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玲 | 技术实践视野中的话语转换与唯物史观生成

对技术实践的定义一般基于两种视角，一种是基于“技术”视角，把技术实践理解为“以实践形态存在的技术”或具有“实践性”的技术；一种是基于“实践”视角，把技术实践看作不同于“道德实践”的实践形式，借用康德的观点来表达，即技术实践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而非“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在马克思这里，两种视角兼而有之且有机统一。一方面，马克思强调技术本质上是“实践”的，反对抽象思考和探寻技术本体，注重对现实中的技术现象或技术活动的考察。另一方面，马克思把技术看作人类实践所包含的形式之一，但他没有像西方哲学家们那样因忽视或贬低技术实践而割裂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而是强调技术实践的基础性、重要性地位，实现了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的真正统一，确立了科学完整的实践观。可以说，没有对技术实践的倚重与考察，就不会有科学实践观的形成，也就不会有新唯物主义的诞生和唯物史观的确立。事实上，自从技术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对技术的考察就伴其一生，当然也伴随其思想演进的整个过程。仔细研究还会发现，随着对技术实践考察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的话语也在发生变化——核心概念和话语特点不断转换，而这种转换与马克思思想演进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生成之间具有极为紧密的联系，隐含着唯物史观生成的深层逻辑。

一、作为类活动的“劳动”出场，为唯物史观奠基

在尚未关注到“技术”之前，马克思主要是从哲学和政治的视角关注人的问题。在早期的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期间的政论性文章里，马克思立足于黑格尔哲学探寻人的解放，使用的术语如“自由”“自我意识”“国家理性”“法的原则”等均来自黑格尔。随着博士毕业走出校门，马克思逐渐发现现实生活的奥秘和思辨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始一步一步从思辨哲学转向唯物主义。特别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性文章，为促成这种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写作于1842年2月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对自由的探讨主要基于其普遍本质，因而具有鲜明的思辨色彩；在之后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已经看到自由背后的“等级”因素，剖析了不同等级对待自由问题的不同态度；在为贫苦农民辩护而作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遇到了“为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已经隐约意识到物质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1843年1月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深刻认识并揭示出“社会关系的客观性”。

《莱茵报》时期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化，为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其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话语革命也在悄然发生，此时所使用的“等级”“物质利益”“客观本性”等词语，可以视为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与初步话语表达。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进一步使用了诸如“市民社会”“人类解放”“世俗问题”“武器的批判”“物质武器”等术语，探讨了宗教与现实世界、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更为明确地表达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当然，此时的马克思还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使用了“人的本质”“类”等概念，“使用了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或依旧是黑格尔的表述”（阿尔都塞，第42页）。这些表述尽管形式上带有人本学的色彩，但内容上已经完全不同。不管是通过宗教批判揭示其世俗基础，还是通过哲学批判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抑或是通过政治批判寻找到人类解放的现实依靠力量，都展现出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表明马克思已经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现，现代人的生存奥秘蕴藏在“市民社会”之中，要解决人的问题，就必须诉诸“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但如何才能找到解剖市民社会的“钥匙”，还不得而知。自1843年年底开始，随着《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写作，技术问题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使他找到了“劳动”这把剖析现代市民社会的钥匙。

《手稿》被视为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奠基之作。（参见乔瑞金，第61页）在这里，马克思对技术实践的关注首先表现为对“劳动”的考察，揭示了劳动作为“技术实践”的意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步入现代社会之前，西方思想家们往往把理论活动看作人的类本质活动，至于实践，最多只承认道德实践，技术实践则被视为“无关”人的本质的活动而被排除在实践之外。直到步入现代社会，“劳动”才得以彰显并进入思想家们的视野。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顾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程，明确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但市民社会是一个广阔领域，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也有很多，究竟如何解剖？从哪里入手？马克思在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启发下，找到了“劳动”这一现实切口。“劳动”是黑格尔研究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范畴，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与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黑格尔，第336页）。可见，劳动“被指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核心”（张一兵，第70页），要在宏观与微观统一中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深入解剖，就必须从“劳动”入手。然而，黑格尔囿于观念领域理解劳动，将劳动视为自我意识确证自身的中介或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必要手段。马克思则侧重于考察和揭示作为“类活动”现实表征的“异化劳动”，即作为资本的秘密诞生地、私有财产的现实根源和人之解放的“世俗桎梏”的现实活动。可见，马克思已经赋予“劳动”独特的经济学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劳动”话语和劳动理论。

