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高考，和持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有何异同？

书单撰写  |  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

1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作者:  [日] 宫崎市定

译者:  韩昇 / 刘建英

版本: 中华书局 2008年4月

此书为日本著名京都学派史学家宫崎市定的著作，着重分析了科举兴起之前中国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在隋文帝（541年－604年）时期奠定下来的雏形，到了唐代则正式成型。在隋朝之前，选拔官员则普遍使用三国时期定下的“九品中正制”，朝廷设置“中正官”，掌管和负责某一地区的官员选拔，主要依据三个标准，即被选拔者的家庭出身、背景、个人的才能和品行等。

宫崎市定认为，这种选举方法让中国出现了贵族政治。这些当上官员的世家子弟为了能够让后辈可以继续做官，保证自己的家族不至于衰败，就与其他的贵族人家进行联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贵族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反抗皇帝的命令，与王权分庭抗礼。北魏、北周等政权的皇帝都想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但无奈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不断，根本无法进行根本改革。

到了隋朝，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为变革选官制度提供了稳定的土壤。隋文帝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为了将权力集于一身，决定地方官的任命全都要由中央派遣任用，这样就打通了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联系，动摇了贵族制度生存的基础。虽然过于激进的地方制度致使隋朝的统治基础受到破坏，成为其灭亡的原因之一，但是，隋朝皇帝让权力收归中央、打击贵族，从而在全国实行官僚制的决心被它后面的王朝——唐朝所继承，并得以继续强化，最终产生了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2

 《中国考试制度史》

作者:  邓嗣禹

版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12月

现在我们对于科举制度的印象，多半来自于八股文。很多人认为，科举考试就是考八股文。但是，《中国考试制度史》在条分缕析地梳理各个朝代考试制度的变化时，用翔实的资料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比如这本书写了唐代时候的科举，其考试科目之多，要远甚于现在的高考。唐代科举考试不仅要考儒家典籍、四书五经，还要考当时的法律、数学，口试也是重要的考试项目。如果你的口才不好，则不能进行断案，更没有办法向老百姓进行教化，那么肯定是当不了官的。

宋代科举则进行了一些改革，改革家王安石看到唐代的考试里面还有帖经墨义，类似于现在的填空题和死记硬背的简答题，他认为考这些内容对治理国家没什么大的作用，因此主政废除，改考“策论”。所谓策论，是考生要对天下大事献计献策，发表议论。这种策论往往具有时效性，宋代皇帝就曾出过好几次考题，让考生们表述应该如何与北方少数民族辽进行对抗。可见，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一直都是在努力贴合实际，激发人们的创新性，主动让考生参与到实际的国家治理问题上来。

此外，这本书里还写了当时中国科举制对英国文官制度的影响。清朝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但他们也对统治者如何统治如此庞大的国家产生好奇。当时一位名叫泰勒的员工给伦敦发了一封信，建议英国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当时的英国，虽然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发展，海外殖民地也越来越多，但英国本土的官员却异常腐败，办事能力也十分底下。1854年，英国政府开始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调查，努力吸收科举中保持公平的手段，并最终于1870年确定了英国选拔文官的制度。——有人说，科举制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第五大发明，此话一点也不假。

3

《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作者: Benjamin A·Elman

版本: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年3月

这本书迄今为止还没有中文版，但它是研究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演变最为重要和全面的著作。作者艾尔曼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长年研究清代思想史和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

这部卷帙浩繁、长达八百多页的著作，使用了很多前辈学者未曾注意的明清科举考试试卷，从当时考生们的作答内容来分析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和考生思想观念的变化。

书中最为引人注意的内容是他对明清科举评价的翻案。艾尔曼首先分析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缘起，尤其注意到八股文在明代初期产生的历史背景。艾尔曼通过研究发现，明代以八股文作为考试写作的标准，并不像以前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恰恰相反，八股文的兴起是整个中国科举考试的自然发展。

