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产的生活方式：成功地实现自我
现在应该仔细审视一下晚现代独异化的生活方式了，看看它（如前所述）在新知识中产阶层的纯净模式是什么样的。观察日常生活是最容易做到这一点的，因为生活方式是由生活实践构成的：饮食和营养的作用，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和行为举止的方式，还有居住地、居所和居家环境的重要性，旅行和国外生活的意义，最后还有教育孩子的方式以及学校和教育的权重。在本章的第三节中，我将详述生活方式的这些“砖石”，不过我们还要花些笔墨，先回答一个问题：新中产生活方式的抽象逻辑是什么？
浪漫主义与市民性：新共生体
要理解独异化生活方式的原则，必须将之置入西方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和主体形式两百年的历史之中，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两种原本彼此对立的文化模式，在新中产那里结成了一体：浪漫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市民的生活方式。应该从文化史角度看看工业化现代扁平中产社会之前的情形：早期市民化现代。
有一种现代文化传统极大地影响了独异化生活方式，这一点强调多少次都不过分。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种文化传统都是被边缘化的，只有亚文化的地位。它就是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强调主体的个人性，认为它必须得以发扬和实现。以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的模式为出发点，浪漫主义运动致力于世界的全面文化化和独异化。浪漫派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抛弃那种纯粹工具性的、没有感情的目的理性世界观，而把客体、主体、地点、事件和集体都加以审美化、叙事化、伦理化及乐趣化，以求从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这一文化化过程与去标准化同步进行：独特的个人、独特的物（手工艺品、艺术品）、独特的地方、独特的事件是他们要寻找的目标。只有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真”和“创造性”才能成为核心价值，一件客体才显得独异，一个人才显得“真”，才能成为创作的对象。
历史上1800年前后的浪漫主义运动，标志着艺术-审美领域一系列反向文化的起点，涵盖了19世纪“放荡不羁的文化人”、1900年前后的生活改革运动和先锋运动，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这些都是近两百年来对抗西方主流的亚文化，影响并不大。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暂且可以将它放在1968运动这个标签下去理解，加州生活方式是它影响力最大的一面——是历史的转折点。教育的普及使有批判意识的民众（即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能够赞同反文化运动的许多理念，才能发生价值观转型的“无声革命”，使价值观从注重义务和适应社会、注重社会地位，转向了后物质主义的“实现自我”。1968年后发生了后浪漫主义“本真革命”，这个自然也会要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现相应的机制和体制——第二、第三章已详细分析过——即独异性经济的兴起，及其劳动和消费方式。二者基于“实现自我”的需求，并不断推动着这种需求。本真革命同时也催生了一种新的心理倾向和教育理念，其基础是“自我成长”（self growth）和“人才潜力”（human potentials）的“积极心理”。最后，它还使左倾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有了新的突破，这些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促进个人发扬个性的权利。妇女解放运动是这一政治改革最成功的领域，同时，它也致力于保障少年儿童权益和同性恋者权益。
后浪漫主义对实现自我、“真”和创造力抱有一种情结，但这并不是塑造知识分子阶层独异化生活方式的唯一力量。把晚现代主体仅仅看作现代化了的浪漫派，或现代化的分子，岂不是太奇怪了？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与市民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与浪漫主义的对立面联系在一起。自18世纪末起，市民阶级与市民性为历史上第一种真正现代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并要求成为主流。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是保持社会地位，因而要求人们在社会地位问题上不断经营。市民为取得社会地位要投入数代人，教育是其支柱之一。市民性的绝大部分特征来自他们的职业道德，即一种自觉负责、注重成效的道德，以及一种注重利益的商人姿态，知道如何巧妙处理复杂的市场状况。独立自主的自我是市民性追求的理想，这种自我表现为一种客观的主见，以及在面对世界和文化时，一种深谙其道的姿态。
