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争议不决之事，随《规划》出台而尘埃落定。
（1）金融科技，算什么？
面对经济下行、金融防风险的复杂局势，新金融一度出现污名化迹象，连带金融科技赋能也受质疑，给从业机构带来不确定性和压力。
《规划》明确提出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给金融机构的科技转型吃了定心丸，也给金融科技企业的科技输出吃了定心丸，有助于引导全行业集中精力发展金融科技，降本提质。
（2）金融科技融于金融，金融科技能否独立于金融？
《规划》开篇就给出金融科技的定义：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该定义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6年提出，目前已成为全球共识），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
关于金融科技的定义很多
（表明仍存争议）
，《规划》选择了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界定，并强调该定义“目前已成为全球共识”，为业内尚存的争议——金融科技，是金融还是科技——下了定论：即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创新，由技术驱动，却不等于技术。既然是金融创新，必然要受金融监管。
这些年，随着互金巨头转型金融科技公司，策略重点从金融产品转向科技输出。银行业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把科技输出职能独立出来；大的互金巨头，也在刻意区分业务板块和科技板块。科技赋能于金融，也隐隐有了科技独立于金融之意。
央行对金融科技定义的选择和强调，等于向市场重申：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创新，在监管射程之内。
（3）开放银行，目的还是工具？
2018年以来，开放银行成为行业热词，个别银行通过开放银行模式获得业务层面的成功，引发行业效仿。《规划》中并未出现“开放银行”一词，只是在“（九）拓宽金融服务渠道”小节中，鼓励银行业：
“借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将金融业务整合解构和模块封装，支持合作方在不同应用场景中自行组合与应用，借助各行业优质渠道资源打造新型商业范式，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开放API和SDK，是国内开放银行实践的典型模式。这段话，其实在讲开放银行，不过也只是将其视作“拓宽金融服务渠道”的新模式而已，是一种工具定位。
实践中，很多银行却只是盲目跟风，为开放而开放，错把工具当目的。
正如佛家经典所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别人指月给你看，你却错把手指当月亮，盯着手指看，既误解了月亮，更误解了手指。
所以，开放只是手段和表象，归根结底，银行转型要回归到经营提升上来。
（4）条码支付互联互通，中小支付机构迎新机遇
支付APP林立，每家一个二维码，消费者深受不能互认互扫之苦。比如明明云闪付有支付立减活动，偏偏煎饼摊只接受支付宝和微信。其实，断直连启动后，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在技术端变得可行，市场中就不断有人提出相关动议，只是在顶层设计层面缺乏统一规划。
《规划》在“（十四）加大科技赋能支付服务力度”小节明确提出：
“推动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研究制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统一条码支付编码规则、构建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体系，打通条码支付服务壁垒，实现不同APP和商户条码标识互认互扫。”
考虑到这是三年规划，意味着
2021年之前，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或将落地。
条码支付互联互通之后，中小支付机构不必再受场景不足之苦，拓客有了底气；消费者也不必被强势支付工具捆绑，无论选择哪个支付工具，都不必担心场景方不受理。
当消费者有了实质性的选择自主权，届时，提现收费、信用卡还款收费，便会从留住用户的手段变成驱离用户的工具，支付免费时代，或将重新开启。
政策解读，就靠琢磨。有些话没明说，但字里行间，似乎能隐隐摸到一些信号。当然，是不是瞎琢磨，就见仁见智了。
（1）BigTech（巨头型金融科技集团），要限制，也要扶持
在近期曝光的一次讲话中，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谈到：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赢者通吃”、“市场扭曲”、“金融危机”，这几个词很快点燃市场情绪，BigTech
