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播客（四）：公共政策的教育

这是选·美的第 1030 篇文章

我将会谈一谈自己对于公共政策教育的观点以及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以期给学生在现实世界中实操的能力。

公共政策教育需要彻底改革了。而重新思考如何改革已经是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现在在斯坦福重新构建国际政策硕士项目的关注点。它也是我们在CDDRL中心开设的诸如LAD等几个职业项目的核心。

现如今在美国的很多大学中，公共政策教育反映的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广泛问题，而社会科学是经济的主导。大多数的项目集中在教导学生掌握一系列的定量研究方法，他们在政策分析，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决策分析，以及最近的，项目评估中的随机试验分析中都非常有用。很多学院也是围绕着这些方法来设计相应的课程，而不是根据政策所应用的领域，诸如医疗卫生，国防，刑事司法或外交政策。从这些领域毕业的学生也有资格成为一名合格的政策分析师，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收集数据，对其进行严格的分析，并且对不同的公共政策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做出评估。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教育模式发端于1970年代的兰德研究生院，之后这一方式又做出了改进。无可否认，这些技能是有价值的，并且理所当然的成为公共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在基于实证的政策分析的作用下，世界已经经历了一场变革，这期间，政策制定者可以依靠的不仅仅是奇闻异事，还有在统计上行之有效的推断分析，从而可以判断施加的干预X可能导致的结果Y，或者预见到在政策Z上花费的数百万美元实际上不会产生影响。

在川普治国的时代，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方式是尤其必要的。但是在政策分析上的如鱼得水并不必然会带来现实世界中政策上的改变。诚然，政策分析会告诉你最优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它并不会告诉你实现它的途径。这个世界充斥着最优政策，但是在决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滚雪球的效应的机会。以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所说的碳税为例子，这是缩减碳排放，缓解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且实现其他预期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大量的抗议，有的来自石油和化工企业的利益团体，有的是出于卡车，出租车以及普通私家车司机并不想多出钱的考量，碳税这种从理论分析看来最优的政策多年以来却从来不是政策首选。而要征收碳税也是一个复杂的战略工程，它要求将愿意支持这项政策的团体组织联合起来。弄清楚了如何照顾到反对者的声音，与此同时又说服了那些中间声音加入支持的队伍之后，关于如何组织这样的一个同盟，如何传达胜利的信息，以及如何在州或者联邦的层面管理政治都将变成必要的实施战略的一部分。

而完全可能的情况是，对策略实施的分析而不是对潜在政策的分析将会告诉你这项目标是完全达不到的。缺少了外部的考量，往往意味着改变了政策的适用范围，重新考量其目标，或者更近一步，完全决定了你追求的就是错误的目标。因此，那些旨在培养变革者而不是政策分析师的公共政策教育

也因此会变的与众不同。这种培养模式也会继续教授政策分析的技能，但是后者将仅仅是嵌入到更广阔的技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第一组技能将会涉及到对问题的定义。一位变革者需要向甲方询问在他们看来的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需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效的缩小范围，定义问题，以便之后可以合理的解决。有时候，改革者会从中意的解决方案入手，而不是先去定义正确的问题。举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学生在印度一家致力于减少碳排放而推动电动车使用的NGO做暑期工作。但是事实却证明，由于印度的电力仰仗的是以煤炭为基础的火力发电，所以如果这个国家转向了电动车的话，意味着更多的碳排放。所以他们小组所致力于的正是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正如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三位教授所认为的，重要的事情是从一个在其他人看来是问题的具体问题入手。而这意味着其实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已经存在着一个提供支持的群体，而这完全可以被当做是统战有不同利益需求的人的起点。

第二组技能涉及到解决方案的开发。这也是传统的政策分析方法发挥作用的地方。像生成数据，提出理论，并给出合理的结果选择策略这些步骤是重要的，通过这些步骤，政策制定者就能够解决他们在第一步里面设定好的问题。而这正式一些来自诸如快速原型设计和调试这些产品设计的理念与之相关的部分。

第三组，而且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组技能是关于应用的。这组技能是以对甲方的分析开始的，这些分析会把一个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参与者归类到两种情况之一，要么就是解决方案的支持者，要么就是希望维持现状的反对者。而通过对不同的甲方的权力和利益的分析，政策分析师就可以开始建立支持者的联盟以及思考扩大同盟以及转变反对者的策略，或者干脆进行改革，这需要的思考是应该从哪里获得资源，以及如何将目标传达给甲方受众。

这三个阶段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相反，应该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一个失败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将问题带入到非最优但是更可行的境地之中，这可能会迫使政策分析师重新对问题进行定义。而一个适当的甲方分析应该反馈给开发的方案。它可能会告诉你选择A虽然可以产生最佳结果，但是由于选项无法落地，必须转而应用选项B或者C。这种政策问题解决的所以来的框架不像学习火箭的原理那样艰深，相反，它是一种常识。甲方分析是每一位成功的政治学者从一开始就着手的东西，而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聚集有共识的人以及削弱挑战者的方式来产生足够的权力。优秀的政治学者不会将所谓的结构化的方法论运用到这些任务中。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充分了解当时所在地的背景知识，而且越详细越好，而这正式现在的公共政策教育所严重缺乏的。这将会是之后播客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