在扁平的中产社会，市民文化在历史上成了次要的（尽管——可能也正因为——那时小市民文化在很多方面起着决定作用），然而它的一些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兴起了。那并不是“市民价值观”表面上的“复兴”，而是在更加抽象的层面上对市民文化模式的体制化推崇。于是，商业精神、独立自主的市场行为和自觉负责的品质这些准则，在后工业文化资本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中得到了加强，原有的市民理念被重新提出。后工业社会，教育历程和教育机构对个人的成功有重要作用，因此市民阶层通过教育投入来提高社会地位的传统也经历了新生。最后，文化对于晚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也与市民阶层面对世间万物时那种既有主见又很内行的文化态度有关（尽管不再与高雅的市民文化直接相关）。
上面说过，市民性和浪漫主义在长达近200年的时间里是相互对立的，晚现代的新知识中产却将对立的双方融合成了一种不寻常的共生物。如果我们回到1968年晚现代的起点，可以看到那时文化革命正在对抗扁平中产社会的因循守旧之风，反文化运动必然将对手看作异化和压抑。之后，“实现自我”这一吸引人的事业成了新主流阶层的核心精神。将生活的“真”变成长期的生活方式，当然需要很强的处事能力，来恰当、灵巧地与后工业化社会相处。这些能力中的大部分，是新中产从市民阶层的理念和知识中学来的，学习了他们处理市场情况的能力，以及他们对工作、教育和文化产品的独到认识。市民阶层对社会地位的看重，就这样与浪漫主义的实现自我结合到了一起。知识阶层在浪漫主义和市民性之间创造了一个两面性的公式：成功地实现自我。
实现自我与日常生活的赋值
晚现代新中产阶层中的主体，其生活方式是由实现自我的理想决定的，而且要尽可能在所有日常活动中实现自我。这并不是一种要与现代社会唱反调的“实现自我”；它应该作为一种社会成功得到承认，并且这些就要发生在这个世界之中。于是生活方式就追随着一种矛盾的模式：成功地实现自我。市民时代的主体以社会地位和成就为目标，经常为了义务和习俗压抑自己真正的愿望；浪漫主义的主体虽然有实验精神，其代价却是被社会边缘化。而晚现代主体两个都要：他要发扬自我，还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社会上获得成功。
实现自我变成了一种多义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用。我想先提醒一点，“自我”这个词，是浪漫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的奇妙发明，它本来就是为了将“自己”所有的、号称“内心最深处的”，然而总是很特别的愿望和想法付诸实施，将它们用文字和作品表达出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被科学化了，成了“实现自我”（self-realization, self-actualization）和“自我成长”（self growth）。这样，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就产生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一种是目的理性或曰正常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首要的是追求目标，以满足基本需求或符合物质利益，或者符合外在的社会规范。另一种实现自我的世界观认为应该为了自己去体验和经历（比如创意工作、爱、宗教、自然、艺术等）。实现自我的主体不是“想要”什么或想“显得”怎么样，而是要“存在”于自己的活动中，存在于各个瞬间，最理想的情况是达到“巅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马斯洛语）。
实现自我这种心理，在心理活动、教育咨询和婚恋咨询以及教育理念方面都得以普及，确实为晚现代主体文化的根本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说得尖锐一些，实现自我这种思想，是1968运动以后晚现代文化及晚现代新中产文化财产“沉淀下来的精华”。主体认为自己本来就有能力、有权利实现自我；他认为自己有很多潜能，觉得在某种道义上有权按照自己的特点去发扬自我。这种权利意识与高度的自我价值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晚现代主体赋予自己作为个人的价值，所以自由地发扬自我是合理的，无可置疑的，也就是说显得是理所当然的。
个人想要实现自我，有两种社会途径。其中一条，20世纪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已经走过了，另一条则是新中产在走的。反文化运动中“出世”的实现自我，陷于亚文化的夹缝地位，它以反对大众社会的“体制”及异化的“小市民”作风为目标；同时，“自我”经常被当作各种“自我发现”的对象，主体要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真实的、本来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世”的实现自我是双重意义上的“内心之旅”。20世纪80年代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入世”的实现自我，它与前一种完全不同：对体验和感受的寻求不再屈居于亚文化地位，而是建立在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体验选择之上。毫无疑问，这种“自我”并不退回自己的内心，也不反对世界，而是通过与世界的交往来实现的：我之所以是我，以及我确实想要的，都体现在我的日常活动中，体现在我自愿尝试并喜欢或热爱的事情中。这种“入世”的实现自我必须具备一个前提：世界就是为这种人生态度而设的。的确，晚现代提供了来自全球的（包括数字的）琳琅满目的独异品，有瑜伽疗法、特色食品、创意劳动、脸书和声乐课，还有自由主义的教育风格以及解放的性关系，它就这样迎合并加强着主体“实现自我”的追求。这是个适宜的生态环境。
