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钊｜社区·区域·历史：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的再分析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

图：1931年，燕京大学

（图片来源： 《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第3卷，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在学界达成一种共识。也正因此，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围绕该系先后做了大量的研究，旨在梳理和总结它的学术传统与特色及其为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既有研究所共同建构起来的关于该系的标准认识并未能如实反映出其真实的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往往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轻易忽视了其他方面，结果造成认识和理解上的片面与缺憾。

一、由社区理解中国

在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向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尽管由于研究框架和关注点的不同，其所占据的篇幅会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会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变迁的脉络下关注该系的成立、系主任的变更、《社会学界》的创办、清河试验区工作的开展，以及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区别等内容。或者是以学者个人为切入点来对他们的学科背景、研究领域、学术思想和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内容进行探讨。 [1]

另有研究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1925年到1951年共一百余份的毕业论文进行了分析，将其社会调查分为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并从三个阶段的不同中看出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此后，有研究通过对该系1922年到1952年的毕业论文进行再分析，探讨了作为一个时代代表的该系乡村社会研究的状况；后来，以此为基础又继续探讨分析了该系从最初的社会调查转向社区研究的过程，重点论述的是人文区位学以及功能论与社区研究的关系。此外，也有两项研究分别关注到燕京大学及其社会学系的乡村建设试验的工作。 [2]

由此可见，以往这些研究在涉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特色和传统的问题上，都会注意到从社会调查向社区研究的转换过程，并一致认为社区研究无疑是该系学术特色与传统的代表性特征。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体现出了该系的学术特点，但是却无可避免地忽略了该系内部学术研究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另外，仅就社区研究而言，既有的研究仅仅关注到了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这一脉络，而并未能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做出全面与整体性的论述。

实际上，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区研究的特点而言，吴文藻所倡导的以及他的学生所具体开展的社区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赵承信提倡下的社区研究也曾确实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成为该系在国内推动和实践社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赵承信于1934年秋季受聘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承担社会学原理、人口学、统计学、都市社会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是该系1930年的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做的是广东新会慈溪的土地分配调查。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就读，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实业部任专门研究员一年。 [3]

就在他任教该系的这年12月1日，吴文藻受清华大学社会学会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的公开演讲，由费孝通现场记录，后来吴文藻依据费孝通的记录对这一讲稿进行整理，将其发表在1935年第66期的《社会研究》上，题目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这篇文章可以算作是吴文藻在中国提倡社区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之一。 [4]

他的另一篇对社区研究进行大力提倡的文章是《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这篇文章同样是发表于1935年。上一篇文章是对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一般性介绍，而这篇文章则集中于对社区研究在西方最新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首先，吴文藻对社区研究在西方的起源和大体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叙述，然后对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五种来源分别作了介绍：第一种是社会调查；第二种是文化人类学；第三种是人文区位学；第四种是地域调查运动；第五种则是文化社会学。其次，吴文藻对实地研究现代社区的两种不同观点做了分述。最后，他还对社区研究与社会计划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 [5]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后来，为了进一步在中国推动社区研究，吴文藻还专门写了《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一文，发表在《社会学刊》第5卷第2期上。这篇论文明显受到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的影响，该文曾被翻译并发表于1936年《社会学界》第9卷上。另外，被学界所熟知的一篇有关社区研究的文章则是他为《花蓝瑶社会组织》所写的序言。 [6]

从时间上来看，吴文藻对社区研究的提倡的确要比赵承信更早一些，但这丝毫不影响赵承信在社区研究方面所作贡献的重要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二者在倡导社区研究时都曾担任该系主任，因此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无疑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承信在吴文藻1938年离开燕京大学后继任社会学系主任。 [7] 当时系里的老师有杨堃、黄迪、关瑞梧、周励秋等人。由于中日战争的影响，系里原先的清河镇试验区工作被迫中断，但是系里的师生无不希望恢复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工作，而且他们也已意识到社会调查的弊端与不足，认为应该开展以学理关怀为重要目的的社区研究。因此，为了在中国切实推行和开展社区研究，经过协调与联系，系里于1939年7月开始了在平郊村的实地研究工作。 [8]

平郊村试验室设立的目的与清河镇试验区颇为不同，在赵承信看来，该试验室有这样三种目的。第一，是对方法的试验，因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要开展的对中国乡村的社区研究，一方面是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影响，前者是对美国都市的研究，后者则主要是集中于对原始部落社区的研究，而在中国所要研究的社区为乡村社区，因此，这两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如何能够用来对中国乡村社区进行研究就需要在具体的实地中进行试验。 [9]