“劳动”话语生成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视域并存。在此之前，马克思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哲学式的，“劳动”促成了马克思研究的经济学转向，而这一转向反过来又促进了其哲学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可以说，没有这一转向，就没有唯物史观的真正形成与运用。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实质上是以经济哲学作为切入点的”（俞吾金，第55页），应该说不无道理。从话语特点上看，自“劳动”范畴提出后，尽管马克思使用的核心范畴又经历了不断转换，但哲学与经济学双重话语逻辑的并存与交织，并未发生过改变。从话语的内涵与意义来看，哲学与经济学双重话语逻辑的共契，使得马克思既能着眼于人类解放的整体进程把握历史发展的宏观规律，又能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分析人之现实生存的微观机制。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才能真正解决人的现实存在及历史发展的问题——唯物史观得以创立和应用的根本价值所在。换言之，只有“劳动”概念的提出及其逐步深化，才能使哲学与经济学双重话语逻辑共存共契成为可能。

“劳动”话语的生成，为唯物史观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通过关注和考察“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活动，马克思产生了“世界历史”意识。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考察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活动，自觉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境遇是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于是开始思考历史的本质，试图揭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基础观照现代人整体的生存境遇。这标志着一种世界历史意识的产生，而世界历史意识是正确理解和揭示历史的前提，没有这种意识，人们就“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依旧只能陷于“用迷信来说明历史”（同上，第27页）的唯心史观中。其次，马克思首次揭示了“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的类本质活动，把历史看成“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同上，第196页），把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异化劳动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把“劳动”看作人类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这可以说是关于历史发展基础问题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在没有找到劳动这把钥匙之前，这样的飞跃是不可能实现的。再次，马克思对“历史”的本质进行了探索。历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确证自身的活动和过程，亦即人通过劳动变自然界为文化世界（人化自然）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劳动”揭示了人的历史性、文化性，也揭示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一方面，劳动是人离开自然的第一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另一方面，劳动是最具有自然性的活动，自然界在劳动中成为现实生活的要素，在此意义上，“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最后，马克思看到并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矛盾和动力。《手稿》借助对异化劳动的考察分析了包括资本与劳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生产与社会意识形式、类存在与类意识、普遍意识与现实生活等在内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实则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亦即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可以说，《手稿》的初步探索为后来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感性活动”与“现实生产”结合，促使唯物史观确立

在《手稿》写作时期，马克思还未同思辨哲学的旧话语完全决裂。这一时期使用的“异化”“类”“人的本质”“对象性”等术语，表明其还受到旧哲学话语的影响，处于话语转换的过渡期。同时，“劳动”话语的生成尽管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但“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其抽象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以更为具体、感性的形式展现，进一步落到人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来。随着对技术实践的考察进入现实历史活动中，马克思对“实践”与“生产”形成深刻理解，离唯物史观更近一步。

《神圣家族》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划清了与唯心主义哲学的界限。对黑格尔哲学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思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揭示出，思辨唯心主义话语的实质在于，把一切现实问题变成观念问题，“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8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要在“实实在在的实践”（同上，第354页）中来完成，“物质生产”才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人民群众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同上，第287页）。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强调了物质生产实践亦即技术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话语上看，“实践”与“生产”在这里是并用的，而在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则分别抓住这两个关键词展开充分研究论证，在“感性活动”与“现实生产”的结合中继续推动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双重逻辑共进，最终使唯物史观得以确立。

