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由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洛阳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洛阳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座谈会”在洛阳大酒店召开，洛阳市政府副市长魏险峰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袁永新做了重要讲话，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就“洛阳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基本途径，以及洛阳如何实现从女皇宫殿到后现代异地生活方式的转换”进行了演讲，详细内容如下：
尊敬的袁书记、杨部长、魏市长，尊敬的洛阳旅游局的各位领导，及与旅游相关的各个部门的领导和行业内的专家，最近十多年来我对洛阳和西安这两个城市都做过系统的研究，第一轮西安的旅游规划是我主持编制的，洛阳早期的旅游总体规划和最近几年的“一区一轴”规划我也都参与过，深刻地认识到洛阳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和旅游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今天的座谈会有三个主题，我想稍微集中一点讲“昔日帝王宫殿能否活化为今人异地生活方式”，因为洛阳作为唐都，主要是武则天上班的地方，所以这里帝王宫殿其实主要指的是女皇的宫殿，从一个女皇的宫殿，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到今天游客的异地生活方式的转化。实际上整个洛阳旅游的破题就在这个地方。洛阳有很多很多的资源，但是我认为只有抓住了这个，洛阳所有的旅游的产品、品牌，产业链条才能构建起来。虽然我想集中来讲，但这个话题又离不开洛阳的工业化分析，所以我先讲过剩经济时代的旅游消费增长，以及包括洛阳在内的全国工业化城市，如何通过降低制度成本来实现旅游供给侧改革，这两个话题我会很快的过掉，然后主要讲后面的话题，因为时间很有限，我不想拖太长时间。
中国城镇化人口过半，社会发展进入过剩经济模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工业过剩，建设过剩，农业过剩，旅游当中的观光产品过剩，中国这两天的雾霾实际上是过剩经济的表现。工业过剩，但是落实到每个地方政府让大家把厂搬掉，转型，每个地方是没有积极性的，最好邻居家把厂关掉，我还是继续生产GDP，就业压力小一点，应该说中国城镇化到了今天使50%多的人进城了。过剩经济是很多国家从上到下面临的挑战。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从中央政府各个部委到地方政府的路径依赖很难克服，这个路径依赖有很多原因，成本过大，或者是风险过大，或者是激励不足。比如说粮食过剩，谁也不会想到中国的农业还过剩，我们所有的制度，刚才社科院的戴学锋教授也讲了，很多的法规制度，大多数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而现在已经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但过剩经济出现以后，过去的法规体系并没有改变，因为一改变就意味着原来得到利益的人、部门就会失去现有的利益，所以抵抗改革的强度很大。随着城市人口不停的上升，各种法律，包括《文物保护法》或者是《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雾霾排放如何减排等压力都很大，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必须面对后城镇化时代，这是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像洛阳这样一个大城市，它的建设用地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了，当然严控建设用地这个话我等一下还要讲，这个严控政策有的地方是不正确的，但是国土部门现在还坚持这种看法，土地城镇化结束以后是人口城镇化，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生活方式，人民的生活质量，幸福感，盘古智库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十九大中国主要的可能走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提高人民幸福感，这是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指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化的动力由原来的工业化，第二产业转化为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不断的上升，2015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0.5%，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新常态下，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是整个大势所趋，所以洛阳要狠抓旅游业，不是一个地方这么干，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状态。第三产业上升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国民收入提高，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8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根据Atlas方法进行的测算和2011年的新划分，中国已经从2010年开始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图：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递增