第二个目的是为该系的学生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这种实习不是指在村庄进行社会服务或进行社会改良，而是指在接触村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去学习社会学理论。因为社会学的理论并非空想所得，而是社会学家们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中分析总结出来的。所以对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能有一种机会让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身体验与观察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将是他们学习和认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途径。 [10]

第三个目的则是对中国乡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具体的做法是，将平郊村的整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的体验和观察，然后对其分别加以详细的记录、分析与认识。等这些材料搜集好后，就可以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甚至于还可以再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进行比较来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因此，无论是对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来说，对平郊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其中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总而言之，平郊村研究的这三种具体的目的相互关联在一起完全可以构成一种建设科学社会学的可行途径。 [11]

与吴文藻的倡导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搜集资料的目的是两者的共性。在实地调查中获得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亦可视为两者均加以坚持的目的。然而如此明确地指出要对方法进行试验恐怕是赵承信引导下的社区研究所最为引人瞩目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恰在吴文藻那里却显得并不突出。

赵承信曾专门作文对分别源于都市研究的人文区位学的社区研究和长于部落社会研究的功能论社区研究法是否能够适合于对中国市镇社会与乡村社会进行研究的问题进行过探讨。结论是他明确认为这两种社区研究法皆可适用于对中国市镇和乡村开展社区研究。 [12]

这是从理论层面对这两种外来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在进行中国研究时的适用性的论证，然而，科学的态度促使赵承信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坚持认为在实地的调查工作中对方法进行试验应该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这种主张在他担任系主任时系里学生围绕平郊村所开展的社区研究中得到贯彻与实践，由于这些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有所不同，因而从这些学生的研究中亦可看出当时在系里就社区研究应当要在实施过程中对方法进行试验这一点其实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所以这种主张足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那个时期该系社区研究的特点。

实际上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研究方法上的试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曾对平郊村的研究拟制了这样的规定：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从事平郊村的研究时必须要有详细的记录，因为这种记录恰恰就是方法论方面的重要题材。这种详细的记录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前往调查地之前要记录研究者对此次研究的准备和期待，因为这种准备和期待往往成为研究者的偏见，在与村民交谈的时候，多少会受到其影响，因此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见则才能设法将其避免，这样也就可以达到客观；其次是要对研究者在村庄的言谈与行为进行记录。这是由于在该系师生看来，所谓研究实际上指的就是研究者的活动。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互谈话与行为也均是方法论的题材。因此试验研究法亦即控制研究者自己的活动，而记录研究者的活动正是控制这种试验的初步工作。 [13]

为了与这种规定有所呼应，从事平郊村研究的该系学生在毕业论文中都会对研究的方法进行尽可能细致的交代，以便让读者明了他们是如何进入调查地点，与村民怎样建立起研究关系，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收集研究资料等情形。仅从1940年与1941年的几篇毕业论文来看，我们便可知道这些研究所试验的方法包括观察法、体验法、个案法、统计法、文献法、访谈法、旁证法、联络感情法，以及讨论班的方法。 [14]

以上便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由社区入手来理解中国的尝试和实践。学界较为熟识的是吴文藻及其所指导的学生，比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殊不知，这些社区研究并不能代表该系在社区研究方面所开展过的相当丰富的实践与工作。特别是由于战争原因吴文藻离开该系，系主任一职改由赵承信担任后仍选择在北平办学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情态常因学界既有的片面认识而轻易被遗忘和忽视。饶有兴味的是，赵承信对于社区研究的主张和平郊村社会学试验室的建立以及与黄迪、杨堃对系里学生在研究方面的指导对我们全面和完整理解该系的社区研究而言显得颇为重要，尤其是这段时期的社区研究所倡导的对研究方法的试验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自觉意识，这与吴文藻那一脉络下的主张有所不同，对今天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处理引进外来学术理论和方法与推动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而言不乏借鉴意义。

二、由区域理解中国

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特色的既有研究不仅仅犯有方才所指出的认为社区研究就是吴文藻所指导下的社区研究的偏误，而且还往往因为过于强调该系的社区研究而轻易地忽视了其他类型研究的存在，这多少对于我们理解该系的学术传统与特色留下了一些遗憾。其实仔细考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现存的毕业论文，我们就容易发现当时其实有过从区域入手去探究与理解中国的研究和努力。

