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人物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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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知识
近世人物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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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误国，甚于小人
高阳先生以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驭、应变、私生活、机遇等为标尺，为清朝皇帝打分。光绪排名第六，位列中等。其失分项，主要是体格、应变与机遇。应变一节，我觉得光绪不算差，该评为“中”而非“下”。譬如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准备逃亡，光绪则道：“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也。”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随后换上朝服，准备自赴使馆，慈禧不允，强令同行。结合此前光绪对义和团及民气的判断，可知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大政治事故之后，他从躁进转向沉稳，已经政治成熟，不仅能明辨时势，还能开出药方，并不缺乏应变之才。
再说机遇，按高阳定义，指“国运及个人得位之机会”。这两点，于光绪而言，都有些不由自主。他被立为皇帝，年仅四岁，不但自己不能作主，就连其父醇亲王奕譞，听说儿子将入承大统，震惊之下，痛哭失声，以至昏厥。至于国运，虽说与当国者相关，不过光绪执政，备受掣肘，大清王朝步入末世，他需承担的责任不该超过三成；况且他处身的时代，正值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势所趋，无人可逆，纵使借他康熙之才、雍正之术，怕也难挽狂澜于既倒。
有待论析的是体格。在清朝，做皇帝是苦差事，强势如雍正，都会感慨“为君难”。康熙晚年曾公开诉苦，他自八岁继位，现在年近七旬，数十年来“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故而对皇帝而言，首要具备一副好身体，其体格往往关乎国运。倘若身虚体弱，五劳七伤，哪有足够的精力和心血料理国事呢，还谈什么励精图治、日理万机？更麻烦的是，身体亏空到一定地步，则将殃及生育能力。清朝的皇帝，从咸丰开始，子嗣锐减，至同治、光绪，连一儿半女都没有留下，谁来继承皇位，遂成难题与祸端。要言之，清朝国运之衰微，与皇帝身体之衰微，几乎同时发生，两者之间不能说毫无关系。
话说清朝皇帝之选拔，一向兼顾身体因素。其主旨是立贤，从未奉行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以从顺治到宣统，金銮殿上，并无几人是长子；恰因贯彻了立贤的准则，清朝皇帝的能力与政绩，堪称两千年皇权社会之最。说起立贤，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一条，便是体格。当年顺治病危，考虑接班人，他本属意皇二子福全，其母孝庄皇太后偏爱皇三子玄烨，双方相持不下，咨询经常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建议立玄烨，理由是此子体格好，而且已经出痘
（天花）
，今生便可豁免于这一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治的恐怖疾病。于是玄烨继位，年号康熙。
同治十九岁而崩，膝下尚无儿女。去世当天，朝廷议立嗣君，按规矩，同治是载字辈，他的继承人该是溥字辈，有人提议道光皇帝的曾孙，有人提议恭亲王奕訢的儿子，可惜这些人选，都不中慈禧心意。因为倘由溥字辈继位，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与皇帝相隔两代，再无垂帘听政之可能，必须退隐寂寞的深宫，以其年富力强，权力欲之盛，如何能够甘心呢？是以她抛开祖制，力排众议：“文宗（咸丰皇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
（《翁同龢日记》）
进而宣布奕譞长子载湉继统，是为光绪。由这一节故事可知，光绪被立为皇帝，并未考虑身体因素，然而，沉重的帝位之于其孱弱的肉身，实属不可承受之重，最终不仅压垮了这个人，还摧毁了这个王朝。
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
后来慈禧向大臣回忆光绪入宫之时的情形：“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
（瞿鸿禨《圣德纪略》）
这番记载，不无为慈禧辩白、宣扬其慈爱之嫌，不过光绪幼年体弱，气血不足，则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自小便怕打雷，一遇雷鸣，往往要钻入他人怀中，以求保护。这固然不能直接推论其胆小如豆，却不妨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光绪的保护人，一是他的伯母兼姨妈慈禧，二是他的老师翁同龢，慈禧虽是女性，于他却如严父，翁同龢虽是男性，于他却如慈母，甚至一度是他最亲近的人，超过其亲生父母
（光绪五岁，翁同龢便开始教他读书，师生之情长达二十载）
。然而这二人，一个压抑了他的性格，一个限制了他的格局，一个养他而废他，一个教他而误他，最终都成为了他的敌人。
慈禧对光绪的抚养，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如慈禧所云：“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另一方面，鉴于对同治的教育失之于宽，对光绪的教育遂趋向于严，慈禧曾下旨，要求服饰光绪的太监必须是老成质朴之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加之慈禧的性情，强梁而严酷，在其威势之下，光绪的成长，鲜有自由与快乐可言，如慈禧喜欢听戏，光绪怕吵，却不得不常常陪侍在侧，锣鼓喧天，于他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妨断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宫廷生活，养成了光绪虚弱的身体与更加虚弱的性情。
翁同龢对光绪的耽误则更深。作为讲究“圣贤义理之学”的士大夫，一来隔膜于实务，二来隔膜于时势，他所教出的学生，大抵是他的克隆品：光绪的空疏与偏执，正与其师一脉相承。以他的才具，置于政坛，只适合担任翰苑之臣，然而凭借光绪的信任，先后掌户部，入军机，“隐持政权”，俨然一国宰相，这不仅使他左支右绌，疲于奔命，于朝政更是得不偿失。甲午战争，他一味主战，误导光绪——光绪也是激烈的主战派，这正基于翁同龢的教育——终使国家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更要命的是，以他为首领，集结了一帮激进派文士，后世称之为帝党，即光绪一党，其动机无可非议，却滋生一大恶果：有帝党，则有后党，针锋相对，暗斗明争，导致光绪与慈禧之间的裂痕日渐深化，不可弥补，等到戊戌变法，刀兵相向，两败俱伤。
这里且说戊戌变法。今人的反思与批判，大都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认为他们“卤莽灭裂，轻易猖狂”，毫无行政经验，不知统一战线，以革命的方法搞改革，空洞的政策与强硬的态度，硬生生把改革推向了死地。不过，我们显然忘记了一点政治常识：皇权专制之下，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的臣子，而非相反。哪怕说康有为们投机，那也取决于光绪的口味。所以说，康有为们的躁进，正折射了光绪的躁进，康有为们的偏执，正折射了光绪的偏执，康有为们的不切实际，正折射了光绪的不切实际。变法失败，光绪的责任并不亚于康有为们，批判后者而遗漏前者，甚至指责后者蛊惑、误导了前者，则落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窠臼，对双方都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