晚现代“入世”地实现自我同时是一种以自我为导向的世界观。它与日常生活的文化化和世界的独异化紧密相连。是什么让晚现代生活方式具有了独异性呢？回答是：文化化与独异化不仅是文化资本主义和数字媒体的宏观体制进程，还包括新中产主体在微观层面上不断进行的文化化和独异化活动，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实现自我。在文化化进程中，人们努力安排日常生活，让它不再是那种出于工具性原因或只是为了墨守社会成规而进行的活动，而是出于内在价值才显得值得追求。这样的活动能带给人情感上的满足，带给人体验和感受。这是对日常活动的赋值和文化化。其形式可以是审美化，也可以是伦理化或乐趣化，其实现过程可以是将日常活动变成叙事，或让它成为创造性设计的对象。特别要提出的是生活的审美化，在此过程中，日常物品和日常活动都成了愉悦感官的对象——包括设计、文化活动，还有教育孩子。生活的伦理化也是新中产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这是指有意识地遵照一些伦理准则去安排日常活动——比如在饮食文化方面，人们强调健康，强调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又比如政治态度上的伦理（全球主义、积极主义等）。
追求实现自我的主体，努力将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多的内容进行文化化，将之变成强意义上的“宝贵”之物：工作不应该只为稻粱谋，而应该具有内动力，要有意义和乐趣；恋爱结婚不只是为了尽社会义务，而是要以此来进一步发展个人，共同打造令人满意的业余生活，获得“全新体验”（比如育儿）；吃饭不只是求饱，而是要吃得“正确”，吃得“健康”；为了看到并体验到不一般的东西，就不要参加“大众旅游”，而是要“旅行”；等等。全部日常生活就这样被贯彻了文化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模式，就是把生活当成文化，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成了文化，也就是说都带上了内在价值。日常生活的这一文化化同时也是独异化行为：人们寻求独特的东西，或自己将某种事物架构成独异的，这就是说给它高度的自复杂性。对象可以是工作，也可以是婚恋、饮食或旅行。饮食在口味上的厚度、旅行地的多面性、天赋异禀的孩子、美化的居室——到处都要独特、有趣、多面、与众不同。
日常世界的独异化与赋值，是一项将生活“本真化”的事业。晚现代主体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普遍追求“真”的体验。简言之，就是要这样：好的就必须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是好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一样，“真”这一价值也出自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指向浪漫主义对“真实”的要求，而不真的就被看作不实的、人造的、口头的，也指商业的或常规的。某事物如果被认可为独异的，有可理解、可感觉的自复杂性，就会被当作真来体验，或被认为是真的：当食物不是大众食品，而是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地方传统或族群传统时；当人们旅游时不走大众路线，而是“不一样”地旅行时；等等。
从这里能看出，通过日常生活的文化化与独异化，晚现代主体在对自己进行文化化和独异化。他把自己打造成宝贵的。说他就是直接在追求与众不同，想显得独特，未免太简单了。毋宁说，追求实现自我的主体想用一些事情充满自己的生活，在那些事情中，客体、地点、事件、集体或其他的主体都能给人独特的体验，它们的独异性会得到赞美和欣赏。独异的主体就是以这种独异的方式体验世界的“结果”。主体对各种日常活动进行独特的“编曲”，想要以此显示出自己的独特和价值：通过我的太极拳和我的好友（他们作为个人和集体都是独特的），通过我对法国电影的兴趣和我对拉美的热爱，通过我与恋人的恋情（他与我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通过我作为作家和讲师的工作，我自己就变得“内涵丰富”了，我会获得自复杂性，也就会变得独异于人。这就是晚现代主体“编曲”式的独异性，会赋予他价值：“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晚现代知识阶层的主体满怀雄心壮志。亚伯拉罕·马斯洛称“实现自我”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给它在心理需求的金字塔中留下了一席之地。马斯洛认为，主体首先寻求安全、地位和物质，但总有一天他们不再满足于此，于是他们会想要“更高”的非物质价值，特别是“实现自我”。就算人们不会按照马斯洛那偏机械的需求层级走，但有一点是正确的：独异化生活方式以及实现“真”自我的动机，意味着价值的转型，即从生活水准转向生活质量，转向“美好生活”。新中产的独异化生活方式就是为了让生活有质量，使日常不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是要尽可能方方面面都美好，都有价值、“真”、令人满足。