马克思立足技术实践揭示“实践”与“生产”的内涵。对于“实践”，马克思将其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针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忽视现实的、感性的技术实践和经济活动、“仅仅把理论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的错误做法，马克思深刻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上，第501页）费尔巴哈脱离“实践”来看“人”及其社会生活，“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同上，第502页）。马克思立足“实践”揭示了认识与实践、人与环境、宗教本质与人的本质等一系列关系的奥秘，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与“实践”的话语体系。在《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实践规定深入到社会历史发展中现实的物质生产层面，由此形成从一定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联结为理论中轴的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孙伯鍨、张一兵、陈胜云，第82页）。“实践”在现代社会现实地表现为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生产”活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忽视了这一现实“生产”活动，停留在观念领域探寻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借助对“生产”及工业、分工等技术实践形式的考察分析，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史观话语（如唯一者、抽象的人、自我意识等）进行了深入批判，解决了历史的基础、动力、规律等问题，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表述了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得以创立。

“实践”与“生产”具有极为紧密的逻辑关系，在唯物史观确立的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提纲》从字面上看没怎么涉及“历史”，但并非与“历史”无关。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现实的、能动的、革命的活动，本身就具有社会历史性，内蕴着历史的视域和方法。离开了这一视域和方法，资本主义社会只能被直观反映而无法被超越，人的本质也只能被理解为市民社会中“单子式”的存在物而无法成为具有“关系”属性的社会存在；只有在“实践”这一现实的、历史的活动中，人才能被予以动态、辩证的理解，资本主义才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环节而应被批判和超越。“正是借助于对实践的这种理解，马克思才能在《形态》中将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及其实践活动（而非理论、观念的活动）看做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从而阐明了意识形态与现实历史的关系，确立了唯物史观”。（于春玲、陈凡，第37页）另一方面，“实践”如果不进一步落到现代“生产”即工业和商业的具体活动上，就还是抽象的整体性概念而非现实的“感性活动”，就不能解决令费尔巴哈困惑不已的历史难题，这正是《形态》中“生产”范畴提出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诸多学者（唐正东、隽鸿飞等）把从“实践”到“生产”看作马克思思想实现跃升和深化的原因所在。进一步来讲，《形态》所讲的“生产”是不同于唯心史观“精神生产”的“全面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即理论活动相对而言）是其根基，这也再次证明了“生产”的“技术实践”意蕴及其对“实践”范畴的依赖。

从话语特点上看，《提纲》关于“实践”的十一条论述是一种鲜明的“格言式”表达，这缘于《提纲》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是马克思对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观点的记录，还未展开详尽论证。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指出，格言式的叙述“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1页）。这里隐含着对黑格尔哲学话语的批判：黑格尔的格言式话语以制造体系为目的，最终脱离了现实生活而成为高高在上的“精神原则”“自我意识”和概念的“自我规定”。马克思在这里提醒人们，要警惕哲学话语抽象化。格言式话语作为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与概括，是最集中、最凝练、最深刻的思想表达，是不可缺少的话语形式，但必须始终立于生活之基、关照现实生活世界，否则就会陷于空洞而成为无意义的自言自语。与黑格尔任意制造体系不同，马克思的格言式话语始终是“实践”的原理、“行动”的纲领，是思想与生活的水乳交融；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话语不是在纯粹哲学思辨中产生的，而是在“劳动”“物质生产”等概念基础上、借助对现代技术实践的考察分析形成的，是“具有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基础的现代实践”（张一兵，第329页）。这种“格言式”表达由于借助现实生产而具有了实质性内涵和提供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价值。