（巨头型金融科技集团）
成为市场热词。
借助金控监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市场猜测，监管可能会对BigTech采取一篮子监管措施，以纠正“赢者通吃”和“市场扭曲”。不过，《规划》又释放了另外一种信号。
在“发展目标”中，《规划》提出
“使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并强调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市场主体”。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市场主体，给足时间，四大行或可担此重任；但《规划》给定时间是2021年，距今不足两年半，靠四大行转型显然来不及，靠谁呢？只能是当前的金融科技巨头。
为实现《规划》目标，BigTech赢者通吃的畸形格局要纠正，金融科技巨头的创新发展也要扶持。
（2）助贷，或迎来宽松监管环境
2017年以来，助贷连接资金方和场景方
（流量方）
，助力资金和流量双向跨界融合，催生了消费金融大风口。但助贷的发展，也催生了一些乱象：
如个别城商行，在属地化经营原则下，只能做本地的业务，借助助贷，变相经营全国的业务；
如个别现金贷平台，没有放贷资质，借助助贷引入银行资金，变相做了放贷业务；
如一些大数据服务公司，没有征信牌照，却以助贷的名义做着征信的事情；
更有甚者，一些银行把核心风控外包，甘心蜕化成资金管道；
……
助贷，以分工细化之名，让监管套利变得更容易。此外，助贷的发展，模糊了金融边界，给基于牌照的金融监管带来挑战。如当一家家互联网非持牌机构，以助贷的方式，成为一家家中小银行最核心的客户、风控和科技供应商时，不持牌却胜似持牌，此时基于牌照的监管模式将不再奏效。
所以，监管对于助贷，一直保持警惕。先是在2017年底的现金贷新规中明确了助贷的业务边界
（不准碰核心风控）
，后又在2018年流传于网络的联合贷款征求意见稿中，果决地限制助贷的地理边界
（不许跨区域经营）
。
不过，助贷是新形势下金融产业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现，也是现阶段金融科技输出的主要载体。限制助贷，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小金融机构的转型动力。
中小金融机构，缺科技，更缺流量，既要科技，更要流量。金融机构致力于零售转型和科技转型，但任何组织都有历史惯性，换个角度就是组织惰性，转型就是要打破这种惰性，让新模式动起来。靠什么打破呢？不是口号，不是鸡血，而是业绩。
要助力金融机构转型，需在输出科技的同时输送低成本、高质量的用户，助力金融机构实现初始的业绩增长。以此为推动力，打破金融机构惯性，新模式才能动起来。运动的东西自带惯性，科技转型慢慢就上轨道了。所以，成功的科技赋能机构，既输出科技，也输出流量。
在这个意义上，助贷与金融科技输出难以简单分离，从推动金融机构转型角度考虑，需对助贷模式及其负面影响有更大宽容度。
（3）监管沙盒，或将于近期推出
监管沙盒，由监管和市场机构共同营造可控环境，为新技术落地实践提供实践、试错的机会，在国际上已属成熟的实践探索。相比传统监管手段，监管沙盒模式能够较好地实现创新与风控的平衡，体现了监管对科技创新的呵护。
前些年，国内新金融创新过于活跃，乱象不断，监管重点放在集中整治上。现阶段，除P2P整治还留有尾巴
（备案尚未落地）
，其他领域均已步入常态化监管新阶段，此时，创新与发展被提上日程，《规划》的出台恰逢其时。
《规划》明确了科技创新的边界和发力方向，提出了16字原则，即“守正创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开放共赢”，尊重科技发展的开放性，引导创新资源重点发力普惠民生领域。而对“安全可控”原则的强调，或许标志着监管沙盒试点将在国内开启。
《规划》在“（十八）做好新技术金融应用风险防范”小节中谈到：
“综合实际业务场景、交易规模等深入研判新技术的适用性、安全性和供应链稳定性，科学选择应用相对成熟可控、稳定高效的技术。充分评估新技术与业务融合的潜在风险，建立健全试错容错机制，完善风险拨备资金、保险计划、应急处置等风险补偿措施，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开展新技术试点验证，做好用户反馈与舆情信息收集，不断提升金融产品安全与质量水平。”
就这段话而言，某种程度上就是再谈沙盒监管机制。中国版监管沙盒机制，已在不远处。
（4）鼓励大行发力超级APP
在“（十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小节中，《规划》提到：
“探索轻型化金融服务模式，打造对内聚合产品与服务、对外连接合作机构与客户的综合性金融与民生服务平台，发挥客户集聚效应，降低金融服务边际成本，提升金融服务与社会公共服务效率。”
这段话，本质上在讲超级APP——定位于生活服务平台的超级APP。金融科技巨头已经搭建了超级APP，如支付宝、云闪付、苏宁金融等，都已是典型的生活服务平台，支付宝更是早在2015年就确定了生活平台定位，走上开放连接的生活场景拓展之路。