策展式生活
以新中产为代表的晚现代主体，在面对世界和生活时有一种策展人的态度——他过着一种被策划的生活。策展人原来是艺术界的一种主体，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艺术界成了领军主体。策展人并不是凭空发明什么，他只是巧妙地组合。他挑选出可用的艺术品或一些传统习俗，将物品做成展品，将看似不相干的东西用饱含知识又令人信服的理念结合起来。策划“本质上是一种将物品组合起来的行为”。现在，策划这种行为可以完整挪用于晚现代的生活方式。
现代美学运动中，有一条著名的号召，要求人们将生活变成艺术品，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要像艺术家一样。观察晚现代的生活方式，更准确的诊断是，主体没有成为艺术家，而是成了自己生活的策展人。古典的天才美学理念认为，艺术家应该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将自己表达出来；作品就像一种“创世”活动，被艺术家主体凭空（ex nihilo）创造出来。而晚现代主体却并不是“从零开始”，他身边是由已经存在的活动和客体组成的超文化网络，规模庞大又杂乱不均：从气功到古巴旅游，从写作到装饰派艺术，从纯素食主义到“女强人”或母爱的性别符号，文化中已经有了一切。这就是策展人所面临的情况：对他来说，艺术品、日用品、理论、照片等也都有了，他永远不会制造全新的东西。他的艺术就在于巧妙地选择和取用，创造性地转化和铺垫，将互不相干的东西做成一个靠谱的整体，同时还要有其统一性。
策展人姿态，是晚现代生活方式的标记。新中产主体一次性或长期策划并展出的东西，既可以是单项活动——一顿饭、一次旅行、居室，甚至婚恋，也可以是整个生活。他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在所有流传、存在的文化性活动和客体的基础上，将其中一些组合到一起，使自己的生活显得“美好”、有质量、吸引人。在对生活的“策展”中，探索与常规化并肩而行。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探索的态度，因为人们必须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才能找出能打动自己、适合自己的。紧接着，挑选出来的东西可以长期保留，并将之转化成生活中一种日常风格（不过有时可能终会被丢弃）。这样，被策划展出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模块的组合，是生活层面上的独异品多元性：组合在一起的活动、物品、其他的人，对主体而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异质协作，其中的单个元素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意义。贯穿一切的策展活动，让人能清楚地看出是什么让独异化生活方式变成了有创意的生活方式。创造性不仅是晚现代主体认为自己具有的一种价值。其实，主体所拥有的创意机会，以及“必须创意”的强制，已经整个地贯穿了他的生活方式。创造性在此专指晚现代文化中所说的“改造”已有之物（晚现代文化中数量泛滥的活动和客体）。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前所未有”，而只是相对的“新”。
策展这种贯穿性的活动，取代并吸收了另一种贯穿性活动——消费。主体作为消费者，面前的客体在竞相争夺他的喜爱，主体处于选择者的地位上；在晚现代，这种选择明显不再遵循目的理性的标准，而是（甚至首先）遵循文化性标准：禅宗还是德国新教？面条还是寿司？歌剧还是嘻哈音乐？素质教育高中还是蒙特梭利学校？苹果还是盖乐世？弗里德里希城市公寓还是克罗伊茨贝格（作为居住地）？晚现代供人消费的文化客体和活动，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外来要求或标准强制；它们都是可以有的，原则上都获得了同等的认可，也都是可以获取的。
在消费的概念范围内还不能完全理解新中产的创意生活方式，因为还缺少重要的一点。主体以策展的方式创意生活，他在面对文化客体的时候，不再单纯是一种选择关系，在简单的消费-选择及消耗关系之外，主体还多出了一种倾向，就是把单个的客体加以改造，并与其他客体结合起来。这种倾向可能本身带有文化性劳动或自愿劳动的特征，因为整个策展式的生活就是主体个人价值的来源：我觉得自己有价值，与众不同，因为我能在生活中体验真实-特别之物的多样性，并从中巧妙地为自己组合些什么。在独异化的生活方式中，单纯的消费基本上已经被看作无益的活动而受到轻视，策展式的生活则能一箭双雕：激进的消费主义，同时根本上又是反消费主义的。确实，虽然新中产生活几乎全部的组成部分基于一种消费主义态度，就是说为了实现自我而要在可选之物之间进行选择，新中产的自我意识却是明确质疑消费主义的。人们声称自己反对“纯粹的消费理念”，也反对卑鄙的商业，还经常轻蔑地把这些跟“俗气”的消费主体放在一起说，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这样的消费主体就是在社会下层产生的。这背后，就是简单的消费选择与复杂的策展倾向之间的差异，是被动消费与主动实践的差异。这种文化积极主义根本上对新中产创意性主体具有核心意义。不论事关运动还是旅行，地方文化活动还是餐馆，知识中产的生活方式是高度主动积极的。