对“实践”与“生产”话语生成的深层逻辑揭示，可以用来解释一种理论现象：曾经在《手稿》中萌发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为何在唯物史观确立时期不但没有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反而变得不明显了。这是因为，与《手稿》中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逻辑话语并存但各自独立的言说叙事不同，这一时期，由于格言式话语与现实生产结合，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逻辑话语不再各自言说，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实现了“对话”。这样的“对话”在《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一直延续着。在《贫困》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话语分析蒲鲁东唯心史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宣言》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高度概括了唯物史观，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可见，《贫困》和《宣言》中经济学与哲学双重逻辑话语的“对话”，为人类解放的必然性提供了深层逻辑，也为“两个必然”结论的提出奠定了唯物史观根基和科学话语基础。与此同时，以结论性话语呈现的人之解放规律，有待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详细考察来进一步证明和揭示，这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

三、切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推动唯物史观深化

《资本论》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是对唯物史观的证明、运用、深化与发展。这一深化与发展有赖于马克思走向现实历史的深处，即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内部的切近。或者说，只有把历史置于现代技术实践即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发展中加以探讨，才能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动力及内在机制，才能深刻证明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仅靠资本逻辑难以引发工场内部的生产方式革命。因此，只有理解和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及其科学化形态，以及技术与资本共同作用引发生产方式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机制，才能真正把握资本、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才能深化《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并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获得更多发现。”（潘恩荣，第103页）

工业生产“是现代问题的缩影和典范”（姚远，第26页），《资本论》对19世纪工业史的详细考察、对工人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对工厂制度的尖锐批判，以及对工业生产规律的深刻揭示，使其可以被“当作一本工业民族志来阅读”（黄志辉，第34页）。其实，早在《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使用“工业”一词，但彼时，“工业”是以“劳动”的现实形态或自然科学的应用方式进入马克思视野的，马克思对“工业”的认识还是笼统的，尚未对其丰富内涵和内在机理展开分析。在《贫困》与《宣言》中，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历史考察，概述了工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政治与文化后果，但这种考察依然处于宏观层面，“工业”的内涵仍然不明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考察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互动与逻辑共契，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进行了深入分析，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历史，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造成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由此深刻揭示了工业生产的本质内涵、价值系统、历史逻辑、发展动因。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是人类技术实践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商品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元素和现代社会的细胞，工业在与商业的结盟中借助技术提高商品生产效率；机器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工业的技术核心与内在本质。资本主义大工业以资本为原动力，资本与机器的融合互动促成了以理性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矛盾困境，而人类走向新文明形态的条件亦在此过程中生成。由此可见，《资本论》中以机器为核心、以商业为同盟、以资本为根源、以理性为表现的工业生产已经成为编织现代社会网络的枢纽和生产现代价值系统的基点，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从微观视角考察并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范畴。

借助“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话语，《资本论》进一步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创新发展，推动唯物史观精确化、系统化、科学化。《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是极为丰富的，其中之一就是丰富和深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就生产力而言，在写作于1845年年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对李斯特的“生产力”学说的批判已经隐含了其对生产力范畴的初步理解，即生产力是人通过生产而形成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8页）；在《形态》中，马克思探讨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并未对生产力的内涵作出更多阐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通过对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内在机制及历史演变的考察，详细揭示了生产力的内涵与价值。他明确区分了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生产力的经济意义与文化意义，分析了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影响生产力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讨了科学技术如何通过应用于大工业生产中而提高生产力，基于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考察提出了“社会（总体）生产力”概念，使生产力范畴得到系统科学的表达。就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蒲鲁东“平等的占有”观念时所讲的“人同人的社会关系”已经接近“生产关系”概念；在《形态》中，马克思以“交往关系”来指代“生产关系”；在《贫困》中，他把生产关系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页），但并未对其作出具体说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工业生产出发理解生产关系，指出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94页）。基于工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身，马克思又“系统地探讨了狭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和广义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从而完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系”（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第155页）。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在《形态》中已经提出，并在《宣言》中运用这一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技术实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机理，使这一规律得到了充分、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关键，它必然引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特别是随着大规模的机械工厂的建立，“不断地改进机器就成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51页）。这种改进加快了发达社会分工的形成，强化了竞争，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增殖的能力，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3页）一旦机器被应用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这些机器就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并通过与工厂制度联合实现对工人的剥削与操控。资本家越是扩大生产规模，工业技术体系越是发达，工人的社会结合规模就越大，而分工和专业的固定化就越强。这一矛盾及其所派生的其他矛盾的演变和激化，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可以说，正是借助“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话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及未来走向，充分证明了《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论断，使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得到科学检验。