费孝通的本科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即是一例。他在这一研究中想要解决的是亲迎婚俗在近代是否为全国通行的婚俗的问题，在他看来，要想对此一问题有所解答，可以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来搜集现有的事实材料，但是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实地调查远非他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换言之，倘若他独自一人对全国范围内是否有亲迎婚俗进行实地调查的话，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难以想象的，所存在的困难与不易也是显而易见的。 [15]

鉴于这种搜集研究材料所面临的实际情形，费孝通巧妙地选择了使用地方志来作为他此项研究的主要资料。而当时又适逢燕京大学正在提倡搜集地方志，这为他提供了不少便利，他尽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内应用该馆所搜集到的各种地方志。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他将该馆所搜集到的全国15个省份207个地方的地方志书 [16] 上对于亲迎婚俗的记载进行摘录并对其分类划区，基于此，绘制而成一幅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 [17]

（图片来源：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载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

从这幅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上可以看出，费孝通是将近代的亲迎婚俗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区域：即，全社会人民都遵行亲迎婚俗的“亲迎区”和一个社会中只有一部分人实行亲迎婚俗的“半亲迎区”，以及全社会都没有亲迎婚俗的“不亲迎区”。 [18]

全文便是围绕近代亲迎婚俗在全国范围内的这种三区分布的情形展开讨论，除了第一章对亲迎婚俗进行定义以及第二章描述亲迎婚俗在近代的地理分布以外，费孝通先是探讨了亲迎区域的形成及其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其次论述了亲迎区域的地理及社会限制，然后将文化功能论与文化传播论相糅合来解释亲迎婚俗的传播现象，最后还对亲迎婚俗的起源提出了一种假设，由此而形成亲迎的“三区论”。 [19]

可以看出，费孝通对亲迎婚俗的研究与惯常所认为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与功能的研究传统有所不同，属于超越单一村落社区层面以上的更大范围的区域性研究。当然，这种形式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费孝通的这篇论文。晚他一年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陈怀桢的研究也并非是从社区入手所做的区位与功能的研究，而同样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区域研究。

陈怀桢的论文是《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在做此毕业论文之前，他就对婚丧风俗产生兴趣并有过相应的实地调查的经验，但是由于实地调查之前没有过社会学方面的训练因而导致收获甚微。所以，他就决定在做该毕业论文时对这一主题进行专门的探讨和研究，以此作为以后实地调查的准备。 [20]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对中国的婚丧风俗进行了解，与费孝通相类似，陈怀桢也选择了地方志作为研究资料，因为风俗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每种地方志中都会有关于各种风俗的记载。而当时又没有专门用来讨论中国风俗的书籍，在杂志上较为晚近发表的调查中关于风俗的材料，或者是就具体的某一地方而言，或者是对于风俗中的某一项来说，很难包括全国或者某一个流域的情形。因此，这样比较看来，地方志自然也就具有了支撑这项研究进行的足够理由。 [21]

陈怀桢在《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中也是安排了六个章节的内容对此一研究主题进行论述，分别包括“弁言”、第一章“婚丧二俗之根据”、第二章“婚俗”、第三章“丧俗”、第四章“比较”，以及“余语”。他借由对其所使用的地方志中有关婚丧风俗的记载的阅读和整理，将这些地方按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关外区域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婚丧风俗区，然后集中对各个区域的婚丧风俗的程序与礼仪分别进行细致的介绍。

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分述四种婚丧风俗区各自的特点，而是先引经据典对婚丧两种风俗的根据作了陈述，之后才分别对婚俗与丧俗在四种区域中所包括的程序和礼仪按照仪式的先后顺序来进行介绍。文章的重点是对四种区域婚丧风俗的比较。对婚俗而言，陈怀桢区分订婚以前、订婚、订婚以后、婚日和婚后五个阶段来对四个区域进行比较。对丧俗来说，则是按照死之日、死后和葬三个阶段来分别进行比较，以先黄河流域、次长江流域、再珠江流域的顺序进行。 [22]

最后，作者还用“余语”一部分来结束此篇论文的正文，这部分主要阐释了什么是风俗，风俗的形成过程，风俗与习惯的区别，风俗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地方志的五个缺点等问题。 [23]

显而易见，两篇皆以地方志作为研究资料对全国范围内的风俗进行探讨与分析的文章的确采用的都是从区域入手来探究与理解中国社会的路径和方法，但是，它们在对文化与地理的关系进行理解时所采取的思路与方法却存在不同，《亲迎婚俗之研究》是根据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亲迎婚俗这一文化特质在近代的地理分布的情形，将其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为亲迎区、半亲迎区与不亲迎区三种区域，换言之，这是按照文化特质的分布特点来划分地理上的区域特征。而《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则是以地理上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关外区域的不同来分别搜集与整理地方志上的婚丧风俗，以此为基础对四个区域的风俗进行异同的比较，而这可以被看做是依照自然地理上的区域差异来引导对文化特质的分区和比较。 [24]

