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美前防长马蒂斯｜纵深防御：为什么美国国防前所未有地需要盟友
作者：科里·舍克(Kori Schake) 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
吉姆·埃利斯(Jim Ellis) 乔·费尔特(Joe Felter)
译者：朱越江南
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混乱加剧、战略竞争激化、美国军事相对优势弱化的国际局势下，构建纵深防御体系成为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时任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的科里·舍克(Kori Schake)、就职于美国国防部的胡佛研究员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就职于美国战略司令部的胡佛研究员吉姆·埃利斯(Jim Ellis)、胡佛研究员乔·费尔特(Joe Felter)于2020年11月23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写《纵深防御：为什么美国国防前所未有地依靠盟友》(Defense In Defense: Why U.S. Security Depends on Alliances—Now More Then Ever)一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本质是“美国孤立”，认为美国不能单打独斗，而应通过强化民用工具和恢复牢固的联盟网络来支持美国的军事力量，并在应对疫情、气候变化和核安全等利益重叠的领域争取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图为本文作者科里·舍克(Kori Schake)
对于美国和美国利益而言，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安全。甚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2017年的《国防战略》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加剧的全球混乱，长期的战略竞争，迅速扩散的技术以及正在被侵蚀的美国军事优势。保护美国需要深度防御的策略，即识别和处理突发的全球性问题，而不是坐等威胁到达美国海岸。
要实现纵深防御，仅仅加强军事力量甚或更为迫切的外交以及其他国内因素都是远远不够的。增强国家安全必须从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开始，即美国不能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或自己的利益。国际参与使美国可以看到威胁的不断聚集并采取行动，而不必等到它们达至将付出更大代价和承受更多危险去解决的程度。尤其是战胜新兴威胁时，要优先将视野放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以便能够对意料之外的事态发展进行及时预警与迅速反应。
与美国军方一样，美国的主要对手受到其同盟网络的约束比受到其军事力量的约束更大。但是，持续未能充分投资于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及无法与他们合作以塑造国际环境，则有可能破坏该网络，使一个长期发展的花园变得杂草丛生。更糟糕的是，这可能导致其他竞争网络的出现，预示着美国被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由于它根本不存在，因此也无法影响结果。
今天的美国正在破坏明显有利于其利益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并对稳固的联盟和国际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提供至关重要的战略纵深展露出基本的无知。实际上，“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孤立”。这损害了美国在问题到达美国领土之前将其解决的能力，因此加剧了紧急威胁带来的危险。
现任政府做法的拥护者似乎认为，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的意愿并按其条款进行合作。但这只是妄想。主权国家总有选择：与侵略者妥协、采取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在美国需要时选择不提供援助，或就排除美国的活动相互合作，否则就会激起对手的勇气，并鼓励试探美国承诺的强度。
美国甚至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保的能力。从根本上讲，它需要帮助来维持其生活方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维持互助与繁荣的国际秩序，是确保这种帮助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但这意味着禁受住诱惑，不去以牺牲具有共同目标的国家为代价来最大化美国利益，而是利用影响力激励扩大与美国为共同目标而合作的国家集团。
这些联盟关系还需要一种前瞻性的策略，即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派驻美国外交官和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的承诺能够兑现。这和它所确保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抵御威胁的堡垒、减震器和预警系统，来为在危险来临时进行应对提供时间和空间。撤出我们今天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没完没了”甚至“永久性”的战争，就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总统当选人拜登所做的那样，而不是支持友好政府对其本国领土奋力施加控制，否则就大错特错了。扶持这些政府以应对美国人所面临的威胁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项工作无法急于求成，但是是对增强安全性和巩固关系的一项投资，并且比美国无限期地独自应对威胁更为可取。
盟国还补充了美国的军事实力。《2017年国防战略》是建立在国防支出实际每年增长3％至5％的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尚未从政治现实中得到证实，但重新关注伙伴关系（即以团队运动的方式保障安全）可以减少对美军的需求。这需要大量投资来帮助建立有能力和意愿的同盟，来协商并共同制定遏制对手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并维持可以满足美国国防需求并帮助满足其最重要盟友的工业基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投资将稳赚不赔，因为它使盟国能够分担更多的负担。
国防资源不能替代构成国家安全的许多非军事因素：国务院的外交官、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的贸易谈判代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国际仲裁法院的律师，进出口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发展专家以及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技术人员。
投资上述工具有很充分的理由。军事人员偏离其基本职能时，其能力和合法性都将降低。国防部可以通过在后勤、生物危害化学品的处理或紧急承包等领域提供援助，来支持国外的外交官和国内的民政当局，但国防部应继续保持支持而不是被支持，并且应积极地避免像去年6月与特朗普的拉斐特广场事件一样被政治化。通过从非军事来源提供更加多样化和有效的贡献来平衡美国的安全组合将自然地减少军事人员的声望，而不会削弱美国的国防。这也将防止过度依赖军队侵蚀美国的公民治理传统和自由社会优势。
但是，在维护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网络时，也有必要对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法进行这种重新平衡。将美国国家安全军事化会削弱美国模式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更容易支持美国的政策。它还造成盟国之间不健康的劳动分工，美国承担了与成果不成比例的军事风险，而盟友的贡献则集中在发展援助或治理上。
图为本文作者詹姆斯·埃利斯(James Ellis)
美国今天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中国，这是唯一有可能破坏美国生活方式的挑战者。但是，美国的目标不仅应该是遏制大国战争，而且应该在促进共同利益方面寻求大国和平与合作。为此，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尤其重要。
要切实地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前瞻性军事战略，就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改变和改进：更有效的核威慑，更强收起的太空和网络空间能力，显著改善的规划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及从不那么重要的事务转移资源的新意愿。由于中国正在利用不对称战略和技术创新，因此美国还需要一种综合方法来恢复其本应具备且通常已经具备的比较优势。自冷战以来，竞争的性质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的技术统治斗争发生在在秘密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由政府资助的细分领域中，但是今天，应用于军事的最先进技术正在主要由消费者需求而非政府指令驱动的商业领域得到极大发展。此类技术必须迅速集成到武器系统和其他防御平台中，以赋能新的作战概念和理论。
以下行动无疑势在必行：与亚洲尤其是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维持稳固的盟友关系，强化与对维护区域区域自由开放有着共同兴趣的印度、印尼和越南的伙伴关系，并更充分地参与并努力改进国际组织，以使中国不能操纵它们对美国不利。在加强和丰富关键供应链以及减少国家在关键商品和材料（尤其是稀土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性方面，这种伙伴关系也很重要，这次疫情以令人震惊的方式突显了这一点。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不应敦促各国在这两个大国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合作要么对抗”的做法有利于中国，因为美国盟国和合作伙伴的经济繁荣取决于与北京的牢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与其将各国视为大国竞争中的棋子，不如强调共同的行为准则，并鼓励各国公开发布其对于国家主权及其追求的伙伴关系类型的愿景。这也将扩大合作空间，使所有支持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国家都可以携手合作，以扩大共同利益。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系统上进行合作是困难但必要的，在应对疫情、气候变化和核安全等利益重叠的领域，应该有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