从话语特点上看，《资本论》的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话语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资本论》的经济学话语显而易见：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剖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建立起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和话语体系。相比之下，《资本论》的哲学话语似乎不够明显。这是因为，随着《形态》中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已经扫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辨哲学的话语障碍，可以在不需要进行大量理论批判和前提阐释的情况下专心解剖市民社会的“现实问题”。但实际上，哲学话语在《资本论》中依然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资本论》具有生存论意义。经济学研究并非目的本身，从商品、货币、资本等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透过对经济现象的考察反思人的生存境遇，才是马克思研究经济现象、探索经济规律的真正目的。这就必然借助哲学范式与哲学话语。其次，《资本论》具有方法论意义。辩证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具体与抽象统一的方法等，在为阐释经济规律、解决人的问题以及丰富发展唯物史观奠定方法论根基的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最后，《资本论》具有本体论意义。表面上看，《资本论》研究的是物，是经济现象，实则探究的是现象背后的深层本质与内在机理。从商品到商品拜物教，从货币到货币异化，从资本到资本逻辑，从技术到技术理性，对它们的深刻揭示无一不是建基于对经济现象的哲学追问，难怪马克思由衷慨叹，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页）。

由此可见，《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话语依然存在，且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实现了逻辑“互构”：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分析提供事实和材料支撑，在此基础上创立经济学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和话语体系，经济学话语为“哲学”的结论提供证明，为唯物史观的深化发展奠定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哲学的宏观视野始终观照于经济学分析之上，哲学话语“浸润”式、“播撒”式的存在（看似无意却有意），使经济学的分析始终离不开唯物史观的价值引领与方向指引，人的解放的目标始终如一、岿然不动。这种“互构”是一种“嵌入式”的关系，既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又相互支撑、互相成就，交织融合、共生共契。甚或说，《资本论》中的哲学话语与经济学话语已经融为一体，这使得唯物史观不再是纯粹哲学的或纯粹经济学的，而是自成话语体系，意即指向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生成的哲学话语与分析当下社会微观机制和机理的经济学话语的融汇贯通，使唯物史观成为兼具“总体性”与“具体性”双重形态的独特话语体系。

四、话语转换内蕴唯物史观生成的三重逻辑

建立在技术实践考察基础上的话语转换，内蕴着唯物史观生成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深刻把握并揭示唯物史观生成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在进一步认清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理解和解决关于“历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对旧历史观的批判是唯物史观生成的理论逻辑

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较晚的产物，到18世纪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哲学，唯心史观则始终是笼罩在人类历史天空中的乌云。马克思批判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唯心史观的典型代表，而他们停留在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技术实践的忽视或否定。黑格尔以观念取代现实，把历史视为绝对精神外化和展开的历史，而不是技术实践推动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历史。费尔巴哈对历史的认识如同其对人的认识，他诉诸直观的“感性确定性”，把历史看成“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是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状态，看不到工业和商业等技术实践推动下历史的变化发展。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心史观本质上是“反历史”或“非历史”的观点，是“逻辑在先”而非“历史在先”的抽象话语，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历史本身的价值。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形成了新的历史理解范式，即唯物史观范式。“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哲学不同，马克思眼中的历史不是精神的、观念的、范畴的历史，亦非直观的、抽象的、凝固的历史，而是具体的、丰富的、动态的现实历史。所谓“现实历史”，即“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历史，而技术实践就是现代人从事的最基础、最重要、最关涉人之生存发展的“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根基。自《手稿》开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实践、生产、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依次考察及话语转换，逐渐认识到，工业和商业就是人类技术实践具体而生动的当下形态，不考察现实的工业和商业，就无法认清历史，更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正是《资本论》中系统考察工业（商业）的原因所在，亦即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的逻辑进路。依循这一进路，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内在矛盾的具体考察验证了这一规律，使唯物史观最终成为一种科学话语。