作为资源的文化与文化世界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新中产独异化的生活方式，将整个的世界文化——不论它们来自哪里、哪个时代或哪种社会——都作为实现自我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不再像传统的文化主义理念认为的那样，是在自己的社会群体中再生产出来的，而是转变成了一种资源，一片异彩纷呈的备选物的田野。在这种超文化中，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文化，就是说成为一种含有审美、伦理、叙事-符号、乐趣或创意-设计潜质的客体或活动。这种超文化的各个元素在全球范围内跨时代流转，因而它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其中的客体和活动一方面种类繁多又各有特色，另一方面又由于人们认可它们的差异，所以它们处于同一起点上。换句话说，超文化没有事先定好的偏好，而只提供选择。文化元素在法理上的这种平等，意味着传统上文化价值的边界已经消失，特别是当代（现代）文化和历史文化的边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边界，以及自有文化及外来文化的边界。
在“文化即资源”这个模式里，不论是当代客体还是历史客体，人们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取用，以至于晚现代出现了明显的历史回潮，大大拓宽了可用的文化性物品的范围。这确实是一种新情况，因为工业化现代的文化明显偏好当代，偏好面向未来的东西，认为它们表达了现代性对“落后”的旧时代的优势。而在晚现代超文化中，人们似乎很欢迎过去的文化元素，用它们来丰富当下。还有，历史旧物因其独异性价值而具有特别潜力，因为它们能提供复杂的、另类的叙事和解读层面，所以有很大机会被认可为“真”。晚现代特有的历史复兴，在城市发展领域特别明显，城市里的老建筑升了值，成了新中产喜爱的居所。历史复兴也发生在旅行活动上，文化游客对“文化遗产”有特别的兴趣，还对古老的灵魂仪式和宗教仪式重新好奇起来。不过，不能将历史的复兴混同于一种简单的历史至上主义，因为绝没有发生反向的情况，即贬低当代与现代，抬高一种想象中的古典时代。事实上是超文化消除了当代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边界，使进入二者的通道同样通达。
超文化消除的第二条边界，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边界。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代表市民生活方式的传统高雅文化——古典音乐、文学、美术等——在新中产面前，失去了它们代表正当品位的特权地位。人们现在经常不带成见地选取那些曾属于通俗文化的东西：人们去听流行音乐会，看好莱坞商业大片，在足球场里释放激情。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A.Peterson）和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学家得出结论说，后现代文化消费者变成了“杂食者”（ominivore）。这个论断还需要说得再准确点，因为尽管确实有人不论品位什么都要，但这里所说的情况与之不同。有一个新情况是决定性的：现在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为生活方式做出贡献，以达到“真”和“实现自我”的目标。因此通俗文化客体和活动也能很有趣，很吸引人，条件是，它们能让人体验到“真”。与前一种边界消失相似，经典高雅文化以及知识市民阶层的客体，根本没有丧失重要性，而是经历了一种复兴，看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物馆和音乐厅的蓬勃发展就能明白。当然这些场所也要符合“真”体验的条件。高雅文化如果被看作不“真”、无聊、僵化，不能提供什么体验，也是会被抛弃的；通俗文化如果很廉价、很商业、粗糙，像“凑合出来的”，人们也不会选它。
最后，超文化还消除了“自己”与“他人”之间严格的界限，消除了文化圈、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边界。对于独异化的生活方式来说，没有理由优先选取自己文化中的客体和活动而不选别人的。首要原因并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或道德，而是在于实现自我的过程以及对独异体验的不断寻求：世界文化提供了那么多的体验和赋值可能，文化上的民族优越感简直就是对这些可能的局限。一度“陌生”的东西，就这样成了丰富自我的源泉，相应地，在新中产聚居的大城市中，各种文化的“多彩混合”就变得比旧工业城市那无聊单一的文化有趣得多。这里的法则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容并包：不必纠结于这种或那种文化，而是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印度的心灵理念、意大利的儿童教育、拉美的运动文化和德意志秩序精神之类的道具相互联结起来。以异文化为背景，还可能部分地引起人们对本地或本国文化的反思。人们可以在各种东西之间进行对比，戴着异文化的眼镜反观自己所拥有的——士瓦本菜系、北海的海岸或弗朗茨·舒伯特——发现它们原来可以这样丰富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