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对你们关心问题的回答。”

显然，林毅夫注意到了这些学者对杨小凯观点的支持。采访中，他专注地听记者提问，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沙发背上。

“我不认为以现在出现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论证小凯所主张观点的正确性。”他以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作为反例，“他们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头去看，腐败也好，贫富差距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更严重，但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啊。”

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很多人说我只要发展经济不提制度改革，这是又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改革，我只是强调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改革。因为改革政策的对和错是要看时机的。”

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讲——周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满打满算也就20年的时间，但是改革这个计划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却已经30多年了”。

记者就此问林毅夫：“很多人认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难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难道不会产生惰性吗？会不会想改也改不动了呢？”

“你觉得，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的国企改革相比，哪一个更难？”他直接反问，“你不能说后面的改革就难，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时从一机部到八机部有8个部长代表国有企业,改起来会比现在容易吗？1978年的农村改革容易吗？所有公社社长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问题，而是判断利弊的问题，当改革利大于弊的时候不就改了吗？”

“但是谁来衡量这个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是贻误时机？”记者追问。

“首先，学者对时机的把握就一定正确吗？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怎么能持续35年9.8%的高速增长？瞎猫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的经济奇迹，始终是他理论框架里最为重要的论据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杨小凯最根本的分歧所在。

“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

接受采访前，林毅夫正在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主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一问题曾先后在日本、美国和现在的南欧国家爆发，如今它也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

“相比于‘后发优势’带来的短期效果，杨小凯似乎更强调它的长期隐患乃至失败风险。你如何能证明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记者问。

“所以我没有回答你提到的关于输赢的问题。”林毅夫稍微停顿了一下，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起码在过去的这些年，小凯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林正谊到林毅夫

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改革道路选择问题的论争，曾经被这样描述：“这个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这场具有标本意义的辩论因改革前途的分歧而生，而两人人生轨迹的交叉，则源自中国改革的起步。

1979年的长沙，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的杨小凯正日夜加紧复习，准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千里之外的台湾，在金门当兵的林毅夫已经做好横渡海峡的准备，他最终成功偷渡到大陆，并在不久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

在此之前，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堪称传奇。林毅夫年少时就崇拜修都江堰的李冰，有“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抱负。他后来成为被蒋经国称为青年榜样的明星军官，心中宏愿并未消失，“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

年长林毅夫4岁的杨小凯也有着同样的雄心。那时候他还叫杨曦光，少年老成，曾效仿毛泽东横渡湘江，只身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毛主席汇报这个国家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文革”中，20岁的杨小凯写下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存在新的特权阶级，要建成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必须再来一次新的暴力革命。

这张大字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康生和江青震怒于这种完全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大胆观点。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0年。

某种意义上，革命的无常与监狱10年重塑了杨小凯。“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他曾这样回忆道。

他的朋友黄有光、朱学勤都认为，杨小凯经济学思想中对于政府之手的怀疑和警惕，与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不无关系。

林毅夫到达百废待兴的大陆后，最早希望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却因“背景复杂”被拒绝。后来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说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董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对林的印象。

进入北大后，这位没有经历过“文革”与“上山下乡”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很快显露出天赋，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他将自己的名字林正谊改为林毅夫，取自《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差不多同一时候，长沙的杨曦光也放弃了旧名，改用自己的乳名“小凯”。

公信力要用自己的职业来建立，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追思会后的晚宴上，历史学家朱学勤端起酒杯，讲了一个发生在1997年的故事。那一年，他与正在澳大利亚教书的杨小凯同在哈佛访学。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一位在“文革”期间因写大字报而入狱的风云人物。见到杨小凯后，此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没有战斗力。”

杨小凯笑了笑，没有反驳。他后来与朱学勤到查尔斯河边散步，叹了一口气说：“‘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少人，大多数都冻结在那个时代了，成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够走出来。”

那个时候的杨小凯已经醉心学术，经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连逛一次超级市场也被他视为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与学生见面打招呼时，他总是说，“模型怎么样呀？模型乖不乖啊？”有一次，杨向朱学勤感慨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之艰苦，“要比坐10年牢还难”。朱便问他，以他的经历，为什么出国后不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投身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政论家或者社会活动者。

杨小凯的回答让朱学勤在多年后仍难以忘怀：“他说，我反对那种灭了所有的职业，只剩下自己一种职业的社会活动者。我们应该用能在社会里站住脚的经历去建立公信力，再去争取民主法治。怎么建立公信力？就是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可以说，小凯很早就有了对专业主义的认识，完成了革命者的转型，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走得这么远。”朱学勤说。

但另一方面，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杨小凯还始终保有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习惯于“反潮流”，但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

与杨在美国共同学习过的一位老友曾经以为，杨小凯已经决定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杨的学生张永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摆放着和杨小凯的黑白合影。张永生说，每一次和老师谈话，“他都会提到中国”。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杨小凯专门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做学生的院外导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学说致力于解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而杨认为这对于解释中国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重病入院前，他曾发信向系主任请假，并在邮件中请教了有关英国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的两个相关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又试图将中国土地问题纳入经济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释。

“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张永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