唯物史观的发现和生成离不开方法论的创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一般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资本论》特有的研究方法，其实不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需要“以大历史观观之”。尽管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了这一方法，但他对这一方法的运用早已开始并贯穿其研究的整个过程。从“劳动”到“实践”与“生产”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话语转换，就是马克思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发现唯物史观的证明，这其中隐含着他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进路。例如，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看到，黑格尔虽然运用否定性的辩证法发现了“劳动的本质”，但没有直接去考察现实历史活动的内在机理，而是停留在抽象阶段，把辩证法概念化、教条化，因此“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同上，第201页），而不能揭示出“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同上），也就不能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预见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认识论根源，即把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当作感性存在物的来源和基础，这使他无法认识到历史的真正发源地问题；在《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抽象方法的实质，“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9页）。可是，“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同上，第603-604页）要对社会有机体作出科学说明，就必须借助另外一种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只采用第一种方法，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他采用的是从未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使用过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史观也是采用第一种方法，因此只能停留在抽象阶段，把历史看成绝对精神不断跃迁的过程或抽象概念逻辑推演的过程，由此所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逐步走向并深入资本主义技术实践，其所运用的必然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的各种关系进行详细考察，将历史的多样性、不同阶段的特殊规定性、现实生产生活要素的丰富性考虑进来，以历史本来的面貌加以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多方面，多层级矛盾的整体性把握”（赵义良，第69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使马克思最终完成了唯物史观话语体系的创立。

（二）永立现实生活之基是唯物史观生成的实践逻辑

现实生活是话语产生、转换与创新的源头活水，技术实践则是现实生活形成发展的感性根基。唯物史观的产生，改变了西方哲学史上话语创新永远囿于理论话语、无法摆脱抽象思辨的局面，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话语的一种根本性颠覆，亦是对唯心史观的彻底变革与超越。归结起来，马克思对唯心史观的超越就是实践话语对理论话语、生活话语对意识话语的超越。从“劳动”到“实践”与“生产”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转换过程，就是马克思实践话语和生活话语不断形成的过程，是唯物史观自身发展所提出的实践要求。

唯心史观遵循“逻辑在先”而非“生活在先”的原则，脱离现实生活之基，停留在意识领域，妄图通过理论批判解决本应属于现实生活的问题、寻找现实历史的答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无解”——既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正确解释世界。唯物史观是对唯心史观“逻辑在先”话语方式的消解与超越。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是不同于传统思辨哲学的新话语体系。唯物史观话语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哲学回归现实生活的过程，意味着哲学越来越生活化，越来越从天国回到人间，越来越进入“前理论”的文化世界，越来越深入市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内在机制，越来越接近人类生存的真相。这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哲学到经济学、从非日常生活到日常生活的不断转换的过程，是马克思不断深入现实生活世界、从生活中提炼概念以代替“关于意识的空话”、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进而改变现实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现实表现是对技术实践考察的日益切近，即从人的类本质活动到感性对象性活动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再到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商业）的考察对象转换，其理论呈现就是从“劳动”到“实践”与“生产”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话语转换。可以说，劳动、实践、生产、工业等本身就是现实生产和生活的范畴。德国哲学脱离现实生活之基，无法捕捉到这些重要范畴，因而只能停留在意识领域；马克思永立现实生活之基，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必然会发现和诉诸这些现实生活的范畴。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的“论证是根据社会事实的，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出自哲学领域”（熊彼特，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