中国中产阶级收入递增，形成了国家产业调整的推动力。国内旅游收入增长，中产阶级每一个家庭超过一辆车，这些都是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也就是说从国家层面来讲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同时在过剩经济状态下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达到了购买服务，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水平。这是讲的第一个话题，我们国家或者城市发展要调整方向是跟这个大背景相关的。
最近北大的周其仁教授也在多个场合中讲到，所谓制度成本就是说各个部委，住建部、国土资源部、文物局这些部门定了很多法律法规，全是管头管脚，地方政府根本没法动，一动一个副市长可能就被干掉。如最近无锡搞的拈花湾，它就是把观光产品向度假产品转型，但住建部现在还咬着无锡市不放，一定要搞副市长才行，它才满意，但是实际上无锡把观光旅游转向度假旅游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需求的，所以这个就是制度成本。关于制度成本特别特别多，我简单的提这几个，户籍制度、产业制度、产权制度、土地制度、文物制度、风景区制度、社会制度，这些制度现有的法律和规定，很多都是过时的，或者不符合人性的，不符合七个常委制定的改革方向的，但是七个常委制定的方向出不了中南海，很大原因就是现有的法规制度决定了， 我们本来是说要依法治国，但这个法本身就有问题，这是很多地方政府碰到的一个最头疼的问题。
我就明讲，地方政府要改革，要进步，一定要在“违法”的情况下才行，因为不“违法”是没有办法改革进步的。有两种办法“违法”，我这个“违法”是“针对性违法”，因为现有法律本身是有问题的，第一个申请在某个地段，某个领域申请试点。李克强就这么做的，上海自贸区成立以后，李克强总理跟人大说， 在自贸区里面暂停一些法规的实施，因为如果实施自贸区就没法搞。同样的，洛阳要把女皇的曾经的宫殿变成度假目的地，不突破一些法律洛阳根本就不能进步，所以洛阳可以申请试点。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国民有自由居住和迁徙的权利，这个自由迁徙是旅游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是公安局就不这样想，公安局想你哪都不动才好，游戏打气球还坐几年牢。公安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只要大家把弹弓都要收掉，国家就安全了，公安局就没有责任，所以说每个部门就在推责任，不敢承担风险，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国家应该设定哪个部门改革开放，出了点小问题不要老把那些部长给干掉，要施行激励改革，因此旅游发展倒逼户口制度改革，自由迁徙权这一块得放开，这个很难做，但是必须做。
比如说产业制度有很多制度，最近农业部还在解释“农地农业用”，讲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这个做法是非常错的。2015年和2016年两个一号文件都在讲农村三产要融合发展，也就是农村的土地也应该一二三产融合配置。如果说农地农业用那中国农民永远像农奴一样的被逼着捆绑在土地上，不能进入第三产业，我们现在要搞农村脱贫、乡村旅游，农村宅基地必须进入市场，农地不一定要农业用。土地是一种资源，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村集体的，效率配置最大化最符合人性，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产业制度必须改变。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是一户一宅，这句话说起来也对也不对，一户一宅的意思就是老百姓一户人家只能有一个宅基地，而且每个宅基地是一样大小，这就约束了农民的创业精神，从秦始皇到1949年以前农村的宅基地有大有小，因为人有富有穷。比如说城里的人可以买五套房子，或者买500平方米的房子，也有人买90平方米的房子，20平方米的房子，农村的宅基地为什么就不可以有大小呢？再比如拆旧建新，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一直强调拆旧建新，中国的传统村落非常美，为什么要拆掉它呢？一户一宅和拆旧建新制度可以这样执行：农民建了新宅子，老宅子交给集体，集体可以把它卖给洛阳人，卖给郑州人，卖给北京人变成第二住宅。但是现在我们的制度是鼓励老百姓在城里买几套房子等着涨价，把城市房价炒的特别高，而农村的宅基地却空置，巨大的浪费，大家也知道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城市化以后，城里的老百姓最想干的一件事情不是在城里买房子涨价投机，而是在农村买一套房子作为第二住宅，这是人性基本的需求。所以宅基地制度应该由一户一宅制度转向第二住宅制度，把农村宅基地卖给城市里人，农民就可以得到几百万、上千万的创业资本，然后进城就不用再以扫地和给人家看门作为起点，而是拿几百万去创业。产权制度不改革，农民的宅基地不能进入市场，一方面宅基地大量闲置，另一方面也阻碍城里人来乡下休闲居住。
土地制度中农村的地什么都不能动，一定要基本农田保护，而城市化程度特别高的地方，像洛阳，要进行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所以市长毫无办法，天天到住建部或者是国土资源部求爷爷告奶奶，能够指标多一点。建设用地为什么要控制呢？农村耕地的18亿亩红线真的是需要吗？现在中国的粮食市场出现了四高：高产量、高仓储、高价格、高进口。粮食吃不完，国家收起来，收完以后老百姓又不愿意买中国生产的粮食，因为土壤全部被污染了，粮食有毒，所以要进口。这种情况下18亿亩耕地就没有必要了，根据农业部门的统计，从80时代到现在30多年间，每亩的平均产量提高了40%左右，也就是说过去需要18亿亩的话现在只要18亿亩乘以60%就够了。另外《土地管理法》规定，按省级单位为核算单位，每个省，直辖市，基本农田的80%必须保障，20%作为城镇化，这是非常愚蠢，反科学的规定。不同省份建设用地指标应该不同，全球多数国家80%左右人口集中沿海，所以沿海地区没有必要保持80%的农田，所有人愿意去上海长三角，长三角为什么搞基本农田呢？东北人口向南移，东北就好好用来种地就行了，城市化程度特别高的地方就没有必要保证80%的基本农田，如果北京郊区的土地可以完全放开，北京的房价马上就降下来了。当然地方政府不那么干，因为土地财政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所谓小产权房非法都是县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下村镇政府争夺土地利益的一个结果，任何政策都是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