这两种对待文化与地理关系的不同思路和视角其实并不矛盾，相反，两者的共同存在和应用恰恰给我们今天理解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提供了参考，我们在实际考察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时可以将这两种思路相融合，由文化与地理相互的影响来看待这一议题似乎显得更加有意义。

学界对单一的村落社区研究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反思，相应地也提出一些超越于村落社区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区域研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之前被我们提及较多的要算是施坚雅对中国社会所开展的区域研究， [25] 但是我们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现存的毕业论文中可以发现其实早在施坚雅之前，该系的学生就已经实践过从区域入手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方法与可能。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所提到的两篇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中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区域研究至少提醒我们在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与特色进行单向度的功能论研究或社区研究的概括时，往往会导致对该系其他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的遮蔽与忽视，而这一方面会影响到我们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研究特色与传统的丰富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重的一方面，则会让我们在有意无意中遗忘或者丢失掉不少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早期历史中所富含的学术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对我们今天探究与理解中国而言具有颇为重要的启示价值。

三、由历史理解中国

在第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史中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的现状做了评述。由于该系本身兼具社会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的特点，因而在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中它也成为不得不提的一个学术重镇。有关它的研究，更多是放置在学派划分的框架下进行。较早触及这一议题的是台湾的人类学者李亦园，他将中国人类学区分为南北两个派别，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偏向一般社会科学；而北派的代表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倾向于人文学。此外，唐美君和黄应贵也坚持这种划分，并更为明确地指出南派与历史学派，北派与功能学派之间关系的密切。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基本接受这种划分，近年来又在南北两派之外增加了华西学派一说。 [26]

基于不同学派的划分，这些研究总体认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采取的是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强调对社区的现时性的研究，而不关注历史，这也是与“中央研究院”最为明显的不同。可是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来重新审视这种看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偏颇所在，换言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其实并不缺少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也并非仅仅是引进和吸收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主张。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自然不是例外。因此要想对中国真正进行了解与认识，离开历史就显得几近没有可能。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但是如果回溯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学的功能学派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去关注研究对象的历史，这当然与他们头脑中欧洲以外的人民是没有历史的人民以及西方的“他者”都是野蛮与落后的观念有关。 [27] 但是这种忽视历史的做法在面对历史传统深厚的中国时就不得不受到质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引进英国的功能论人类学作为探究与理解中国的一种理论时就曾表现出对此种理论忽视历史的做法的批评；以英国功能论人类学作为理论与方法来源之一的社区研究也同样没有被这种文化功能论所蒙蔽只注意可供直接观察的社会事实而忽略对中国历史的关注。 [28]

但遗憾的是，学界对社区研究的批评却往往都会集中于说这种研究常常缺少对历史的考察。或许有些社区研究确实如此，但是一般为学界所认定的作为中国社区研究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却似乎并不是如这般批评所谓的那样。相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解释上强调的是对实地田野调查与对历史资料的同等关注，主张的是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相互结合，使其相辅相成。就实际的操作层面而言，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所做的毕业论文中也可以清楚看出研究者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

比如，该系1940年的本科毕业生沈兆麟在其关于平郊村政治组织的研究中，就对该村的历史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与叙述，尽管这个村子八百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内容很少，但是他仍想尽办法来试图还原该村的历史，确保历史的真实性与一贯性。通过对该村历史的关注，作者从中窥探出了政治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的动态变迁过程，对该村的政治组织的理解也就显得更为全面和系统。 [29]

又如，1941年从该系本科毕业的陈永龄在他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一文中，尽管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庙宇宗教之所以历久不衰的原因，包括庙宇宗教在当地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这些功能的实质，以及民众对于庙宇宗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等内容，但是他在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村中延年寺的历史做了较为详细的追溯与考察，虽然关于该寺历史在文字方面的记载并不多见，主要是依靠老人之口述来代代相传，但是他一方面通过对村中熟悉该寺历史的老人进行访谈，另一方面又通过查询各种文献资料，从而获得了对该寺的历史的清楚认识。而这种对延年寺历史的了解恰恰有助于他去理解平郊村村民与庙宇宗教之间的关系，对他这一研究的主题而言助益不少。