反观银行业，招商银行在拓展生活场景方面走在前列，但相比金融科技巨头，仍有差距；其他银行，包括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行在内，其超级APP转型之路仍难言成功。
现在《规划》鼓励银行发力超级APP，问题是，生活服务平台也有入口效应。用户不需要太多入口，往往是先入为主，所以搭建入口是典型的“一步慢、步步慢”。银行发力超级APP，已然一步慢，接下来会不会步步慢呢？前景不太乐观。
（5）企业版数字货币，依旧无望
金融科技领域，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是大热门，Libra白皮书的发布、沃尔玛数字货币专利的披露，更是把互联网巨头发行数字货币推上舆论风口。
不过，无论是区块链还是数字货币，《规划》都只字未提，只是在“（八）健全网络身份认证体系”小节中隐约谈到区块链技术：
“综合运用数字签名技术、共识机制等手段，强化金融交易报文规范管理，保障金融交易过程的可追溯和不可抵赖，提升金融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保密性和完整性。积极探索新兴技术在优化金融交易可信环境方面的应用，稳妥推进分布式账本等技术验证试点和研发运用”。
这表明，未来三年里
（2019-2021）
，监管仍鼓励金融机构自行探索区块链技术的落地应用，却也并非政策重点
（或许与区块链技术自身成熟度有关）
。至于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已是“呼之欲出”，市场机构自行探索发币，仍看不到解禁迹象。
其实，ICO新规后，除了央行数字货币，国内市场一直对加密数字货币持高压态势。不过，类似Libra和沃尔玛币这样的稳定币，没有投机属性，借助巨头自身的影响力，在跨境支付层面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成果初显，但仍前路漫漫。而国外互联网巨头发力数字货币，又给人民币国际化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此背景下，国内数字货币探索策略其实可尝试进行调整，官方层面由央行加速推动法币数字化，市场层面，未尝不能放开企业进行可控的数字货币试点。
作为顶层设计，《规划》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夯实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规划》提及二十七项重点工作，不少工作着墨点都是基础夯实。这里不面面俱到，只关注两点。
（1）打破数据孤岛，突破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制约
小微金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也是当前金融行业重点发力方向。在全行业努力下，取得了明显进步。如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普惠小微贷款新增 1.2 万亿元，同比多增 6478亿元；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6.82%，较 2018 年全年平均水平下降 0.58 个百分点。
但症状缓解不等于治本除根，要除根，仍要从数据着手。
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风控；风控之难，难在数据。我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只有3年，跨过这个坎，有望晋身大中型企业；迈不过去，就死掉了。对银行来讲，面对平均只能活3年的群体，风险管理就很难办——在3年时间里经历生老病死，企业经营状况半年一小变、一年一大变，很可能申请贷款时一切正常，贷款刚发放，企业就由盛转衰、行将就木了。
所以，做小微金融，贷前调查很重要，贷后管理更关键——要实时追踪企业经营状况，对于潜在风险早发现、早应对。但贷前调查就已不易，实时监测更是难上加难。淘宝、苏宁等平台企业，对线上商户可实时监测，包括银行在内的大多数金融机构没这便利条件，若靠客户经理实时盯防，人力成本太高，在商业上不可行。
破局之策，就是要发掘实时数据，随小微企业经营状况实时调整信贷策略，才能深入小微金融又不被高风险所伤。小微企业经营数据，除了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户计，太分散）
、平台企业手里
（局限于零售环节）
、SaaS服务商手里
（局限于特定行业或特定环节）
，还有一个待发掘宝矿，就是散落在政务部门手里的数据——税务、工商、行政处罚；医保、社保、环保；水表、电表、海关报表等。
所以，打破数据孤岛，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啃下这块硬骨头，是打开小微融资市场空间的关键，也必将成为未来几年内的政策重点。一如《规划》中提出的，
“在切实保障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与敏感数据前提下，强化金融与新法
（疑为刑罚，即行政处罚数据，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