在艾尔曼看来，八股文在思维训练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一次访谈中，还将其与美国的作文写作做了对比。他认为，美国作文考试同八股文考试一样，也是要使用以往的材料和既有的命题，学生们也要根据很多之前的作文内容去揣测未来会考什么。所以，“美国考试制度和科举制度在这点没有什么两样”。或许，我们太关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批判，而忽略了八股文考试里面积极的一面。而且艾尔曼通过研究认为，在科举考试里面，“策论”（即对时政发表的看法）才是考察的重心。因此，并不能说科举或者八股文是扼杀人才的刽子手。

4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作者:  关晓红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3月

前面几本书主要叙述了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军事方面落后于世界，形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人们自然会认为，科举制度是导致中国人才缺失的重要原因。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关晓红这本书则通过材料说明，并不是因为科举制度扼杀人才造成中国的落后，而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涌入中国之后，科举考试体系无法为国家与社会提供多样化人才而导致崩溃的。

科举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了清朝末年，的确已经腐朽不堪。吏治腐败让考试逐渐无公平可言，徇私舞弊的现象非常常见，而且清朝末年花钱买官现象严重，冲击了科举考试这种正规选拔人才的体系。此外，晚清时期，因为要培养科技、医学、化学、工业、法律、外语等多样化的人才，涌现了很多新式学堂，这些新式学堂与科举的教育体系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竞争。随着戊戌变法以及日俄战争等耻辱的战败阴影，人们开始倾心新式学堂，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1905年，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国家彻底失去了统一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伴随而来的则是千年来，以科举为中心的道德教化功能的丧失。在科举时代，士子们通过考试做官，其目的是要对所管辖的区域进行道德教化，科举考试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项办事人员”。但是科举废除之后，道德教化一直处在缺位的状态，人人都学科学技术或者做实业经商，进一步加剧了道德失范，这或许也是民国时期，官员腐败横行，商人疯狂牟利不顾穷人死活的重要原因。

关晓红从另一个层面，为我们展示了科举的急速废除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可惜，她的研究焦点只局限在了清末时期，没有探讨民国年间中国教育和考试所存在的问题。

5

《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

作者: 刘海峰

版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

刘海峰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几十年来一直关心科举制度与当下的高考改革，并通过研究科举制度的利与弊为高考的改革寻找突破口。早在十几年前，他就以理性捍卫高考，批驳那些提倡取消或者废除高考制度的专家学者。在刘海峰看来，科举考试与高考制度非常相像，两者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都体现着公平与正义。其次，科举和高考都是由国家、政府来举办，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

但是，科举制度和高考一样，在历史的发展中都遇到了问题。 比如高考和科举一样，只看一次的考试成绩，不看平时的表现；高考和科举都是竞争性考试，这必然会给学生们和古代的士子们造成巨大的压力，加重他们学习读书的沉重负担，扼杀了他们孩提时代娱乐的天性。面对这些问题，刘海峰提出，未来高考可以进行两次模拟考试，第一次由国家统一命题，第二次则可以根据每个大学自身的情况，对第一次考试达到分数线的学生进行面试。这样，既保证了公平，也发挥了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

刘海峰还通过研究科举考试，提供了高考中如何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现在，虽然高考实现了程序上的公平，但是因为各省直辖市录取分数的不同，往往有些省份因为人口多，录取分数则变得非常高，而一些发达城市则录取分数特别的低。刘海峰发现，古代科举考试时期同样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北宋时期，因为南方富庶，教育资源多，科举考试往往榜上有名的多是南方人。北方历经战乱，百姓生活异常困苦，能够考中的人少之又少。针对这一问题，史学家司马光提出要按照各个地区的人口比例进行录取，而文学家欧阳修则针锋相对，认为要唯才是举，不能让有才华的人落榜。

刘海峰从这段争论中，看到当下高考改革中应该改革的症结所在，即要在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未来的改革应该思考如何保证落后地区的考生的公平问题。正如刘海峰在书中所说：“高考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现实，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只有如此，我们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才不会脱离实际，才具有可行性。”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高考时期梳理科举考试历史的目的所在。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宋晨希；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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