其他在社区研究中重视历史资料和事实的研究还有很多，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而言，中国的社区研究的所指与内涵可能真的不是学界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刻板与狭隘，社区研究不等同于缺乏历史，这一点在这里需要被特别加以注意，亦就是，对社区研究所做的缺乏历史的批评可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这里是站不住脚跟的。而这种批评的不当和偏差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社区研究如果存在问题的话，至少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弗里德曼在1962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第三届纪念马林诺斯基的演讲会上宣读了题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的论文，在该文中他从西方尤其是英美人类学界的研究传统与田野方法的内在脉络出发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的仅仅关注小型社区的旨趣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因为他所关注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别学者，比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 [30] 却并没有能够注意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那个年代所开展的丰富而又多样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实际上对该系而言，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社区研究并非缺乏对历史的关注，而是一直有着对于中国历史的关照与重视。他的这种认为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研究只关注小型社区而忽略历史的看法其实仅仅是一种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界的“他者”的想象，其背后不可避免地暗含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另需注意的是，弗里德曼这种批评的不适用性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于中国社会自身所开展的诸多研究或许已经走在了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前沿。

王铭铭受到弗里德曼这一演讲的影响，曾经对中国的社区研究有过梳理和重新的思考，他提出“小地方大社会”的研究主张与看法，论证所依据的材料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多少接受弗里德曼在演讲中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界的批判。 [31] 其实，如果回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历史，譬如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就容易发现，在从事社区研究时对中国历史进行考察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学者注意到且体现在具体的研究之中，而并不是在弗里德曼的批评性演讲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这样去做。

因此，设若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真实的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形成一个清楚全面的认识，我们则能够发觉后来西方学术界的很多对于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批评都或许只是一种片面之词或者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也就提醒我们应该对我国早期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情形给予足够的重视，仔细梳理和分析前辈学人已经有过的学术实践，从而让我们知晓我国自身的学术传统究竟曾有哪些，并且促使今天的学界去认真思考在此传统与基础之上当下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应当如何承继与发展的重要议题。

当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历史入手对中国进行探究与理解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在社区研究中去关注历史。上一节所提到的由区域来理解中国的方式便更多依据的就是历史上的文献材料，在一个更具历史深度与空间广度的研究对象上来达致探究与理解中国的目的。其实，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也都只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由历史来理解中国的一部分研究而已。

对于历史传统深厚的中国而言，对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内容进行考察也显得相当重要。而在这方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经与中国的历史学之间有过较为频繁与密切的交往和沟通，并逐渐形成互惠性的关系，从而在学术上发展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譬如，当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的梁启超就曾受邀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所组成的社会学会作了一场题为“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的讲演，他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倡导该系的学生要在中国重视社会学的研究，认为人口众多与历史久远的事实能够使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他这场演讲的核心则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来对社会学在中国开展研究所需要关注的议题进行举例说明，这些例子主要包括中国的土地问题、阶级问题与妇女问题，此外也有职业团体问题、信仰问题、公共娱乐问题与原始社会生活状态问题。概括来说，他坚持认为对中国的历史事实进行社会学的研究是与对现时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同等重要。为了让该系学生明白如何对历史事实进行研究，他还对研究历史事实的步骤与搜集材料的方法做了详细的阐述。 [32]

从历史材料入手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在该系也得到过相应的实践，其中1934年的本科毕业生瞿同祖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这一研究题为《春秋封建社会的解剖》，实际上是通过对春秋时代中国所存在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与庶人五种阶级的地位、功能以及礼制上的特点的考察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从这五种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中来探讨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 [33]

以此为基础，瞿同祖又在硕士阶段继续了与封建社会相关的研究，于1936年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封建社会》，而此一研究乃将考察时段延长，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演变兴衰历程做了分析，但是这却并不是一个历史学的研究，即仅仅对历史材料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而是采用社会学的视角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与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论述与分析，对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而言贡献良多。 [34]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稍作留意便可发现，上面所提到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由历史来理解中国的研究大多都是在关注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等较为抽象与笼统的问题，而较少关注到作为社会成员与基础的个人。其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不缺少对作为社会与历史主体的个人的关注，该系师生透过历史来理解中国的另一种进路实际上就是从社会与文化中的个人或者行动者的角度入手来切入的。

林耀华的《严复研究》即是一例，他围绕严复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作为研究的对象，侧重对他一生中的经历、活动与社会思想等内容进行详尽的阐述与分析。既对严复个人在一定时代背景下从思想到行动等多方面有所了解，同时通过严复也可以了解到当时国内以及国际社会思想领域的最新进展与发展情形。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